钱穆一生尊孔，认为孔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有最高领导地位的人”。这个评价很高，但是思想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孔子也不例外。
孔子的思想是承接春秋思想而来。比如之前我们提到的子产和叔孙豹的思想。比如对待生死的态度。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反问，清晰说明，他把生放在死之前，明白人生问题才能明白人死问题，先奉事人后奉事鬼。
钱穆认为，从对待生死的态度，就使得孔子不能成为教主，中国思想史永远不可能走上宗教的道路。因为几乎一切宗教，“都把奉事鬼神高举在奉事人生之上”。（页8）
孔子思想偏重实际人生，那么，他的人生的理想是什么样子呢？
总结说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你好好对待别人，但是并不感觉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德，而且别人接受你的好意还不觉得过意不去，而是心安理得。或者说，就是希望人与人相处不能自私，不要有功利心。其实就是要有爱人之心，也就是孔子常讲的“仁”。“仁”是什么？是爱人，是人心（孟子），是人心的本质。（页10）
“仁”的根本是什么呢？是孝。“孝”显然是对子女而言，与之对应便是“慈”，是对父母而言。可是儒家似乎讲孝多，讲慈少，为什么呢？钱穆认为，孔门讲道，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讲，而是为人人讲，为“全世界人类古今之全体量”而讲。那么，讲孝，人人有份，因为每个人都是父母所生，孝都有落实的对象。可是，慈就不一定了，因为有不做父母、没有子女的人。另外，从时间上讲，“讲孝，尽了人生之全时期。父母死了，孝心还可存在。讲慈，则最多只占人生之半节。”（页11）
由此，孔子还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西方思想史上所有宗教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打通过去、现世和未来，如何打通人生论和宇宙论的问题。
钱穆说：“死生之际，便是天人之际。生属于人生界，死则属于宇宙界。父母死亡，子女孝心依然存在，常纪念到他的父母，如是则从现世人生过渡通接到过去的人生。只要子女孝心常在，自然感觉到父母生前的一片孝心，也是依然常在，而且会永远继续常在，如是则从过去人生通过现世，而直达到未来的人生。如是则人生界已渗透进宇宙界而融为一体。”（页11）
孔子认为，“仁”是人类性情的自然流露，人人都能做到，可是为何有人“不仁”呢？这是因为人们有利害算计，利害算计，是受外部复杂环境影响的结果。孔子不太在意利害算计，毕竟外部环境都是不可预测的偶然，难以预测，不如回到内心，看重自己能把握的。这个外部的条件、限制也就是宇宙界，孔子称之为“命”。孔子是赞成“命”的。“命”限制了人外部的种种可能，于是留下了唯一的可能，就是“仁”。内心有了“仁”，外部就束缚不了你了。“孔子把‘命’字来阐释宇宙界，把‘仁’来安定人生界。尽在不可知之宇宙界，来建立必然而可能之人生理想。”（页13）
钱穆对孔子的这一态度很欣赏，认为：有大智慧的人，认清了宇宙不能过分执着的“命”，自然会感受到人生内在有定准而可能的“仁”，这是人类理想中最有利的行为方式了。（参页13）
相反，不知“命”，就会怨天尤人。知“命”了，自然会不怨天，不尤人。“仁”是人可以自己把握的，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天”。钱穆说，孔子“与命与仁”的主张，在这里就“一以贯之”了，贯通了，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天乎。”（页14）
综上可知，孔子的人生理想是“求仁之学”和“知命之学”的配合统一。
“仁”是内在的情意态度，表达为外面的实际人生而且还能“恰到好处”，那就是“礼”。
在知识上，必须“知命”才能求仁。在行为上，必须“复礼”才能为仁。“礼”是人生相处的种种节限。“礼”在“仁”与“命”的交界处。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子教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明白是存在一条界限的，或者是原则底线，这是不能越过的，这条底线就是“礼”。（页17）由此可见，孔子认为人生只能有有节限的自由，也就是有限制的自由，比如孔子说“克己”“由己”，其实是自由，有限制的自由。钱穆说，“命”与“礼”是节限，“仁”是自由。人生在宇宙间的节限是“命”，个人在人生中的节限是“礼”，个人在人生与宇宙中的尽量的自由是“仁”。（页17）
孔子由“仁”说到“乐”和“智”。人在限制中努力获得自由，是一种“乐”。人能认识到这种限制，则是“智”。
孔子言仁必言孝，言礼必言葬与祭。葬与祭是怎么回事呢？钱穆说：“葬与祭是活人对死人的交道。活人对死人打交道，是绝对无功可图的。绝不图功利，才是人情之醇化，才见其为仁。中国古语说：‘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葬与祭是死生之际的交情，那才见其为真交情，才是绝不从功利起见之真交情。”所以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论语·为政》）；“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
和之前的子产、叔孙豹相比，孔子不再关注鬼神问题，而注重人内心的情感。不再考虑如何不朽的问题，而是注重“自尽我心，自竭我情”。“我只尽其在我，得其在我，有生必有死，死后是否能不朽，那是天与命的范围，在孔子也所不问了。”（页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