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股中国女性电影的春潮！
近日，随着“J.K.罗琳事件”的不断发酵，女性议题又一次以摧枯拉朽之势命中欧美社交网络的舆论中心。
在罗琳诉诸言论自由、坚持生理性别与网友大兴“政治正确”、高呼有性无别的博弈之间，可以一瞥，美国社会近年来的平权之路，似乎已走入峰回路转的新阶段，而作为社会意识的出口，美国电影也早已成为女性主义大放异彩的新舞台。
与此同时，远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电影人，也正在通过东方特有的形式与内涵，孕育出一部部扎根于中国女性生活与情感的新作品。
不同于大力书写“德性”与“母性”的经典女性电影，这些新作饱含着更加真实且现代的女性意识：
无论是《送我上青云》中卸下性羞耻追求自我的盛男，还是《春潮》里拥有着成熟独立思维的郭建波，抑或是《花椒之味》中摆脱男性依赖的夏如树，银幕中的女性，终于不用再通过“扮男人”来“演强大”了！
她们兼顾着女性之美与女性之重，正如这些影片背后的女性作者们一样，她们乘着时代的“好风”，用女性视角开掘生命之眼，为中国电影送来一股清冽有余的春潮之味。
女性主义电影之所以自成一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男性主导的影视行业中，男性视角已然成为创作生产时被默认的一定之规，女性形象的“俗套刻板化”也随之合理化。
在传统的非女性主义作品里，女性人物的设定大多是功能性的，无论是被置为“色情奇观”，还是被塑造成衬托男性强大能量的天生弱者，甚至仅仅是用于完成叙事的结构性元素，女性人物在电影的叙事空间里，往往“郁郁不得志”。
而在相当一部分“女性作品”中，对于这一现象的纠正却是偏颇的，甚至适得其反。我们往往容易将女性主义作品视作“讲女人故事”的作品，人物塑造上，似乎只要是光芒万丈的大女主，事业成功，风度翩翩，“女拳”之力就能拳拳到肉，威震四方。
但这样粗浅空洞地设计女性，不仅不会让观众真切地体会到女性人物身上生发于性别特质里的魅力，也会让公众忽视掉生活中女性们的真实困境。
女性意识是女性主义电影的题中之义，而女性意识的觉醒，离不开女性人物的独立人格。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仅仅通过外观与社会地位的加持来突出其强势，是远远不够的，人物的力量，最终要体现在其拥有的主体性上，完整独立的人格才是强大角色的本位。
在电影《春潮》中，郝蕾饰演的郭建波是一名具有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感的记者，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一个痛苦的女儿、一位与世界难以和解的理想主义者，她的所有身份汇聚成她坚硬的人格，折射出其所有行为动机。
如在影片中郭建波两次埋东西进花盆的小举动，埋进土壤而不是丢到地上，这其中流露出对生命浅浅的爱护，正是她藏在冰冷人格面具背后、仍然对世界报以希望的人格属性在隐隐发热的体现。
而在电影《送我上青云》中，姚晨饰演的盛男也是一名身处困境的记者。
两位导演不约而同地将女主角的职业身份设定为记者，从这个侧面上看，记者独立清醒的职业特质，巧妙暗合了两位女性角色的性格特点，“社会良心”的洞见力直指人物清晰的自我认知，记者群体作为女性意识产生的第一梯队，相当合理。
人格内核与其身份、行为一一对应，这样的角色才有灵魂，通过这样的人物展现的关怀，才有温度。
不同于在西方世界中女性议题已然发展出浓郁的政治色彩，我国社会中的女性话题往往基于道德与公理展开，见证着女性问题相关社会意识的发展轨迹。而女性主义产生自最先觉醒的知识分子阶层，它是一代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文化自觉的产物。
就我国电影产业的情况来看，女性题材的作品在近两年以前是十分匮乏的，正如姚晨在《送我上青云》公映后接受采访时所说，在当下的制片环境中，女性角色是非常单一的，除了消费青春容颜的少女，就是装载狗血剧情的婆媳。
尽管她觉得自己已经进入到一个女演员的最佳阶段，但却无用武之地，这也是为什么她鼓励且帮助青年导演滕丛丛完成《送我上青云》的原因。
而就在次年，在《春潮》中饰演纪明岚的台湾女演员金燕玲也在采访中直言，在港台，女性题材的影视项目非常少，女性（电影）工作者更少。就是在这种压迫下，随着社会意识在性别领域的逐渐解冻、新生代女性电影人的逐渐增多，女性主义电影也应运而生。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春潮》的导演杨荔钠，还是《送我上青云》的导演滕丛丛、《过春天》的导演白雪，香港电影《花椒之味》的导演麦曦茵、《金都》的导演黄绮琳，近年来我国女性主义电影的作者无一例外都是正当年的女导演，更不用提这些电影相关的女性编剧、演员、制片等众多女性工作者。
女电影人拍女性电影，似乎已是一种固定搭配。
虽然女性作者在这方面的创作有着天然的优势，但女性电影并不是女导演的专利特权，电影创作过程中体现出的性别意识，不由电影工作者的生理性别所决定。
纵观电影史，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多女性视角的优秀作品由男性导演创作：法国导演赖纳·法斯宾德的“女性三部曲”；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蓝》、《白》、《红》三部曲；英国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的《末路狂花》；加拿大导演贾森·雷特曼的《朱诺》、《塔利》。
一部部闪烁着女性光辉的经典名片，由背后视野开阔的男性电影大师坐镇完成，叫我们不禁反思，大陆乃至港台电影性别意识的缺失，是否太久了？
我国电影行业对女性议题的重视、在资源倾侧上的落实、以及观众群体对女性文化的探讨，是否也该进入峰回路转的新阶段了呢？
女性主义起源于欧洲20世纪初争取女性政治权利的社会运动，直至5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西蒙娜·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问世，女性主义拥有了理论武装，日渐壮大。女性主义理论抨击性别主义，反对男性权力中心论，自一开始就有着很强的批判性，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起初也因此带有一定的矫正与批判的倾向。
然而时至今日，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运用早已不局限于此。
女性电影固然有着为女性正名的作用，但它并不是一种类型电影，没有常规的套路或既定的题材，它仅作为一种视角和思维，在电影领域中，包容着更加宏大与复杂的命题。
电影《春潮》讲述了一个在吉林长春老楼区里，由祖孙三代女性组成的家庭中发生的故事。
影片对三个女性个体在复杂的关系中进行了丰富的刻画，母亲对女儿的怨怼、女儿对母亲的憎恨、外孙女在其间的调和，以及三者对彼此难以察觉的亲人之爱，在窄小的家庭空间里被充分展现。
但随着镜头在东北老工业区萧条的街道上推移、在一首首红歌与现代的灯火间流转，我们再面对郭建波的绝望与纪明岚的无奈时，看到的绝非两个特殊个体的个别矛盾。
作为居委会主任，纪明岚对身为记者的女儿有着这样的评价：“祖国养育了你，你就要听祖国的，总不能祖国养育了你，你又拿着祖国的钱骂祖国。”
姥姥是被集体主义影响的一代，我们将这段话中的“祖国”全部替换为“母亲”，就能发现，作为国家的人民群众和作为郭建波的母亲，纪明岚一直都是同一个人。
正如饰演姥姥的金燕玲所讲：“姥姥是一代人的化身，推开一扇门窗，可能每个家庭里都住着一样的姥姥。”家庭的问题源自代际的隔阂，而隔阂的产生正是时代更迭的后遗症。
我们在三个女性身上，看到的是三种不同的时代风貌，杨荔钠导演为我们呈现的，绝不是一份简单的家庭纠葛。
亦如影片《送我上青云》在对女性的性权力与性自由问题大加探讨的同时，也将社会中的阶级问题与道德压制一并审判；《花椒之味》在咀嚼家庭之痛，细品人情之味的同时，也通过来自重庆、香港、台湾的三位女主角的身份，表达出两岸三地大团聚的美好愿景。
而远观西方更多优秀的女性主义电影，对战争、人性、哲理、宗教等诸多宏大命题的处理，更是可以做到兼容并蓄、入木三分。女性主义绝不是某种固化的电影类型，而是电影艺术全新的维度。
杨荔钠曾在采访中表示，她想拍摄的女性题材太多了，她有这种使命感。
《春潮》在线上公映的成功，不仅对杨导来说是一件好事，它更是激励了更多优秀的电影从业者将目光投向女性题材，为更多女性电影的创作提供土壤。
如此一来，女性将不再是电影中“缺席的在场”，冷冽的春潮，也将在被男权冰封的大地上，向阳漫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