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醒了。
我在料峭的黑暗里醒来，这不是一个好兆头。我坐直身子，挣开因睡意而凝结得像是粘在一起的眼皮。我的瞳孔和我的睫毛，似乎能触碰到，包裹着整个房间的像是紧绷的果皮似的黑暗，并能感知到它厚实的密度。我的身子微微摇晃，仿佛是一根孤单的芦苇任妻子的鼾声吹动着。我掀开被子，床单上吸附着的热量瞬间奔到空气中游走。
妻子身子朝左睡着，习惯使她的左臂一直承担着睡眠的重量，而我尤其喜欢仰面朝天地保持与天花板平行的姿态，假装自己是一张洁白的稿纸，在梦中放牧自己然后恣意地飘落。她的头发在她的右脸颊上摊开，像是出山口的一面冲积扇。她那像是拉小提琴一样的打鼾方式在所有睡眠的大军里独树一帜，我的比喻完全没有赞扬，却很中肯，但我也没有因此而矫情地闹出什么抑郁症，病魔们对我的肉体似乎永远是拒之门外，像是人类对待一块爬满蛆虫的腐肉只会作呕。
我没有试图从梦的深渊叫醒她，即使她也许正像一颗苹果一样挂在梦中的某一面笔直的峭壁上，她也要比任何人都安全。而如果非要在我记忆的瓶子中倾倒出一个最安全的人来，我会认真的寻找那几近真空的容器中某个叫黑墨（化名）的人，只有此刻被锁在地下的他享受着我的朋友亲人中难以企及的安稳与静谧。
黑墨先生是一个四十余岁街道清洁工，即使是现在，我也没有足够的自信断言他是我敢于大方承认的朋友。他生前的一个女友在一次他外出工作的时候背叛了他，他像一只雏鸡一样蹲在家门口的台阶上，俯首面对着有无数细小孔空洞的水泥地面。在此之后他度过了暗淡而低沉的三年，三年后，他便称心地躺在了一辆汽车的下面，手上拿着一个像是被水泥染过的灰色塑料编织袋。
三年间，他几度自卑地敲开我家的门，收走房间里张扬着轻微的恶臭的垃圾袋。我曾邀请他进门，而有一次，他像剥橘子似的急于告诉我他那碎裂而又单调悲苦的遭遇。我将以他的经历作为基调，以我的描述谱曲。而这个类似于仿制品的转述如下。
一辆黄色面包车从路口拐向了太阳离开的方向，红得像是烙铁的太阳发出利箭似的光线，并巧妙地避开路旁的树叶射向我的眼睛。面包车虚无缥缈的影子行驶在被热浪蒸得晃动的路面上。拐向这边的有几个并行的女人，其中一个胸前怀抱着啼哭的孩子，像是抱着一只废弃在仓库里的长号。她们的脑袋几乎要像磁铁一样撞到一起，她们的嘴巴像是雏鹰起飞之前剧烈扑腾的翅膀，我看到她们装满演说家般激情的嗓音在空气中缠绕击打，却自始至终没有被横插在我们之间的鸣笛声盖过。她们走过我身边，送来不屑的眼神与一声音调上扬的呕声。那个抱着孩子的女人突然踮起了脚尖往前走，这令人疑惑的举动令她身边那些女人笑起来。
她们走了之后，我开始专心于工作。我转身走进一户人家房屋前的小路，小路软软的，走上去像是走在柔软的海面上。我敲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她头上别着一个粉白相间的蝴蝶结，像是一只蝴蝶长期寄住在她平坦的头顶。她疑惑地看着我，仿佛是看向人类身后琐碎如雨的历史。
我告诉她我是一名清洁工，问她家里有没有要处理掉的垃圾。她礼貌地让我站在门口等着，而她则跑回大概是客厅的方向。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提着两个颜色不同的装的像是两个孕妇似的满满的的袋子，她将袋子递到我手上，对我说了声谢谢。说完她用手碰了一下头顶安静睡觉的蝴蝶，动作迅速而果断，像是从没发生过一样地停留在我的怀疑与猜测中。我告别了她，帮她关上了门。
她家街道对面的是最后一家，结束之后我将追随着那些在时间中逃跑的车辆，将自己藏匿在时间的黑暗中。我第一次自信地敲开门，等了大概十秒钟，有一个肥胖的女人开了门。
女人有和我不相上下的岁数，仿佛是我们两个岁月的影子在照镜子。她体型肥大，甚至有刚才那些路上说笑的女人的几倍大。她那两个像是铅球一样的腮帮子认真地下垂着，圆圆的轮廓勾勒着顽固而骄傲的意思。
“有事吗？”她问我。她身上有一种烧焦的纸味，这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深深地种在她的皮肤下，流淌在她的血液里。
“清洁工。”我说，“请问您有垃圾要处理吗？”
“没有，你走吧。”她说。我刚要离开时，她又反悔了，“稍等一下。”说完她像所有喜欢积攒着垃圾的人类一样走回屋里，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有一袋只装了三分之二左右的垃圾。
“给你，你快走吧。”说完她的眼睛机械地上下打量着我，后来她又露出诡异的不怀好意的微笑。
我忽略了她脸上肌肉的扭动，接过袋子离开了。等我重新拐弯走上街道后，我模糊的余光被她肥胖的躯体牵拉着，中间像是有一个强韧的蜘蛛丝连接。女人在我的余光中站了许久，然后就关门进屋去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观察我，如果是为了更长时间地从心底里鄙夷我，那我应该表现出我已经克制的愤怒。但是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女人似的猜忌而去谴责一个女人。我离开了，提着手上的灰袋子像是提着满满的已经溃烂的羞耻心。
等我再一次见到这个女人时是五天之后了。五天里，我也曾怀着不安的心情敲开那扇门，只不过没人开门罢了。我实在是愚蠢至极，从她这不在的五天里我应该萌发一种简单的怀疑：我所见到的房子可能只是她暂住的某个窝点。不过这样说只会显得我像是个小人一样这么久了仍然怀恨在心。
五天后，我敲开了那扇米白色的因潮湿变得沉闷的木门。她开了门。她穿着一身宽松肥大的红色睡衣，这让我的怀疑变得恍恍惚惚，像是一根在木板上松动的铁钉一样不再牢固。她身上仍有烧焦的纸味，而且气味正在努力地往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钻，我有点头晕而且产生了去用牙齿撕咬某种东西的原始冲动。幻觉，我在心里安慰着自己。女人的脚下放着一个垃圾比上次还要少的垃圾袋，它慵懒而干瘪地坐在地上，像是一个跑气的气球不再勇猛骄傲。
“这次的有点少，”她说着从地上拎起袋子来，“给。”她伸出胳膊。我接过来时，她突然用中指在我的掌心迅速而熟练地滑了一下，我感觉到我的手背突然僵硬地几乎是要痉挛一般，我的恐惧从我的头顶溢出，沿着皮肤滑落，避开被迫直立的汗毛，一直到我坚硬得像是结冰似的手心手背上。
木门朝我跑过来，然后在我眼前定格在一瞬间里。在我眼前的是门上木讷的深凹的条条框框的装饰，我看到不锈钢的门把手上映出的我变形的模样，扭曲得像是一块摔在地上的湿泥巴。我不懂那根手指为什么错误地出现在我的掌心里，它本应该老实地蜷缩在它肥胖的姐妹中间。我除了因此受惊了一会，便没了太多的顾虑。我离开了女人的房前，继续收集着人们寄生虫般生活的垃圾。
不过那天晚上，令我恼羞成怒的是，胖女人小小的举动又开始像磁铁一样干扰并吸取我的意识，我躺在床上，枕着叠在一起的手掌发呆。我开始变得生气、恼怒，连我眼前昏暗的光线都开始扭动着像是波浪似的挑衅我，我揉揉眼睛，试图排除我眼花的可能，但是无济于事。我闭上了眼，黑暗因此变得更加实际并且触手可及，像是摆在床上的一个实体令我着迷。然后，一根圆滚滚的中指从黑暗背后划开一道裂痕，从中跑出了一个体型庞大的女人，她的头发紧紧的束在一起，仿佛要把她的脑袋重新拉回到无边的黑暗中。女人对我说，
“你应该钻到我的怀抱里，只有我看得起你，像你这么邋遢且贫穷的男人，每个女人都对你避而远之，她们视你为惹人厌的虫子，恨不得从二楼把垃圾给你扔出去而不用她们高贵的眼睛瞅你一眼。而你却看不出她们心底里的一丝丝不屑与高傲，对他们不抱丝毫恨意，把她们看作是给予你工作的光鲜亮丽的太阳，你真是太愚蠢了。醒醒吧，我，也只有我，才真正视你为一个完美而值得尊敬的男人。虽然我体型肥大，这不用你再告诉我，我的自知之明就像那满月一样明朗。从你看似平凡的脸上，我闻到了一股骇人的恐惧，这不是我无端的臆想或是从哪听来的风言风语，是我亲自闻到的，对，是我的鼻子察觉到的，你说这可不可笑。你布满灰泥的像是生了牛皮癣一样的脸，抑制了你本该昭告世人的光，你该先来到我的身边，让我帮你掂掇一下你真正的尚未喷涌的力量。来，来吧，别躲在黑暗里蹑手蹑脚得像个贼一样，也别在白天像一个女人那样故作含羞扭捏之态，你该进我的门来，像一个君主一样站在我的面前好让我仔细地瞻仰一下你的尊容，沐浴一下你骇人的力量。”
我拒绝了她。这是无由来的想象并且是可笑的。我张开双臂，竭力伸了个懒腰，钻进被子里就睡觉了。
过了好几天，我第三次站在那扇门前时，我发怵了，我的手在门后拖鞋踏地的摩擦声中疯狂地颤抖着，而且五指不一致地向不同的方向弯曲，挣得我本来深藏在肌肉中浅绿色的血管凸出并蠕动起来。她开了门，继续呈现一个肥胖的轮廓，她的外型像是那种只有在油画中才会出现的夸张而滑稽的女人。烧焦的纸味冲向我，并在我的皮肤上和鼻腔中像只野狼一样撕咬着。
“今天没有垃圾，”她对我说。我本以为我可以就此离开，没想到她随后又说道：“你可以进来坐一会。”
在我回答之前，她的嘴巴没有再打开，没有任何信息除了从她那双有点阴沉的眼睛之外的器官或是动作里泄露出来。我不知道该作何回答，这似乎是一个可怖的引线，我的肯定回答将会点燃我最担心的臆想。我尽力去延宕这令人难堪的时刻，问她，“这样不好吧？”
“来吧，我这里欢迎任何人。”她说。她的眉毛跟着她的声音在跳动。
“你看我这一身脏兮兮的破衣服，我不忍心弄脏您家。”
“我不会介意的。”说完她往门后走了两步，给我腾出前进的空间，狭窄但是足以容下我瘦削的身体。
我礼貌地而勉强地笑了一下，心想只是坐一会而已。于是我跨过门槛，像是跨过火堆那样谨慎。她的房子很小，在细小的门廊的尽头，就是一个十几平米左右的客厅：可怜的电视独自朝东，对面是一个披着褐色毛布的三人沙发，从表面深凹下去的像是海沟似的缝隙看出，时间在里面酿造了无数陈旧的划痕。电视和沙发中间夹着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小型圆木桌，上面摆放着一个白色马克杯。
她引我进到客厅，对我说不要客气，坐到沙发上是我的权利。我不该执拗，所以我顺从地走到沙发前坐下。她说她要去给我倒水。她走进我左边直对着的一个房间，里面被装饰成厨房的模样。从壶嘴倾泻出的清水降临一个玻璃杯，撞击杯面发出刺耳而连贯的音乐。我就坐在这音乐中，焦躁不安。
她把那杯水轻放在桌面上，和那个略显落寞的马克杯挨在一起，白色的热气妖娆地在杯口舞动着。然后她就坐到了我旁边，她宽大的屁股在沙发上像是发酵过的面团一样向四周流淌着、蔓延着，直至我的大腿旁，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在我还没来得及拉住我奔跑的紧张意识之前，她直奔主题地对我开口了。
“我最近在找一个陪我过日子的男人，我觉得你不错。”
这如同一把锋利的铁斧头狠狠地笔直地朝我木头般的意志砍下去，我被轻易地击倒了。我的上下嘴唇一齐打开，用囚犯才有的呆滞绝望的眼睛瞪着她。
“您一定是开玩笑的吧？”我说，“我只是一个清洁工而已啊。”
“我猜你就会用类似于这种瞧不起自我的理由来拒绝我，”她说“但是我从没有将这种问题当做一个捶不下去的硬钉子。我没有丈夫，孤家寡人，不知道你……”
“噢，我也没有。”
“那我可以放心地继续往下说了。”
她向我灌输着她钢铁般坚硬而难以摧残的理由，烧焦的纸味在她飞散乱舞的唾沫星子之间打转，她像个演说家，一个奇怪的演说家。桌子上的水不再冒着热气，我打断了她，问是否可以喝一口水，她同意了。
其实我并不渴，顺着我的喉咙流下的温水有足够的能力安抚我的神经，捋顺我的思绪。我也没有妻子，我只是一个每天在街道上像是稻草人一样孤单的清洁工,我习惯了尘土飞扬的早晨、中午和黄昏，我习惯了汽车的鸣笛像是耗子般在我耳朵里窜来窜去，我也习惯了无数门后那些和我一样平凡却自视高贵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像我这个年纪的正常男子，应该正在妻子的唾骂和孩子的哭声或笑声背后享受着天伦之乐，孤单对他们来说是毒药，而对我来说则像桌上的水一样触手可及。
我想，也许我不该让我的顾虑像是妇人的怀疑一样多，也许我只需用肯定的回答来摆脱并拥有此刻的胖女人就足够了。而且我果真这样冲动且愚蠢地做了。兴许也真的是冲昏了头脑，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在脑袋中一闪而过的欢愉竟让我堕下谎言的悬崖。
第二天我就带她去参观我的房子。我的房子在镇子最边缘的一条狭窄的河边，面对着平静而清香的河水，我的每次推门出现都显得那么不合时宜。我像一只懒散地趴在白玉上的蛆虫，碍眼甚至令我自己感到厌恶。在那些欢庆的节日里，除了一些和我一样脏兮兮的野猫和鸣笛声般刺耳的飞虫，没有人会光临我贫贱的笼子，人们在他们的烟花和持久不断的鞭炮声中手舞足蹈着，并且放弃了自我，因为他们傻傻地相信及时赶到的夜晚或是突如其来的睡梦会拯救他们。
我带女人沿着我每天按时经过的街道，走向我家。我们踩着盲人专用道路上像是疙瘩一样的均匀的条状突起，学着那些夫妻的样子大胆地交谈着。更准的说应该是，她不停地向我介绍她的情况（这些信息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像白雾一样飘散），我则是安静地倾听，任她细长的嗓音穿透我的耳朵，然后像一只手一样紧紧地抓住我的心脏。在我当时浅薄的意识里，她是一个拥有正常性格与身份的发胖的女子，她那咄咄逼人的体型与黎明般柔软的笑容使我不得不逼迫自己去相信，而且不要出现怀疑的念头。我们站在河岸上，踩下陷的湿软的泥土把我们的声音紧紧包裹着，鞋面上的水珠仿佛是从未来滴到了现在。她的头发被河面上游流过来的风拉扯到天空中，和我的目光粘在一起并且持续着，和时间一起漂荡。我的房子在这停滞的情境下显得弱小且孤独无助，像是一个在真空的瓶子中向我们求救的蚂蚱，我们背对着它，无动于衷。
打开那扇绿漆正在不停地剥落的木门，我们迈过门槛，进入到令我们窒息的黑暗中，空气中掺着一些苹果的甘甜和属于剩菜的特殊的腐味。墙上挂着我的一张旧照，照片上的我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半低着头张着嘴巴，正要去啃一个亮绿色的苹果，我的眼睛像两个手电筒一样直直地面对相机的方向。拍照的人是公园里一个戴着枣红色棉帽的年轻男子，在后来的某一天再次在公园里遇到他时，那张照片被塞到了我的手里，照片正面像是涂了胶水一样紧紧粘住了我的手，而背面却光滑的像是夜晚月下的湖面。我用我口袋里的零钱去附近商店买了个姜黄色的木质相框，将相片装到里面挂到了墙上。它是屋里最高的摆设，我那惊悚而冰冷的表情像月亮似的照射着无尽的黑暗。
她坐到凳子上，矮小的凳子被她浑圆的屁股完全遮挡着，像是一场突袭式的雪崩淹没了一棵纤细的树苗。她看到墙上的照片，问我是谁拍的，我告诉了她，但她似乎不再像发问时那样感兴趣。我将剩菜放到橱柜里，给她倒了一杯水。
“里面是你的卧室吗？”她问。
“是的。”我说。
“我可以看一下吗？”她问。她的笑容像是被支架撑起的藤蔓，在那青色的皮肤上挂着一朵玫瑰般鲜红的嘴唇。她的口红在我的眼中不自然地翻动着，深陷到腮里的两个嘴角对称而乖巧。
“当然，”我说，“来吧。”
我的卧室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小巧的书桌，睡床狭窄的宽度禁锢了我每晚的梦和幻想。床上浅蓝色的床单虽然陈旧但却干净整洁，像纸一样平坦，我那些奇怪的梦和含混不清的呓语被清晰写在上面。我们站在卧室门口，呆滞并且不发一言，结冰的时间停滞在房间里，阳光像是执法者无畏地伸进玻璃窗，宁静中
甚至有些香甜。
“虽然东西少，但是挺不错的。”她说。
“以我的收入，这是最好的房子了，”我说，“说来也奇怪，为什么你不去兆其他人呢，他们的房子至少会比我的好。”
“感觉吧，”她说，“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我说不清也道不明。”
“哦。”
“过段时间我可以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吗？”她问道，“我的房子马上就要卖出去了。”
“为什么要卖出去呢？”
“因为不想住了。”
“那你早来吧，随时欢迎。我可以再买一张床。”
她拉着我的手，坐到床上，僵硬的床板像是石头一样托着我们，她肉乎乎的掌心生长了一股滚烫的热量，它们把我干柴一样的手轻易地围拢着。沿着她厚实的皮肤下江川般愤怒地奔腾的血液，我似乎听到了她胸腔里的躁动与不安。在我们视线的交汇处，一只瘦削的蚂蚁围着一小块食物碎屑转来转去，仿佛带动了房间里凝滞的空气，形成一阵掺杂了欺骗与隐瞒的台风，并且吹乱了我的意识。
她突然在我的脑袋结冰似的发呆的时候，张开她粗大的手臂朝我扑过来。她的两条手臂像是一条惊悚的巨蟒一样坚固地捆绑着我，从我干瘪的肉体到突然颤抖的内心，都被困在她蛮力的殖民地。我拧过脖子，惊愕地盯着她，她的眼睛中不知被她灌进了多少虚假的无助于柔弱，它们用力地攥住了我的眼睛、鼻子和嘴巴，甚至每一根头发都开始变得紧张和不知所措。我不明白她要做什么，我矫情地奉劝自己不要多问，只管享受着这奴隶般发麻的爱。
她临走前，我把我的一把备用钥匙给了她，她再次像刚开始那样拥抱我，而且怀抱里满溢着虚伪的爱情。我送她到街道上，她那活像一只皮球似的体型在水泥路面上均匀地滚动着。后方稀薄的月亮像一块半透明的丝绸，映照着前方远处下沉的太阳抛出的同样氤氲的光芒。我转身回到屋里，像往常一样等待着沉重的黑暗压垮我的房间，挤满我的身体，等待着一个个未知的梦的到来。
在之后的一个月里，她一直住在我家。我用我微薄的收入添置了一张新的单人床，然后将它和旧床挨到一起。两张床对称地躺在房间里，却不对称地承受着我们身体的重量，不对称地托举着我们的一个个睡梦。
转折点发生在一个月后的某一天，当我从疲劳的空气推开那扇掉落着绿漆的木门，氧气突然像是逃难的马群一样奔跑进我的鼻腔中，我在一瞬间清醒，并且疑惑与浓烈的愤怒迅速地喷出我的毛孔。在我晃动着的视野内，只剩下一张吃饭的矮方桌，上面摆放着早晨冰凉的剩饭。房间里其他地方只有灰尘在光晕里昏睡地漂浮着，我的两张椅子、脸盆、厨房器具以及一切被我擦洗锃亮的玻璃容器都消失了。我疾步走进卧室，只剩下我那张陈旧而衰老的单人床。小课桌和刚买的新床也都不见了。直到我站在卧室里，病态地观望着四周，我才说服自己相信这场早就注定要发生的悲剧。
那个女人搬走了我所有值钱的东西，同时也搬走了我所有努力地按压在身体里的记忆。我的悔恨正像一场暴风雪一样蹂躏着我的意识和泪腺，我蹲在地上，哭声像是来自山林里的野兽的咆哮，甚至令我自己感到恐惧。空荡荡的两个房间里只有一道道橘红色的光线还能让我感到愉悦。四周墙壁上正在往外溢出绵柔的烧焦味，就像女人身上黏糊的汗液散发的臭味，我对这种气味的感觉由陌生、奇妙而变得排斥甚至痛恨和恶心，我巴不得女人身上每一个尚未被她那歹毒的手段堵塞的毛孔，都分泌出剧毒的毒液，然后在她全身的皮肤上蔓延直至淹没她结实的肉体，最终将她吞没分解。
我没有了我视如珍宝的几件家具，生活中的不方便像是飘散在空气中的一个桥段一样经典而令我感到熟悉。我手头上剩下的一点钱一直被我藏在床下的一个黑匣子中，我从来没有给女人看过，也得益于这出人意料的幸运与心思，我保护了我最后的一条生命。我躺在一直老老实实靠在墙边的旧床上，翻开记忆的旧书，浏览着女人僵硬的动作与样貌，稍微下陷的床铺吸收着我的浓郁的悲苦。这辈子该怎么过，我想着，然后我就像一条老狗一样不争气地睡了过去。
他的讲述到这里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讲下去了。我对他用作结尾的片段并不感兴趣，我观察着他脸上像是拉开的窗帘般褶皱的脸，上面用时间点缀着些许并不扎眼的黑斑。他身上的气味不好闻，但是我没有介意，妻子也没有，她给了我们足够的空间任由我倾听着我们面前这位男人的生活。
九个月后，男人就躺在了街道上，他的上方安静地停放着一辆黄色面包车，在由车身遮挡而形成的黑暗处，还有一个灰色的塑料编织袋，上面印满了暗红色的血迹。他的双腿张开突兀地露出在车身外的太阳之下，不和谐的阳光照耀这残忍的地面与惊呼声。人群像是蚂蚁和乌鸦一样围拢过来，并且聒噪不休，他们议论并猜测着这场事故的原因。他们都明白而且彼此清楚，每个人都认识躺在车下的人是谁，但是却没人为他哭泣。
面包车上没有任何人，司机已经逃之夭夭，且带走了所有证件和一切值钱的物件。警察推搡着人群挤进来，站到我的前方，他们用一根短粉笔在男人腿边画着扭扭曲曲的白线，像是在用另一个瘦小的世界保护男人。后来又来了一些洁白的医生，他们从车下抬走了男人。男人被拖出来时，他的脸被凝固的血液完全遮盖，没留一丝缝隙。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周围的人开始带着厌恶的呕声纷纷离开了。
后来不知是谁（警察、医生或是某个好心人）把他埋到了山里，当这些变质的消息传到我的耳朵里时，我几乎已经忘了他。但是除此之外，窗外被夕阳照射的街道依旧温暖明亮，走过的路人依旧高亢地说笑着，像是从没见过面一样。
完成于2018年1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