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造假之恶，在于它误导整个学术群体。其中罪大恶极者，甚至造成学术界失语。
一旦人们对知识创造的整个制度不再信任，将对社会造成不可修复的创伤。
2011年，欧洲媒体披露了欧洲社会心理学家Diederik Stapel的学术欺诈行为，一时震惊世界。报告显示，Stapel过去10年至少有55篇研究报告涉嫌欺诈罪，这其中涉及到10篇由他指导的博士论文。
一夜之间，Stapel就从受人尊敬的教授，一个学术明星，沦落为学术界数十年来最大的骗子。
-01- 哪些行为属于学术欺诈
究竟是哪些确凿证据，让这位学术明星牢牢的背上“学术骗子”的恶名？我读过几篇Stapel被撤销的论文，又读了《纽约时报》的那篇报道，认为给Stapel定罪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条：
1. 实验数据管理相当糟糕。
调查组首先发现Stapel收集实验数据的大学存档混乱，他的很多实验数据是他在2000年到2006年雇佣本科实习生收集的，这意味着他使用的是无效数据，以观察为主要依据的社会研究一般来说，5年是上限；其次，雇佣缺乏系统学术训练的本科生，数据可靠性受质疑。
2. Stapel无法复原他在实验中描述的条件。
自然科学实验必须能够由他人在实验室验证得出同样的结果，才能被证实。这一原则不大适用于社会科学。不过一般来说，社会观察为基础的研究要尽量回避极端环境，在相对平和的条件下作观察，这是为了避免在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时，有太复杂的外界因素干扰。
然而当 Stapel 在研究种族主义倾向与恶劣环境的关系时，正处于环卫工人罢工阶段。这就使得他的结论非常牵强：真的是因为“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种族主义倾向”吗？还是有其他解释。环卫工人罢工造成公共服务停滞，激怒了民众，让人们对非本族裔人士表现得激愤，或许这样的解释听上去更合理吧。
3. 故意对实验数据造假。
Stapel设计的好几项实验，最终都没有得出他预期的结果，但为了能发表这些研究，他几乎更改了全部数据。
-02- 学术不端透露真实的人性
《纽约时报》的记者花费近一年时间跟进调查，并采访到Stapel本人，终于在2013年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揭露本案。从透露的细节看，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
早在2009年，就有研究生向系里报告，怀疑他们的教授作假，但从未引起校方足够的重视。如果他曾经有机会收到警告，那肯定会有帮助。遗憾的是，即使这种警告存在过，它也过于微弱，就像一直加速的车子一路都没有红灯，一路向前开，等待它的结果只有爆炸。
Stapel的地位就像是个盾牌，保护他免受同行质疑。他的信心在这过程中不断膨胀。
读到这里，我们也看出这个“学术骗子”的骗术并不高明，他毁掉的不仅是自己的名誉，他个人的学术生命，还涉及到家人、同事、他无辜的学生。
骗子固然可恶，但我个人非常之不愿，用浅白的方式解读这位学者犯下的罪行。
我深深懂得，在追求真理的路上，想做到绝对的清白是多么不易。
Stapel 对学术界所犯下的罪行，可能足矣判处他在学术界的死刑，但，如何看待他的罪行？只有看懂他的职业经历，了解他为何这样做，你才有资格说：我可以做到跟他不一样，我要用正直的方式做科研。
Stapel 在2011年至2013年，开始接受心理治疗，他陷入深深的沮丧。他依照心理学治疗师的建议，用文字记录下他对生命的思考。
Stapel在描述自己的生活时，总是围绕着他的学术生涯。失去了学术身份的他，一时找不到生活下去的方向。
Stapel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他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对他的职业生涯有绝对的影响，他们强调专业能力，父母那一代人坚信：“你取得的成就塑造了你是谁。”
高中阶段的Stapel，学习、运动样样出色。他不仅写剧本，还表演戏剧。大学时期，他的同行认为他是一名优秀的研究者，他获得了欧洲实验社会心理学协会的奖学金。Stapel在写博士论文时大量运用实验研究，浸染在一系列的心理实验中，这种专注训练令他对心理实验方法掌握得炉火纯青。
无论实验结果如何，他都被数据所吸引。他告诉记者：“我不曾见过任何人，从未经历研究失败”。即使是最幸运的情况，也有失败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一半研究项目都会以失败告终。
-03- 学术世界真的不快乐也不完美
不快乐是因为你要习惯面对失败。你的数据不可能总是看上去那么漂亮、整齐。不完美是因为，凡俗世界本身就不完美，想要理解这个世界就要认真用眼睛看，用头脑想，用耳朵倾听。
在学术的世界里，真相并不只有一个。你必须让自己接受这一点。
当被问及他为什么欺骗学生，给他们使用虚拟、错误的数据库。他对记者解释：真实的学术生活充满了不确定，以及一种随时让你感到会毁灭自己的东西。于是，这位学术明星用他自己获得成功的方式，把虚假的数据交给他的学生使用，他想要让自己的学生有一个完美的学术生活。
Stapel竭力把自己的研究项目做成一个结构简单，美丽的故事，为此，他必须要掩盖一些实验细节，他没有耐心去为不完美的数据寻找其他解释，而固执的突出自己设计出的思想方法。
他的10个博士学生是无辜的，不幸的是，他们的科研成果被玷污了，这些博士论文很难通过答辩。Stapel不知道能否得到学生的原谅，活在内疚和羞耻感里的滋味相当难过。
从Stapel的个人经历看，他尽力想要回避失败的经验。他的父亲在接受作者采访时为他辩护说，“我认为要怪就怪（学术圈）这个系统“。他这样讲的依据是大学的管理者们和期刊编辑应该更密切的监督他。
Stapel摇了摇头，表示个人能够“接受这件事”。他跟父亲的观点不同，认为“不能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他说：
你想通过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来减轻痛苦，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件事发生了，我的确是做了这样的事。
-04- 我们该如何面对不完美的学术世界？
我认为从这起事件中，可以明白几件事：
1. 学术非儿戏，需要学者本人严格的自我管理。小到资料存档，引用规范，大到数据处理和谨慎的得出结论。每个细节，都涉及研究伦理学。反复用自己过去的研究来寻找新东西可能是不道德的，这其中包括一些触犯到研究伦理的失误，被测者没有签第二份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就被不知不觉的再次参与到新的调研中。
2. 你必须能理解支持某个科学理论的依据，然而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很难做到。当我们在深度思考自己手中的研究项目时，很容易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只看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而忽视其他数据。某些失误，并非源于研究者的道德缺陷，但数据处理偏见和分析结论时造成的错误，都会毁坏研究的可信度。对科学家来说，主观地解读或者操控数据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3. 任何一位科学家，在实验过程中永远都面临选择，每次困境都是艰难的考验。这就好比走到一个叉路口：一边通向真理——它可能令你的结论不甚满意，数据对结论的诠释也显得迟钝；而另一条路，像极了美好的召唤，它指向更明朗响亮的结论，但却要你动动脑筋做出虚假或部分真实的数据。
在追求证据真实性这一点上，科学和哲学或许差异不大，但归纳法是科学的特质。一旦数据不可靠，支持科学的基础也就不存在了。
4. 每一个学者都要历经煎熬，在科研领域，失败是家常便饭。
5. 培养出一名学者，需要的不仅是学术环境，整个社会都要有更大的耐心。
良才美玉，很难在泥土中长成。最近大家都在微信转发《美国教授写给开出中国留学生的信》，我们从中大致可见两种学术生态造成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思路。
社会身份给一个人的保护，超过人们的想象。如今中国的学术明星，他们的定位和财富远远超过他们的同行，而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学者，却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面对这种局面，有多少学者还能坚持？默默守候在实验室，数年如一日的推动重大试验，作出深刻的研究成果？这是对人心的考验，更是对社会的考验。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经费和科研人数增长令人惊讶。然而，中国在创新和科技方面也遇到很大挑战，其中学术不端已经让某些领域不堪重负。2017年4月，学术出版巨头Springer撤销了107篇发表在《肿瘤生物学》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嫌同行评议造假。被撤稿的作者全是中国人。这起丑闻使得全球学界对中国学者再次亮起红灯。
从 Staple 的职业经历看，世界顶尖学府也不乏学术欺诈行为，在中国高校对海归学者求贤若渴的当下，别忘记学术不端已经是世界性的问题。
如今有大批接受西方正统学术训练的年轻人回国工作，这些人能力技术优厚，勇于接受挑战，拥抱新观念，主动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这让大多西方发达国家同龄人羡慕不已。可以说，这也许是中国100年来，创新和科技发展最好的时代，然而我们也遇到不少挑战，学界、业界有太多陋习，比如对知识原真性的不屑，做事功利心重，盼望一点努力就能立竿见影。
以我的直觉，中国还没有抵达一个“做学问”的时代，供养学者不断创新的是市场需求，而非对真知的认同和求索。像上世纪30-50年代那样，中国再次出现杰出学者盛况空前的学术繁荣，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我的估计是：还要再等上100年。
参考文献：
1. 元婕，当学术权威们遭遇机器人打假……
2.《纽约时报》报道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