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临床心理学随笔：小传统与大传统

文化系统里的小传统与大传统的现象，是个往往被主流临床心理学忽视但甚为重要的课题。在同一文化圈里的子文化 (sub-culture) 层面，同样出现话语权的困局-- 即在子文化间的心理和行为，谁说和谁说了算的问题。

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文化里的「小传统」与「大传统」及其各自的内涵。

由芮德菲尔德的「小传统」与「大传统」引申出的诸种子文化对子，尽管内涵并非全然一致，但基本上都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优 / 劣、高 / 低、上 / 下 (叶舒宪老师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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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传统」与「大传统」可以说是文化里的一束矛盾对子。

虽然「小传统」与「大传统」是一个外来的概念，这并非意味我们的文化里没有这些子文化的区分。

「小传统」与「大传统」这种现象，其实古已有之，一直或隐或现地流传至今。

古代物器的不同材质和不同用途，都反映出两者区别的方方面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指出，

为什么我们说文化里的小传统与大传统两种子文化，是临床心理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可却一直遭受主流临床心理学的屏蔽呢 ?

我们首先回到首倡「小传统」与「大传统」这两个概念者--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在他的《农民社会与文化》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一书里的基本区分：

小传统是指在农村中多数农民所代表的文化；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人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的论点。

我们拿近年炒得火热的「起跑线」、「哈佛男孩」、「哈佛女孩」等作个说法：

我们引用一些实证性研究的结果，进一步作纵深的理解。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的叶一舵老师和他的研究伙伴主持的一项研究找出，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赵德雷老师，在一项名为〈污名身份对人际影响力和社会距离的影响〉的研究里观察到，

赵德雷老师的研究还展示，

农民工的子女在心理健康的总体水平低、长期经常遭受各种不公正待遇、被污名、被排斥、生活丧失意义的巨大压力下，除了个别资源稀薄的公益团体有限的支援外，农民工的子女如何自处 ?

他们如何作心理补偿 ? 

他们以一种无须城市精英认同的姿态-- 杀马特-- 「杀」(读以自己的方法表述自己) 出来了。

转入本世纪的头十多年，一个新的既是身份认同又是标签在来自农村或城乡结合地区的 ''90后'' 新生代农民工中涌现，迅即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

这到底是健康，还是不健康的宣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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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高级评论员张天潘分析说，

尽管「杀马特」是「一个需要被了解的存在」(张天潘语)，并且亟需要关注，但主流临床心理学在这方面鲜有发声。

2006 年初，武汉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动用了近一半的力量，到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 11 个重要农业大省 15 个村庄，进行了一项「站在农民主体立场」、「从下而上」(bottom-up) 的「主位研究」(emic) 田野调查，出版了一系列《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得出与城市精英们 (下表的左列) (本文笔者所理解的) 大不同的视角：

问题出在哪里 ? 

我们再次引用马克思在《路易 ·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的名句：「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不幸地，替「小传统」里的弱势社群去表述的主流社会学与及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的大多数人采用的研究方法-- 即管偶然下乡或站街派问卷-- 都是关在办公室门后搞出来的，甚至从西方拿过来的，并且还不乏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老师所说的

职是之故，我们得要谨记，身处「小传统」里的弱势社群的身心健康，有谁替他们说、他们能否自己说、谁说了算等问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