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之怪诞经济学

第1章 原来大脑是这样计算的

实验结果还发现，当选项变得愈多，人们不当场下决定的倾向愈强。也就是说，当人们下决定时的参考依据愈多，就愈容易失去判断力。

第3章 决策的错觉和陷阱

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在他眼里，该物品的价值会顿时高涨到没有那项物品的人所认定的两倍。

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即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那么在他眼里，该物品的价值会顿时高涨到没有那项物品的人所认定的两倍。

当大家回过头来综合思考以前并未深思就决定的事情时，才有可能结合不同的角度作出最佳的决策。

不过，假如你的选择跟多数人一样，那是因为你受到心理蒙蔽，舍不得“已经花掉的钱”。在不得不进行抉择的时候，你只注意到自己已经投资的钱，不想白白浪费这笔钱，却忽视了真正的重点：无法冷静思考自己所选择的结果会耗费多少钱，

第4章 “先入为主”的认知陷阱

只要我们事先掌握人在认知上容易落入的陷阱，就能让自己的判断和决策，接近最佳（也就是合理的）选择。

同样的，你必须从以下两者中选择其一。A有50%的几率可以赢得1250元。B一定能赢得500元。你会选择哪一项？你可能会选择B*选项（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

第5章 换个角度，决定大不同？

在投资获利几率愈高的情况下，人们下手愈谨慎；在一定会赔钱的时候，人们反而愿意承担风险。

事物并不会因为表现方式的不同而改变”的原则。这是合理性的黄金定律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听起来非常合理，毋庸置疑。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总是喜欢根据清楚的数字信息下判断、作决定，而不自觉地忽视没有显著特征的信息，许多人因此会在不经意间违反这一原则。

许多人对提问的方式非常敏感，提问方式能左右人们的抉择。

在投资获利几率愈高的情况下，人们下手愈谨慎；在一定会赔钱的时候，人们反而愿意承担风险。这也是赌徒常见的特质之一——在赌局快结束时输了钱，因为不甘心赔钱，便铤而走险，赌一把高回报、高风险的赌局。

正如大家所见，当选项提示赚钱的金额时，人们偏好稳赚的选项。如果选项改成提示亏损的金额，那么与其选择稳赔的选项，大家宁愿赌赌运气，选择可能亏损更多、也可能不亏损的选项。情感会干扰大脑的计算。从这个简单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数人选择稳赚1万元，而不是赌25%的几率赚5万元

第6章 为什么老是在亏钱？

第6章 为什么老是在亏钱？人在短期内对于自己的失败会有强烈的懊悔，可是长期来说却经常懊悔自己没有做某件事。

出租车司机在下雨天提早收工人们总会套用某种模式来计算盈亏，并根据周围情况来决定自己该如何行动。了解了人的这一习性，我们就能理解生活中的某些很奇妙的现象。下雨了，纽约曼哈顿正值交通尖峰时刻（“尖峰时刻”是纽约市的一个交通术语，指交通流量陡涨陡降的时段），大家拼命想搭上出租车，却怎么等也等不到空车。为什么招不到出租车？经济心理学家非常乐于为你解惑。研究小组专门对纽约出租车司机的行为进行了调查，想知道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否符合经济学理论。通过调查得知，出租车司机会设定每天的目标收入，只要当天达到收入目标，就立刻收工。换句话说，当搭车的客人较多时（比如在下雨天，许多人会放弃乘公交车而改搭出租车），出租车司机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预期的收入目标，而提早收工回家。然而，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出租车司机应该在容易赚钱的时候多辛苦一点，在生意清淡的时候早早收工回家享受自由。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在短时间就能赚够钱的下雨天，出租车司机不但没有延长工作时间，反而还缩短了工作时间。

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出租车司机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以不同的天平来衡量盈亏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同样数量的损失带来的负效用大过同样数量的收益带来的正效用（前者是后者的两倍）。这种现象称为“损失厌恶”[插图]。例如不小心丢失4000元而感到“非比寻常的”空虚，至少得赚8000元才能享受到“非比寻常的”满足。那么，怎样用人们的这一心理特性来解释纽约出租车司机的“不合理”行为呢？道理很简单。如果完不成当天的目标收入，对出租车司机来说就是亏损，所以他们为了避免亏损，愿意花更长的时间工作。但是只要完成了目标收入，出租车司机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赚够了，与其继续工作，不如去小酌一番。结果，身为乘客的我们只能站在路边，怎么等也等不到空出租车。

假设有人给了你2万元，让你从以下两项中选择其一。A．再得1万元。B．掷硬币，出现正面会再得2万元，出现反面一分不得。你会选择哪一项？

假设有人给了你4万元，让你从以下两项中选择其一。A．亏损1万元。B．掷硬币，出现正面会亏损2万元，出现反面不会损失一分钱。你会选择哪一项？

相反的，如果现在的股价比当初买进的价格低，投资人就觉得自己亏了钱（一旦卖出就稳赔）。当人们处于亏损状态时，对待风险的态度会发生改变。因为不想落入稳赔的局面，就会想着如何回避风险。不卖就不算赔，从而抱着下跌的股票不放，以致被深深套牢。

长期看来，人们总是吃亏的原因在于“不想后悔”。只要股票尚未出手，就不算亏本，脑中全是一些自我安慰的念头，例如“股价应该已经见底了，接下来一定会上涨”“只要回到当初的买入价位就立刻卖出”……

道理很简单，施先生后悔自己“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邱先生则是后悔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虽然结果都一样，但主动做错某件事比不作某件事更令人感到懊悔。大家都不喜欢懊悔的滋味。在人生中，下定决心改变现状比下定决心维持现状更难，因为前者会让当事人感到责任更加重大。

总而言之，人们常因为不想后悔而无法当机立断，因为缺乏自信而畏缩不前，即使能改变现状也不付诸行动。但没有人注意到，其实“不作决策”也是一种决策。

第7章 有关金钱的错觉

第7章 有关金钱的错觉人们不只在意自己拿多少工资，更在意与别人的工资相比时，自己的工资是高了还是低了。

卡纳曼和研究同仁根据诸多实验发现，经济交易的公平与否不仅取决于客观数值，还受到比较、正当化、诱发动机、呈现方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人对于自己薪资的满足程度并非取决于薪水金额的高低，而是与同事比较的结果。工作中的这一众所皆知的有趣现象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此。

损失10万元的失落，大过赢得10万元的喜悦这些有关金钱的谬误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反映出“一般人”在决策和认知上的特性。理论中的“经济人”活在像数学模型一般抽象、正确的世界里，而“一般人”则活在多变、混乱的世界里。

普通人的感觉器官并不擅长测量绝对数值，反而善于捕捉变化和差异。假设你把手放进水里，如果原先手放在冰冷处，你就会觉得水是“热的”，如果原先手放在温热处，你就会觉得水是“冷的”。无论是感受光亮、声音还是温度，人的身体都会根据原先的状态对变化产生不同的反应。

你真的注重实质收入，胜过账面收入吗？

第7章 有关金钱的错觉人们不只在意自己拿多少工资，更在意与别人的工资相比时，自己的工资是高了还是低了。

人对于自己薪资的满足程度并非取决于薪水金额的高低，而是与同事比较的结果。工作中的这一众所皆知的有趣现象的形成原因就在于此。

人们不只在意自己拿多少工资，更在意与别人的工资相比时，自己的工资是高了还是低了。因此，公司在计算员工薪资、奖金或津贴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持公平、公正，这样才能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认为，“社会比较”对于人的决策影响重大。他在著作《以正当价格购物》中写道：“我们的社会生活并非基于绝对有利的立场，而是基于相对有利的立场。”

卡纳曼因提出“前景理论”[插图]而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年后，有人问卡纳曼：“最令你引以为傲的研究成果是什么？”卡纳曼语带深意地回答：“价值指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之间的‘差异’。”要了解一般人的决策依据，并不需要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只需要借助图3（见下一页）的简单曲线就可以了。

第8章 同样是风险，感受大不同

同样是风险，感受大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计算损益的出发点是参考点，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提出的绝对值的变化。

情感在无意识中产生变化，主导判断与决策。这种现象称为“情绪捷思”。

即使风险相同，只要呈现的方式不同，激发的情感强度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会不同。呈现的方式愈能强烈地把你拉进现实、提高连带感，效果就愈大。虽然你平时可以合理思考抽象的问题，可是当你身临其境时，脑中就会响起警铃，即使发生危险的几率很低也会引发恐慌不安的情绪。

相反的，假设你为了某件事需要支付中介费，你可能会发现，中介费通常不以金额表示，而是以百分比表示。选用这种抽象的表示方式当然有其目的，因为如果顾客看到自己必须支付的中介费的实际金额，脑中必定会浮现出自己的存款化为乌有的景象。

杯子小一点，感觉份量比较多？

所以购买矿泉水时，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将自己能想到的关于矿泉水的所有宣传语在脑中浮现一遍，再决定如何行动。虽然这样做也未必能买到真正的好水，可是至少别忘了你自己或多或少会受制于“情感经济学”。如果你真能作出完全合理的决策，请把理智留给更重要的选择。

第9章 和风险拉锯

不熟悉统计，很容易落入陷阱，陷阱造成的错觉会扰乱我们的思维。

“相对风险”叙述事物能激发人们强烈的反应，以“绝对风险”叙述则无法达到同样的效果。换言之，“相对风险”能放大数据应有的含义。大家千万不可忽视这种偏差带来的危险，例如制药公司就经常利用这种遮人耳目的手法诱导我们作出不合理的决策。

一般人会凭着情感或个人喜好评估风险，平时的想法、家庭的状况都会左右情感的反应，让我们偏离合理的判断。在与风险有关的情绪之中，最令人难以抵抗的是恐惧。

在身份证中记录指纹之类的人体数据、觉得某人行为可疑而希望允许官方监听市民的通话……当有心人士想赋予此类想法以法律效力时，只要先向群众宣传恐怖主义的危险，引发大众的恐惧，通过法案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总之，只要采取相应措施让人们在脑中描绘凄惨的景象就行了，这种策略效果惊人。虽然有人会对这种手法提高警觉，不过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政府更擅长运用这种策略了。

虽然人们受到恐怖份子攻击而丧命的几率远低于因胆固醇过高导致动脉阻塞致死的几率，可是“我们无法控制恐怖份子的暴行，却能约束自己少吃高热量的洋芋片”。相比于可以控制的心脏血管疾病的威胁来说，无法控制的恐怖份子的威胁更令我们感到恐惧，所以，我们更希望政府将资金投入到消灭恐怖份子的威胁的方案中。

搞懂统计数据，认清事物本质

接下来几章我还会介绍其他的例子，说明在政治、经济、商业上，经常会发生故意利用这种错觉的情况。没有统计知识，个人的自由也会严重受限。自古以来，人总喜欢追求确定性。宗教审判巧妙运用拷问的方式追求“真相”，只要目的够崇高，就能不择手段。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打破了宗教神话中“不容异议的绝对观念”，几率理论的出现也就成为了必然。后来人类建构了科学真理的新观念，不再一味追求确定性，而是追求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接受的决策，开创了更谦虚的思考方式。

第10章 高估自己的判断力

高估自己的判断力人类智慧的典型错误，是排斥那些否定自身经验的事物，偏好那些符合自身经验的事物。

愈专业，愈容易自以为是当人们在谈论事物发生的几率时，不仅会误解数据，在评价或判断时也会犯错。“认知陷阱”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个简单的例子隐含着极重要的一般原则——要评估一个人预测某件事发生的几率是否正确，原则上必须考虑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

然而我们还是会听从向导的决定。通常情况下，只要专家相信自己的判断，我们自然也会听信他们的意见。知识和经验比我们更丰富的专家，对自己的判断充满自信，哪有无知的我们插嘴的余地。我们觉得自己犹豫不决是理所当然的，但只要专家稍有迟疑，我们就会怀疑他是否能力不足。

专家的主观自信并不适合作为他是否判断正确的指标。

你的驾驶技术有多好？你觉得自己开车开得很好吗？你的驾驶技术是否高于平均水平？或者属于平均水平？还是低于平均水平？

问许多驾驶人这个问题，理应有1/3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1/3认为自己和平均水平相当，1/3认为自己低于平均水平。

但专家在瑞典实际进行这项调查时，竟发现有90%的人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大多数人都称不上是孔子的好学生，因为大家经常曲解自己的知识，对自己太有信心。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并非作决策时的必要知识，即使缺乏自己专业领域之外或决策范围之外的知识，也没有什么影响。不过，这项测验并非着重于大家在天文、物理、地理、文学等方面具备多少基本知识，而在于你“认为”自己知道多少。重点在于，了解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实际上，这种自我认知对决策影响重大。人不需要成为万事通，不过最好认清自己的知识范围。在判断自己的选择是否恰当时，正是以自己的认知为参考点的。

让他们预测12支股票在一定期间内的涨跌。结果有47%的人预测正确，可是认为自己预测正确的人却有65%！高估自己的判断力时，很容易低估风险，误以为自己能操控一切。就像许多驾驶人自以为驾驶技术很好的自大心态一样，这也是造成投资者投资决策失误的一大原因。另一方面，金融专家是否就信得过呢？美国最大的经济报刊《华尔街日报》曾谈论过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相关的内容。

高估自己的能力多半起因于以往的美好经验。

华尔街向来流传一句话：“不要把市场的成长趋势当成自己的智慧。”

纳西姆·尼可拉斯·塔雷伯（Nassim Nicholas Taleb）的话正中要害：“走运的笨蛋一点也不觉得是自己运气好……累积愈多成功经验，身体分泌愈多血清素（或类似物质），就愈让人误以为自己能掌控市场……只要观察这些人的态度，就可一目了然：成功的投资经理人走路有风，宛如支配者，比那些绩效不佳的投资经理人更爱大放厥词。科学家发现，神经传导物质血清素会影响我们的许多行为，能引发正面的反馈，促进良性循环，可是一旦发生坏事，就会往反方向逆转。”

也许有点忧郁的聪明人比较好。我可不是随便说说。有轻微忧郁倾向的人，比较善于预测风险，比一般人更谨慎。

错估自己的能力，并不只是因为受到百忧解的影响，还有诸多心理幻术会扰乱人心。即使当事人因为自己的疏失而导致终生难忘的重大错误，也未必觉得责任是出在自己身上。相反，人会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而找出一些偏狭的理由。正如大家所见，面对胜利时，众人竞相邀功；面对失败时，却总是冤无头、债无主。

若有支持我们的行为与信念的好事发生，我们总觉得原因是出于自己特有的能力。一旦事情不顺，明明是自己犯了错、自己想偏了，也不愿承认错误、吸取教训，反而将事情的原因与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割裂开来，觉得是因为自己太倒霉。

运动选手（甚至热情的球迷）在获胜时觉得自己是靠实力，落败时则归咎于运气不好或裁判不公。学生考试一过关就觉得是自己复习得当，若分数惨不忍睹就觉得是老师乱打分数，甚至觉得是老师的错。相反的，老师看到学生成绩好，便认为是自己教得好，一旦学生表现不佳，就觉得是学生不聪明或不用功。

人只看得见自己想看的自恋情结深深扎根在人们的信念当中。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经这样阐述：“在必须选择改变意见或不必改变意见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必改变意见。”换句话说，大家多半喜欢与自己信念相符的事物，不喜欢与自己主张相反的事物。人们偏好阅读与自己政治立场相符的报导，也是类似的现象。简单说来，与其遭人指正，不如给予附和。我们对于和自己站在同一立场的信息兴致盎然，对于立场相反的信息却听过就忘。

实验哲学始祖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深知这个道理，提醒大家要注意自己的本性：“人类智慧的典型错误是排斥那些否定自身经验的事物，偏好那些符合自身经验的事物。”

培根还发现，人们不仅在有预设立场时才偏重自己喜欢的信息，即使心里没有明确的意见或信念，人们还是会不自觉地注意自己偏好的信息，而忽视相反的部分。

第11章 经验会作怪

经验会作怪仰赖“事后诸葛”的智慧，会让你积极采取错误的行动，犹豫不决而放弃正确的行动。

高谈阔论的“事后诸葛”有经验不一定总是好的，我们会因此高估自己的知识，而经验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曾经知道或是可能知道的事而已。

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与说明已经发生的事，这两者截然不同。

你一定有过类似的经验：在公司会议上向老板或主管说明分析结果，没想到上司却说“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无论你多么努力准备，无论你的报告内容多么精彩，结果都是只得到这一句话。主管一听到报告内容，立刻觉得那些分析（因为结果太准确）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事。我想传授你一项秘诀，下次提交书面报告或出席公司董事会议时，先邀请在场人士预测你接下来要说明的分析结果。这样做能充分展现你的分析结果的独创性，也很容易让大家明白你的分析结果和他们一开始的直觉有什么不同。

即使自己的决策正确，结果也可能不如预期。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事物总可能因为某些与个人能力无关的因素而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经验会影响我们对过往事件的看法，也可能让我们在下判断和作决策时出现错误。

想要知道某项决策是否正确，不能只看决策结果，还要注意决策过程。我的意思并非“结果不重要”，结果也很重要，但如果只注重结果，很容易忽略作决策之前所要面对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不可能事先准确预测）。另外，仅从结果来评论决策的好坏，还会导致认知偏差，对我们将来的决策方式产生负面影响。

相反的，即使股票分析师的判断正确，投资决策恰当，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导致亏损。如此一来，该分析师就会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有问题，而在下次交易中失败。仰赖“事后诸葛”的智慧，会让你积极采取错误的行动，犹豫不决而放弃正确的行动。

第12章 投资人的心理

投资人的心理误以为自己可以操控信息，会让自己重视不重要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过度反应，最后导致不当的行为。

思考抄快捷方式而对风险与报酬率的关系作出错误判断，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只注意到事物表面的好与坏。许多人是根据企业过去的绩效来预测其将来的展望的，所以很容易产生“优良企业的股票就是绩优股”的错觉，并断定投资这类企业的风险很低。其实不然。

人们总习惯根据事物最近的过去推测其未来的动向。

投资人对于过去表现不佳的股票过度悲观，对于过去表现良好的股票过于乐观。

美国股市占了全球股市大约47%，日本占了26%，英国占了13%。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基于这种情况，提倡大家投资多种标的。

可是我们真的懂得善用这种原则吗？美国人的投资标的中有93%是美国股票，日本人的投资标的中有98%是日本股票，英国人的投资标的中有82%是英国股票。

由此可见，人们喜欢把钱投资在自己最熟悉的公司——离自己不远的公司，于是这些公司也成了他们最信任的公司。可是“离自己不远”“比较熟悉”“值得信任”这些特性，与该股票的风险或报酬率毫无关系，而且不符合投资组合理论力荐的投资多样化。人难免会出于潜意识选择自己熟悉的公司，不过最好提醒自己，这种做法可能会让自己付出代价。集中投资自己熟悉的公司，还容易受到“同乡爱”的情绪所支配，“同乡爱”对合理投资毫无益处，反而有让人误判投资标的的危险。“熟悉的感觉”是思考在抄快捷方式时容易犯的典型错误之一。

奇妙的是，大脑为了逃避选择股票带来的不安而会采取自我防卫的心理措施，高估自己的预测能力，认定自己可以掌握情况（过度自信[插图]）。可惜这就像令病情更加恶化的治疗方法一样，会让想法变得更不合理。

大家似乎觉得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念咒或祈祷）操控该事件（投掷硬币的结果），即使有时候只是巧合。

得知许多股市消息的人，往往认为自己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选择。事实上，几乎所有股市消息都是捕风捉影或过了时效，根本不值得参考。误以为自己可以操控信息，会让自己重视不重要的信息，对这些信息过度反应，最后导致不当的行为。当一个人对某项工作愈熟悉，就愈容易以为自己可以搞定一切。一旦自信过度，就会觉得自己亲手掷骰子的话，胜算比较大。

为什么他们会低估投资风险呢？因为他们没想到这么多的大事会同时发生。假如当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除了雇用解读市场趋势的金融投资专家之外，还雇用了解认知机制（心理偏差）的金融行为专家，也许就不会犯下高估自己知识的错误了。

第13章 预测将来

预测将来衡量某项体验时，人们容易忽略该体验持续的整体印象，而经常根据高峰时与结束时的感觉作出判断。

既有经验影响对未来的判断不仅以往的经验会引导我们走向错误的方向，提前预测未来的体验也会让人有错误的判断。因为我们不仅会高估自己“已经知道的事”，甚至也会高估今后才能知道的事。

A．把手放在冰冷刺骨的水里60秒。B．把手放在冰冷刺骨的水里90秒，其中前60秒水温不变，接下来30秒温度慢慢上升，虽然水依然很冰，但至少比刚开始好一点。你觉得哪一项比较好？

心理学家卡纳曼付钱让受试者亲自体验A和B，然后问他们愿意再接受哪一种体验。出人意料的是，80%以上的人选择时间比较长的B。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

只有亲身体验过喜悦和痛苦之后，人们才能对其作出正确的衡量。在事前预测阶段，人们的心理认知未必符合现实情况。从客观角度看来，选项B应该比较痛苦，所以大家倾向于选择痛苦看起来比较少的选项A。可是在实际体验过A和B之后，人们反而会选择记忆比较美好的B。

卡纳曼经过深入研究发现，人的记忆不会以同等标准衡量所有事物，而会牵涉到与这些事物有关的复杂情绪。衡量某项体验时，人们容易忽略该体验持续的整体印象，而经常根据高峰（无论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时与结束时的感觉作出判断。这种现象称为“峰终定律”[插图]。简言之，我们在实际体验之前，会选择痛苦比较少的选项，而亲身体验之后，即使痛苦时间比较长，也会选择记忆印象比较好的选项。

大家是不是还无法认同“峰终定律”？卡纳曼和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的临床医生唐纳德·雷德尔迈耶（Donald Redehneier，在医学领域专门研究“可回避的认知错误”）进行了一连串的实验，以下即是其中一例。

第14章 盈亏的游戏

盈亏的游戏在许多情况下，只要留意那些看来不起眼却能左右决策的事，就能解决问题。

理论和实际的差距长年以来，博弈理论也和传统经济学一样，误以为人是冷静且合理的。不仅如此，该理论还假设每个人都像建立博弈理论的天才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约翰·纳什（John Nash）一样有着过人的智商。

人们在采取策略行为时（例如下国际象棋、进行交易），希望创造最大的利益，博弈理论以数学方程式来表示这种现象。这是博弈理论的强项，但也是重大的弱点。博弈理论的强项在于以数学理论处理不同情况下（从求爱到国际冷战）发生的博弈，正确预测结果。但另一方面，数学理论会将问题定型，简化博弈参加者的思考，这是博弈理论的弱点。过度以为人的思考是合理的，忽略不合理的因素（例如道德观和情绪），也会让人误以为博弈理论能解决任何复杂的数学问题。请看以下的例子，亲身感受一下博弈理论的极限。这是最受实验经济学家欢迎的“最后通牒博弈”。

第15章 会发怒的神经元

会发怒的神经元我们会为了别人、为了众人的幸福而惩罚他人以泄愤，即使因此伤害自己也在所不惜。

不过这并不是人的极限，而是经济学理论的极限。经济学应该更深入探讨人的大脑如何思考，只有深入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才能正确衡量人的期望与选择。

伸张正义的复仇带来快感我们想惩罚行为不当的人，其实还出自一项动机——可以享受快感。这就好比看到令人垂涎的菜肴时、似乎有机会赚一笔钱时、做爱或吸毒之后，人会有出于本能的快感一样。

这令人联想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的知名论点：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时，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朝着追求社会福祉的方向前进，即使这么做并非源自个人的动机。这种现象不只适用于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也适用于即使蒙受金钱损失也要追求快乐的情况。

第16章 看穿人心的镜像游戏

看穿人心的镜像游戏你们愿意他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他人。

以神经生物学解释金钱游戏神经元的运作机制对经济和政治的意义，可能预示着一个比亚当·斯密想象中更好的未来：大脑内的纹状体不仅在个人为了利他而惩罚他人时制造喜悦的情绪，甚至当我们仅因为信任他人而表现慷慨或助人为乐时，纹状体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

实际上有实验证明，当人们主动与他人合作时，可以体验到快感和喜悦，并不是因为能得到金钱利益，而是因为彼此信任并回报对方的信任。

凯莫勒的研究还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合作的意愿愈强（即愈相信对方，愈想分给对方比较多的钱），尾状核就愈兴奋。另外，只有在提供者表示愿意合作（增加给受益者的钱）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受益者心里才会有信任感。但只要双方建立起初步的信任感，彼此信任的关系就会急速加深，最后甚至会先告知对方要分给对方多少钱。简单说来，愈相信对方，响应对方的信任时会愈开心，决定要不要响应对方的信任时，所需的思考时间也会缩短。

同理心来自镜像神经元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连结关系，比一般人想象的更加深刻（当然，若以只顾全自己、只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观点来看，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连结关系甚至已深植在大脑之中，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叫作“镜像神经元”（mirror neuron）的神经细胞的作用创造了这种连结关系。

镜像神经元让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动作、行为及心情之间的关连，让我们能够辨认彼此行为的意义和动机。

能看穿别人的内心，好处多多。我们可以借此避开危险，在可能遭遇伤害时思考对策，也能与别人建立互信、互助、互爱的关系。连刚出生才几天的婴儿都能辨识母亲的表情是喜还是怒，并以婴儿独有的方式经予响应。

大脑内有情绪的共鸣机制是很自然的，感同身受的能力是人际关系的基础。

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感到幸福时，大脑内相应的神经细胞就会跟着剧烈活动起来。不过，这并不代表人的行为出发点是为了别人的幸福。如果让他人幸福的利他行为就等同于让自己幸福的利己行为，这世界该有多么美好！可惜的是，虽然神经生理机制让我们可以连结自己和别人的行为及情绪，让我们能够了解并感知别人的情感，却未必能让我们对别人产生同理心。

举例来说，当我们打网球赢了对手，即使对手还不到痛苦的程度，但至少也会心情低落，而我们未必能感同身受。我们当然可以凭本能察觉到对手的心情不好，可是光靠镜像机制，还不足以让我们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具体来说，假如对手是你本来就看不顺眼的人，当你看到他失望苦恼的样子，你甚至会幸灾乐祸。同样的，看到运气不好

或垂头丧气的人，你能从他的肢体动作和言语表情中察觉到他的落寞，可是你未必会同情他，反而可能想着要尽快远离他。

版本一：改变车道现在有五个人在电车轨道上埋头修轨道，突然有一列电车开过来了，若不赶快阻止电车前进，这五个人都将丧命。抢救这五个人的唯一方法是改变车行的轨道，让电车开上分轨。不过，这将会导致分轨上的另一个人丧生。请问，改变车道是正确的做法吗？

有许多人回答“是”。也就是说，为了拯救五个人而牺牲一个人的做法，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接着再想想其他的情况。问题69版本二：牺牲胖子与版本一相同，有五个人在电车轨道上埋头修轨道，突然有一列电车开过来了，若不赶快阻止电车前进，

这五个人都将丧命。你站在天桥上看到了这一切，而电车现在正好要通过天桥正下方。你身边有个胖子，你当场想到，只要把这个人推下天桥，掉到轨道上，电车一定会停驶，那五个人也能因此得救。不过，掉下天桥的胖子肯定会没命。请问，把身边的陌生人推下天桥是正确的做法吗？

哲学家的任务是：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当事人应该根据什么原则，行为才算正确。有人依据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论点，主张不该利用别人去救人。在版本二中，为了阻止电车前进而利用身旁的陌生人，属于积极介入，牺牲胖子成了用来救人的方法。在版本一中，分轨上的那个人丧生只不过是人为介入之后连带造成的后果，那个人的死亡比较像是因车祸丧生。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有趣的是，无论人们用什么理由正当化自己的决定，对道德的直觉判断似乎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演化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ser）是灵长类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也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兼生物学家。他在2003年进行过一项研究，试图证实这个现象。他通过网络进行道德感（moral sense）测验，搜集大量数据，探讨年龄、性别、出身、文化、宗教、教育、工作经验等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如何判断事物的对错、理由是什么。

参加测验的人必须回答一连串两难的道德问题，思考每道问题的道德面，并设法进行解决。测验结果显示，人们的道德感一点也不“合理”，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教育、文化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但在本质上却是无意识、无意志、全球共通的。

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家兼哲学家乔舒亚·葛林（Joshua Greene）提出大胆的假说，认为这两道问题的答案之所以不同，原因在于情感。道德判断牵涉到认知和情感的机制，而这两者和大脑特定的区域有关。把胖子推下天桥致死，所造成的情感冲击，远大于改变车道，因此导致人们在两道问题中的道德判断出现了差异。当某件事就在眼前、自己无法置身事外时，我们会表现出无意识的、原始的、本能的反应——葛林认为这是演化上的适应过程。然而，当我们得以置身事外、能保持一定距离时，我们的想法就会变得比较抽象，此时认知的焦点也将集中于衡量成本和报酬，进行冷静合理的分析，所以认为失去五条人命当然不如失去一条人命。

为了验证自己的假说是否正确，葛林和研究伙伴进行了一项实验：请受试者回答上述两道问题，同时以核磁共振摄影观察他们的脑内活动。如果受试者在回答版本二的问题时，与情绪有关的部位的活动比较剧烈，就意味着葛林的假说是正确的。

专家证实，在这种情况下，判断该做法正确所需的时间比判断该做法不正确所需的时间更长。理由很简单，刚开始情感直觉上说“不正确”，之后负责调整认知、从功利角度计算损益的神经元开始活动，然后改变原来的判断。大脑要经历两个阶段，反应时间也就会相应地延长两倍。

证实情感和情绪在道德判断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正如斯大林所言：“一个人的死是悲剧，一百万人的死只是统计数字。”实验的结果令人不禁深思这句骇人名言的意涵。

第17章 情感与理性的角力

情感与理性的角力正确的决定必须与将决定刻画在心里的情绪相连结，才能留在记忆中，未来才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和知识行事。

通过观察这起病例和其他诸多例子，达马西奥发现，受到损伤的大脑部位是理性（在情感的辅助下）完整发挥其决策能力不可或缺的神经细胞所在的部位。他说：“我本来就认为，情感和情绪的缺陷不只是碰巧和社会行为缺陷一起出现。观察艾略特思考时表现的冷静态度之后，我觉得，他无法赋予每一个选择个别的意义，该决定的事情全都难分高下。”

徒有熟知个人偏好和标准的理性知识，还不足以助人作出正确的判断，而必须同时具有与该理性相连系的情绪才行。引用达马西奥的话，就是“理性这种脆弱的手段需要特别的助力。”“纯粹理性”要执行计划，必须靠本能的机制、靠“支持理性的神经细胞”的帮助才行。

人与鸽子的相似处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社会生活中，人的合理行为少不了无意识情感的帮助。然而，有时候情感也会妨碍认知活动，让人作出不合理的决策。可以说，情感是一面双刃剑，对于合理性可能有益，也可能有害。唯有当情感和决策都朝着同样的方向，情感和决策的内容才会吻合。当决策内容与情感互不兼容时，本能的情绪反应可能会妨碍你得到幸福。

请看下面这则出自《伊索寓言》的著名故事《蝉和蚂蚁》。某一个冬日，蚂蚁正在忙着晾晒受了潮的谷子。有一只蝉飞过来，流着眼泪说：“小蚂蚁，求求你，给我点食物吧！”蚂蚁问它：“你夏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积存一点吃的呢？”蝉回答说：“那时我一点时间都没有，每天要忙着唱美妙动听的歌。”蚂蚁嘲笑它说：“哦，是吗？那很好呀！既然你夏天要唱歌，冬天不妨跳跳舞吧！”

戒烟的人当中有81%在一个月内重拾香烟，为什么？为什么要学习蝉的行为，为了一时的快乐而断送一生的健康？大家不是应该谨遵经济学原理的教诲，行为一致，选择能带给自己最大利益的选项吗？

A．立刻赢得1000美元。B．一星期后赢得1100美元。

A一年后赢得1000美元。B一年零一星期后赢得1100美元。

许多人在“问题70”中选择A，在“问题71”中选择B*。其实，两道问题的实质是相同的，都是只要多等一星期，就能多赚100美元，但人们给出的答案却并不一致。似乎眼前的一星期太长了，我们不想等，迫切地想立刻得到1000美元，而一年后的1000美元看起来就像打了折扣似的，我们宁肯选择多等一星期以多得到100美元。之所以出现矛盾的答案，是因为人们认为现金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贬值。

在实验中，鸽子通常会面临一个与上述情况十分相似的问题。实验者把一只饥饿的鸽子放进鸟笼，鸟笼里面设有A、B两个把手，若按下把手，鸟笼壁就会打开一个洞，从外面传饲料进来。不过，按下把手A或把手B之后等待洞打开的时间和传进鸟笼的饲料量是不同的。假如鸽子按下把手A，几秒内洞就会打开，然后很快又关上，鸽子只能吃到很少的饲料（就像“问题70”的选项A）；假如鸽子按下把手B，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洞才会打开，不过传进来的饲料量会比较多（就像“问题70”的选项B）。为了了解鸽子如何因应等待时间和饲料量的变化，实验者精心设计了按下把手到出现饲料的时间。假如按下把手A和把手B之后等待的时间一样长，肚子虽饿但脑子并不笨的鸽子就会选择按下饲料量比较多的把手B。可是，当实验者逐渐延长（差距以秒为单位）按下把手B之后的等待时间时，即使传进鸟笼里的饲料量愈来愈多，鸽子也显得愈来愈没有兴致，最后宁可选择按下马上吃得到很少饲料的把手A。

人类所面对的报酬种类和数量与鸽子并不相同，但说到缺乏忍耐性这个特点，人倒是与鸽子及其他动物没两样。

把未来的价值打折扣并非不合理的想法。现在立刻拿到手的东西才稳当，至于未来，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过，将未来的价值打折扣时，应该遵照一定的比例原则。按理说，随着等待时间的延长，折扣应该稳定增加才对，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就像鸽子一样，有过度折扣的习惯，对于“很少、可是现在就有”与“很多、可是以后才有”两者的合理思考，在碰到眼前现成可得的报酬时会发生大逆转。也就是说，假如现在立刻能得到报酬，我们就会将自己对未来价值的合理思考抛在脑后，不会选择要等很久之后才能得到的更大利益。

作为鸟类的鸽子的脑和哺乳类动物的脑，虽然于二亿八千万年前在演化史上早就分化了，但是从鸽子脑的研究结果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应该注意人脑的哪个部位。通过观察鸽子在鸟笼里按把手的行为，我们了解到以下特性：一群神经元（鸽子大脑的纹状体的一部分，鸟类的纹状体相当于哺乳类的大脑皮层）会根据等待时间和报酬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活动方式。若等待时间相同，按下把手B的报酬愈来愈多时，神经元的活动愈来愈剧烈。相反的，若报酬维持一定，等待时间变长时，神经元的活动会减弱。由此说明，神经元会赋予各个选项不同的主观价值，在报酬和等待时间之间取舍衡量。人脑没有鸽子脑的纹状体，也不能在人脑的神经元里植入电极作测量，不过只要利用医学显像技术，就能间接看出人的大脑内部的变化。以下列举的例子与时间偏好有关。

简言之，这两种神经组织的活动和个人的决策关系密切。若边缘系统的神经组织活动比较剧烈，人就会选择马上接受1000美元；若前额叶皮层的神经组织活动比较剧烈，理性就会压抑本能欲望，不马上接受1000美元，而选择将来多拿一点（一星期后拿到1100美元）。所以，在戒烟当天又抽“最后一根烟”其实很正常。不过我们确实能在某些情况下压抑冲动，作出合理的决策。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就得追溯到柏拉图的时代。

第18章 太有人性的大脑

太有人性的大脑合理性和情感并非互相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合理的人并不是不带情感的人，而是懂得操控情感的人。

情感如同不易驾驭的黑马柏拉图认为，人的头脑是轻快的双头马车。白马优雅温驯，黑马则不情愿地拖着脚步。

恐惧可以让我们远离风险。恐惧是与大脑杏仁核相连的一种情感，杏仁核不断过滤外来的危险信息，活化无意识过程。

决策何须太费力

人在存钱、花钱、投资时，并非遵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努力最小化”这种符合现实的原则。

决策何须太费力

系统一（直觉）的运作快速，无意识，只顾大局，运用联想，无法调整或修正。系统二（推论）的运作恰好相反，按部就班，受意识控制，实际上受到可以学习的规则所管理（例如数学、几率计算、公式逻辑、集合理论、成本效益分析、效用最大化等）。这两个系统之间没有严格

的区分界限，例如在诸多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刚开始需要全神贯注，运用分析能力，但慢慢地会变成只要信手拈来就能做得很好，学习过程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过程，也就是从系统二进入系统一。

卡纳曼曾经说过：“人必须掌握客观特性，才能靠逻辑判断作出正确的决定。

然而，捷思很容易出现，让我们在无意识中犯错。客观特性容易被捷思的特性（例如代表性）所取代。

人在存钱、花钱、投资时，并非遵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而是“努力最小化”这种符合现实的原则。换句话说，一般人并不是“经济人”，而是懒人。

承认自己的错误以减少错误，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拥有其他生物没有的认知能力。诚实面对自己的极限，培养看穿陷阱的能力，才能正确地作出自己能负责的经济决策与社会决策。做到这一点，别人才不会看准我们情感的弱点，利用合理性的极限，不着痕迹地从我们身上捞一笔，把我们当成肥羊。

点评

★★★★★
怪诞经济学，讲了很多真相，看似怪诞，细思则满是智慧，全书讲了很多心理学的内容，其实经济学本质是在找均衡，但是现实中往往很多难以平衡，因为没有人拥有全部信息，也许这就是经济学追求的目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