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4个陷阱，至少毁了10个华为！”

口 述：翟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01 我最担心的是：中美科技脱钩 这两年，美国对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和围堵可谓是愈演愈烈，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利用芯片技术对华为进行全面遏制，甚至到了连留学生都拒收的地步。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就不要再对中美科技的进一步合作抱有幻想了，说得直白点，中美科技“脱钩”已经是不可逆的趋势了。 其中有一个问题可能也需要我们再明确一下，科技脱钩的始作俑者实际上不是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的思维框架里就没有高科技这个东西，他是一个传统地产商，对5G、AI等信息技术并不感冒，他关注的是关税、贸易逆差这些问题。发动科技脱钩其实是美国的建制派，尤其是美国的军队、外交和情报系统。 这件事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十几年前，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我们的一批高科技企业打入了美国市场，两国高科技企业之间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摩擦和挑战，比较典型的就是华为与思科之争。 面对华为的挑战，思科一开始打技术战，后来发现好像打不过华为，因为华为的研发也很厉害，技术上打不过怎么办呢？
它就打专利战，讲华为剽窃、抄袭、侵犯知识产权，华为当然不服，两家企业又开始打法律战，最终演变成了今天这样一种政治战。 而通讯这个行业天生又与军情系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当思科手里没有能打的底牌后，为了避免本土市场被华为攻陷，它就把这件事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上，说华为的产品不安全，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里面又涉及了美国式腐败，思科与美国政府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人事和利益往来，这件事后来就由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跟进，就这样，美国的军情系统开始卷入到了华为与思科之间的恩怨里了。
美国此前利用各种技术手段窃取全球的信息，以后如果是华为中兴的设备成为全球主流，他的技术手段将会严重受限。 所以科技脱钩与特朗普本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更多的是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以及背后资本的推动。当然，早期是为了一小部分人的商业利益，后来被上升到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霸权的高度了。
02 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今天这样一个科技脱钩的趋势，我觉得对于中国高科技企业乃至于整个国家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警醒的信号，因为它暴露出我们发展路径的问题。 过去，我们通过大规模的代工制造形成制造业产业集群，又通过大规模地推出本土品牌，在一些与市场、消费品以及工业制成品相关的技术领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因为这些领域基本上都是由市场驱动的，我们通过大幅让利的办法从美国及其盟友那里获得全球市场的准入权，通过全球市场养出了持续进步的技术。 但另一方面，这种方式就像是你开出了一朵鲜艳夺目的花，而这朵花一直插在别人的花瓶里，靠着别人给它提供的营养液生存，没有自己的根。 我们知道，华为手机也很先进，能够挑战苹果和三星，可问题是无论其中的软件生态还是核心芯片乃至于背后的光刻机，都是嫁接在别人既有的体系之上，这就相当于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只会使得别人的生态更强大，因为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底层技术。 前两天我和一位国产电脑厂商的老板也聊到了脱钩问题，他拿Windows系统举例，说如果美国进一步脱钩，真的禁止我们用Windows系统就麻烦了。
过去三十年，我们开发出来的各种软件都是嫁接在Windows基础之上，将来倒是也可以自己建一个系统，但这个转换系统的过程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强大，就在于他能以这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底层系统、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强化其他国家对自己依附和依赖性。
从美国的视角来看，底层生态在我这，你们越发展，我就越强大。 而美国对我们的打压手段也远远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还可以动用欧洲各国、日本、韩国甚至新加坡和以色列等盟友对我们进行技术上的管制，利用他对于这些盟友的权力杠杆来遏制我们，在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面，美国还是有很大影响力的。 所以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这个脱钩不仅仅局限在中美两国之间，很可能会发展成我们被迫与多个国家科技脱钩，美国及其核心盟友会把我们赶出他们的科研力量和知识体系。
03 这4个陷阱， 至少毁了10个华为！
显然，这样一个形势已经迫使我们不得不搞彻底的自主创新了，必须要把自己的花朵从美国的花瓶中拔出来，重新插到中国的泥土上。 然而，每当谈到自主创新时，总会有一些自由主义者和看空中国的人来和我争论，他们会问为什么大量的中国杰出科研人才喜欢跑到美国去呢？为什么他们在中国做不好，跑到美国却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呢？ 在我看来，这一争论的背后其实包含了两个大的问题：
一是发展阶段。大家知道，搞科研、搞创新是需要花很多钱的，只有在全球市场体系的中心地区才养得起这种创新，换句话说，美国烧得起这个钱。
二是文化氛围。创新是一个场域，它不是靠一个天才般的个体灵光一闪，而是靠一个群体知识的不断积累、思想火花的相互碰撞以及科研信息的互通共享。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以往的文化当中，确实存在了一系列抑制我们创新的因素，我大概总结为这样4个陷阱： 1. 过去三四十年里，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重物轻人。 例如，我们的科研单位特别喜欢报销各种耗材，你想要引进一个先进设备，预算经费会非常多，可是如果你想要给人发钱，想要高价聘请一些专家，这个难度就很大。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我们的财务体系、预算编制的逻辑就变成了宁愿为物买单，也不愿为人而买单，说白了，其实还是一种穷人思维，穷怕了，好不容易攒点钱，得买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看起来很先进的硬家伙。 2. 我们对说谎、造假的惩罚和仇视力度不够，或者说容忍度偏高。 我非常欣赏任正非先生说的一句话，他说“美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对象”，我觉得美国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他在科学技术领域以及资本市场上，对说谎、造假等行为始终是高度仇视的，当然在政坛上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美国的一些著名骗局，主角被逮捕之后，可以判上几百年的刑罚，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如果一个人去造假、说谎、操纵股市，被逮了之后，顶格罚款可能也就几十万，跟他的潜在收益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而当一个科研人员去造假，当他把别人芯片上的商标磨掉后拿着交差，当懂行的人明知是假的也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然后抬手放过，这对于真正有效的创新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他剥夺了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的人的资源和机会。
所以，我认为一个社会对这种说谎和造假的忍让，所付出的长期代价将会非常巨大。
3. 面子文化，中国人好面子，怕出丑、红脸，我们还讲究尊老，学术界习惯给老同志、老权威足够的面子和地位。

这种论资排辈、不喜欢辩论和批判的行为模式对于创新其实是不利的，首先，从人的智商角度来讲，一个人在28岁左右会迎来智商的最巅峰，然后开始稳定下降。
一位七八十岁的老教授，他可以凭借经验在某个技术领域退而不休地进行研发，但如果让他在科学思想、在基本的理论上实现重大突破，逻辑上讲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研界过于倚重老同志，重大项目如果都是老年人牵头，很难有重大突破。伟大的突破还是要指望中青年研究人员。 其次，中国年轻人的不喜欢公开辩论不敢挑战权威，对于创新也是不利的。
我教过世界各地的学生，中国学生的学业其实是很好的，但是课堂讨论极少听到他们的观点，发言机会都被其它国家的年轻人抢走了。
我们要想有创新，就必须有意识鼓励年轻人站出来发表独立见解。
我自己在学院里主持关于具体工作的讨论会时，往往让年轻人先说，而不是资深教授先说。如果是资深教授先发言，先定调，等后面的年轻人再发言时，他就不太好去否定前辈的观点了。
年轻人的观点或许听起来不太靠谱，但很有可能是来自一线实践而有创新、有创意的观点，而在所谓的权威压力下，他们的很多新想法就还没等提出就先被抹杀了。 4. 中国的教育考试体系，追求的是全方面的平衡，而非单项能力的突出。 我们每个人从小就被要求不能偏科，因为只有各门功课都好，考出来的总分才会足够高，才有可能被重点大学录取，但这造成的结果就是，能接受到最好教育的那批人，往往是一些各方面都不错但各方面都不杰出的人。
尤其是这十几年各级考试难度降低，导致高智商的孩子冒不出来，被选拔上来读名校的是那些智商尚可但比较刻苦也比较细心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中间，天才占比显然低于此前。 而社会中其实有非常多的偏科天才，只是由于天生能力结构或者智商结构分布不平衡，就被我们的教育和考试体系无情地淘汰掉了，最后可能只读了一个专科或者三本，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也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适当改革我们的考试和人才选拔体系，如果你要培养一批物理学家，为什么非得让他诗词歌赋、外语语法样样精通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
这4个因素，是掣肘中国创新最大的障碍，至少影响了中国十个华为的诞生。
04 我对自主创新持乐观态度 当然，国家也已经愈发重视上述的问题了，像我们最近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 可就像之前的争论一样，当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提出后，便有人说中国虽然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但主要还是模仿，或者是以别人的技术为基础做了一些局部突破，算不上真正的创新。 但我想说的是，真正要预判未来的趋势，首先要理解创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到底什么东西会带动创新，而当你理解了创新背后的真正原理，便会发现，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来焕发出中华民族创新的全新生命力。 从历史上来看，伟大的创新极少是由穷国来实施的，它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是紧密相关的，为什么中国以前的创新比较少，简单来讲就一个字“穷”，作为一个穷国，如果你投入巨量的资金来搞研发和创新，其实是违背经济学和市场原理的。 因为你的比较优势就是老老实实地做那些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低资本密集型的生意，这样你才能赚到钱，而创新很大程度上带有烧钱、赌博的味道，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风险，穷人承担不起这个巨大投入和风险。 我们以收益为例，尽管你单看某一项成功的创新带来的收益可能是挺高的，但问题是如果把那些大量失败的尝试、打水漂的投资算在里面，你会发现整体的资本收益率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对于一个穷国而言，当你有得可学、有得可抄、有得可逆向工程模仿的时候，你非得独立地重新发明一个轮子，这个必要性是不大的。 那为什么最近几年我们的创新会蹭蹭往上蹿呢？第一，我们有钱了，我们有那个资本，可以烧得起那点钱。 第二，我们的市场大了，过去二十年里，我们的政府通过各种贸易协定和经济外交措施，为中国的企业打开了全球工业制成品的大门，尽可能地确保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份额。 这一点其实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你的钱投入到创新之后，是需要看到产出，需要在市场上获得回报从而形成循环，只有一笔钱的投入是构不成创新大国的，只有形成投入产出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才行。 从这个角度来讲，想要看到回报，关键就在于创新产品的市场，一定要有尽可能宽广深厚的市场来容纳你的创新投入，分摊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我之所以对中国未来十年内的创新和技术进步持比较强的乐观态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可以分摊研发成本和风险的全球市场和国内市场，这样一来，我们的创新投入在经济上就是合理的，就是可持续的。
中国五亿中产阶级能挣能花，他们支撑起来的巨大本土市场正在超过美国消费市场，成为绝大多数可贸易品的最大市场，再加上一带一路开拓出的全球市场份额，我们的企业享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今天来看，中国如果想要搞好创新，从美国是学不到了，不仅专利技术不卖我们，连留学生都拒收了。
但即便不得不和美国科技脱钩，只要我们始终保持充分的开放，在全球消费者中间占据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我觉得就没什么好怕的，至少从财务上来看，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入是可以持续的。 05 能不能再造一个华为？ 最后，我们再从自主创新的角度谈一谈华为。 2019年，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大概有2.2万亿，这其中有20%多是政府投入的，剩下的70%多是由国企和民企投入的，而从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比重来看，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华为，仅华为一家的研发投入就占到整个中国总投入的7%左右。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为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博弈过程中具有旗帜性意义的战略要地了，如果华为倒了，国内很多想走自主创新道路的企业可能也就放弃梦想了，因为他的榜样都死掉了，他也没有再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动力了。 而如果华为赢了，对这些企业乃至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一场士气上的鼓舞，华为的身后会逐渐形成一批追随者，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自主创新的进程中，我们也会形成多个属于自己的产业平台和生态。 在当前这个阶段，我们的高科技企业还是应该向华为学习的，有人说华为那么大，我到底该学什么，在我看来，有两个关键点是值得大家思考和借鉴的： 第一，构建一个公平合理的内部分配机制。 所谓财散而人聚，财聚则人散，很多高科技企业一开始穷的时候，团队成员像兄弟一样同患难，可等到企业做大了、有钱了，却很少能够做到共富贵，问题的根源就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创始人格局有限、心胸狭隘，想的不是怎么进一步改变世界，而是如何独享利润。 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等到公司上市后，很多人就直接选择股权变现，然后带着知识加入到别的公司，甚至另起炉灶成为竞争对手，一个好端端的团队变得七零八碎，其实挺可惜的。 而华为一方面坚决不上市，保证了利润只能进行分配，不能在资本市场上迅速资本化，另一方面又主动把钱分下去，早期是全员持股，今天人数多了，可能做不到全员持股，但至少全员都有分红权。 这样一来，华为就像是一群聚在一起的梁山好汉一样，只要他是一个奋斗者，就有资格大口吃肉，大秤分金，这样一种慷慨的论功行赏机制，不仅筛掉了不符合华为狼性文化的员工，也吸引着外部优秀人才源源不断地加入华为。 第二，保持对外的开放性。 可能有人觉得华为内部好像是非常封闭的，没有充分的向外部展示，但华为其实是一家非常开放的企业。 九十年代任正非就请了人民大学的一些教授起草了《华为基本法》，后来又花费40亿请IBM帮助华为进行流程改造，包括华为内部的研发人员，外籍员工也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华为其实非常善于吸收外部资源，比如人才和先进的管理理念，他不会局限在自己的思维框架内，所以他的体制机制非常有战斗性。 至于中国会不会再出现一家像华为这样的企业，我认为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我们有着近5亿的中产阶级
这个数字从全球来看也是最大的，他们所带来的市场也将是巨大的，只要这个市场继续扩大，我们就具备在各个行业诞生可以媲美华为的新巨头的潜力。 2. 技术的进步正在形成新的行业和风口
比如自动驾驶等等，这些新行业还没有被西方完全占领。
随着一批华为追随者的出现，只要他们能够凝聚一批能人，学习好华为、阿里等先进企业的文化和管理理念，完全有可能成为这些新兴行业中的华为。 3. 我们有着工程师红利和政策红利
中国每年毕业的工程师人数超过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总和，再加上我们的大基金、政府采购等扶持政策，在人才储备和政策支持上，我们有着足够好的条件。 从大的方面来看，只要我们的政府在孵化“一群华为”的过程中，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为中国高科技企业打开全球市场的大门做好经济外交工作，我们的科研界依然能够保持与全球科研的紧密连接，我们的科研文化和体制能够尽快得到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再造多个华为。 我始终相信，胜利的天平最终一定是倾向我们这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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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专业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世界经济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