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泽平：大萧条贸易战启示录

导读

1929年大萧条初期，美国股市泡沫破裂，陷入经济萧条和银行业危机，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就业，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发起了全球贸易大战。随后立即引发各国竞相报复性提高关税，甚至进口配额限制、投资限制、竞相汇率贬值，导致国际贸易状况严重恶化，国际协调机制崩溃，各国经济雪上加霜。最终全面失控，金融危机不断升级至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军事危机，二战爆发，人类进入自我毁灭模式。教训惨痛，殷鉴不远。

二战后，国际社会吸取经验教训，逐步建立布雷顿森体体系、关税及贸易总协定(WTO前身)、世界银行等国际协调机制和组织，世界经济进入相对较为繁荣稳定的发展时期。

近百年后，2018年美国再度对全球发起贸易战，引发欧亚各国强烈反对以及报复。历史会否重演?特朗普政府应吸取历史教训，勿重蹈大萧条覆辙。

正文

1、大萧条贸易战前的流行理论

1.1 主流经济思想：古典主义、劳动分工和自由竞争

大萧条贸易战之前，古典主义盛行，为西方各国所广泛认同且采纳。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主张是：

1)分工提升生产率。18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经济学家发现劳动分工越来越重要，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篇即阐述劳动分工，认为劳动分工是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有巨大的作用：分工能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分工使每个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减少工作转换的时间和成本;分工有利于发明创造和改进工具。

2)市场的自由竞争是有效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将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运行：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通过市场主体自由竞争、自由投资、自由贸易以及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能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

3)国家作为“守夜人”，不应过多对市场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市场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市场运行效率下降，社会福利的损失，反对政府征收除了足以维持和平、治安和财产权以外的税赋。

在古典主义倡导的自由经济下，西方各国纷纷奉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推崇古典主义所倡导的“小政府”理论，主张财政预算平衡，鲜少运用大量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1.2 主流国际贸易理念：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

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保护贸易政策的重要武器。斯密认为，适用于一国内部的劳动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从而形成其国际分工理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增加物质财富。

18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倡导自由贸易的古典贸易理论逐步为学界及大部分国家所认同，并成为指导国际贸易发展、处理国际贸易关系的重要理论。古典贸易理论以古典模型的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不变为基本假设，主要包括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各国商品之间存在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因此，绝对优势理论提出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一国的财富反映在其生产能力上，每个国家专业化生产自己有绝对优势的产品，通过交换获得本国具有生产劣势的产品，可以满足生产者对较高价格的追求，使得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本国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优势的差异，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都处于全面优势或全面劣势的地位，只要有利或不利的程度相对不同，遵循“两优取其重，两劣取其轻”的原则进行专业化分工，该国就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比较利益。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奉行自由贸易在全球开展贸易。

自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伴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贸易保护理论在后发的德国、美国等国受到重视和倡导，代表性的理论包括：

“幼稚工业保护论”(德国李斯特)认为自由贸易只有在贸易双方工业发展处于相同阶段时才会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无法发展出独立且有效的工业体系。因此，应施加关税保护国内工业，如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政策，迅速崛起为工业大国。

“幼稚产业保护论”(美国)认为国家应对一国新兴产业采取包括关税在内的过渡性保护、扶持政策，以便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以美国为代表，自建国后长期将保护主义奉为圭臬。

1.3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金本位下的自动调节

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包括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兑汇本位制。在大萧条之前，世界货币体系已重回金汇兑本位制，保留着金本位时期货币价值的决定基础，货币仍然规定含金量，然而金币被禁止自由铸造，也不允许其在国内流通，取而代之的流通货币是各国中央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各国需要将黄金存放在各自锚定的中心国(英国、法国、美国等)，本国货币与之实行固定比例率，只有当本国货币兑换成黄金存放国的货币时，才能再兑换成黄金。

在金本位制下，国际收支平衡有自行调节的特征。在金本位下，当一国国际贸易出现逆差时，将导致外汇供不应求，若外汇汇率超过黄金输送点，将导致黄金流出，国内货币供应量下降，总需求收缩、物价下跌，进口减少、出口竞争优势增加，贸易逆差减少，国际收支状况改善。反之亦然。

2、大萧条贸易战的时代背景和起因

2.1一战后霸权势力迭代，欧洲经济逐步下滑

美国经济实力大增。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出于巩固霸权地位以及对国内产业保护的考虑，美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关税水平明显提高。1914-1922年美国平均关税率已达28.3%，1920年的短暂经济危机后，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Fordney–McCumberTariff Act)后，1922-1929年平均关税率上升至38.2%。关税水平的不断提高一方面提振了国内农业、工业等产业的迅速扩张，另一方面使欧洲各国通过出口提振经济以及清偿战争债务的可能性变成泡影。1920-1929年期间，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家主权财富成倍增长，大量资本迅速涌入美国金融市场。

欧洲各国经济实力下滑。英国由于一战期间的人员伤亡与物资损失，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德国作为战败国在修复国内经济的同时背负巨额战争赔款，此外1928年美国抽出在德投资使其经济状况雪上加霜;欧洲其他各国经济在战后经历短暂繁荣后，同样出现下滑，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叠加德国无力偿付战争赔款，欧洲经济陷入下滑状态。

重建金本位制度。一战期间，各国终止了金本位制度，战后各国开始重建该制度：1925年英国宣布恢复金本位制，法国于1928年完成回归。截至1929年，除西班牙以及少数亚洲、拉美国家以外，以金汇兑制形式存在的金本位已在各市场经济国家得以重建，战后混乱的货币金融体系逐渐恢复相对平稳。但在大萧条之前，各国缺乏协调的平价关系、各自为政，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无法正常进行。在金汇兑制下，由于纸币不能直接与黄金进行兑换，而只能与黄金存放国的货币兑换，然后再根据这些国家的相关规定来兑换黄金，而实际黄金存放国对黄金的兑换存在着诸多限制。这就导致币值不稳定、货币供应和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功能受到限制。

2.2美国股市泡沫破裂

一战后，因各参战国经济逐步恢复、产业修复，美国出口大幅度下滑，尤其是战时作为主要出口品的农产品(5.370, 0.01, 0.19%)价格大幅度下跌。联邦政府采用各种方法试图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包括向国外发放贷款，增加欧洲国家购买农产品的支付能力。此外，美国政府还鼓励银行发放低利率的贷款进一步刺激经济。连年的低利率、农业信贷放低标准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叠加大量国际资本和黄金流入美国，投机活跃，美国证券市场高位运行。此外，美国工人实际工资增速有限，不及社会生产率，消费信贷迅速扩张，叠加1929年农业部门因干旱和粮食价格下跌受损，产量下降，失业率上升，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美国经济结构恶化，股市泡沫风险进一步堆积。

1929年10月29日，市场恐慌情绪蔓延，所有股票被“不计代价地抛售”，美国股市泡沫破裂。早在1929年10月12日，美国股市已开始下跌，大量仓位被强行平仓。自10月24日开始，美国股市连续5日下跌;直至10月29日，股市泡沫正式破裂，当日被抛售股票达1641.3万股，道琼斯指数从最高386下跌40%至230，下跌趋势持续延续至1932年，彼时股市市值较1929年已蒸发89%。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被视为大萧条的起点，此后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经济乃至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2.3美国施加贸易关税

1929年，美国国会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该关税法施加自1830年来100年内美国最高关税，将平均关税水平由40%提高至47%，对上千种产品提高或开始收取关税。其中，水泥、皮革、靴子和鞋等商品由免税品变为征税商品，而农产品平均关税高达48.9%。自法案通过起，美国1028名经济学家联名签署请愿书抵制该法案，英国、加拿大等23个贸易伙伴国表示强烈抗议，然而最终该法案经美国总统胡佛签字并于1930年6月17日正式实施。

美国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主要出于三方面原因：

(1)保护美国部分产业。受1922-1929年连年低利率、信贷扩张以及显著提高的生产效率影响，连续性的大规模生产导致美国农产品市场、部分工业产品市场供大于求，价格大幅下跌，施加关税有助于保护这部分产业的利益并巩固在政党派传统选区选票。

(2)缓和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带来的经济冲击影响。1929年10月股灾彻底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投资者损失惨重，消费能力大减，商品积压严重，实体企业大量倒闭，银行不良资产暴露，金融危机爆发。股市危机叠加银行危机对经济带来巨大冲击，美国政府企图通过增加关税保护国内产业，促进经济恢复。

(3)金本位制约货币政策工具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为稳定货币供给和金融体系，努力重建金本位制度，到1929年，金本位制已经基本在各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普及。而在金本位下，“三元悖论”的困境制约了货币政策独立性，金本位制约了货币宽松，促使美国采用提高关税、减少配额等贸易保护性政策刺激经济以及保护国内生产和就业。

3、贸易战演变：美国引发各国施加报复性关税

美国无视经济发展规律，强硬实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进一步提高关税，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引发各国的强烈不满，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家纷纷出台报复性贸易关税政策，一场席卷全球的贸易大战由此展开。

3.1 加意西瑞四国率先反击

加拿大提高对美报复性关税至50%。加拿大作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向美英两国出口各类原材料，是其主要经济活动以及国家经济增长点，其中小麦、土豆、奶制品和肉类制品等重点加收关税的农产品更是加拿大的主要出口商品。截至1929年，出口贸易占加拿大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早在美国新关税法案暂未实施之前，加拿大已采取相关措施试图阻止事态发展。1930年5月，加拿大小幅提高了16类美国出口至加拿大的商品关税，以此制约美国新关税法的实施。在《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于6月生效后，加拿大进一步提高对美报复性关税，1930年9月17日，其通过了紧急关税法案(CanadianEmergency Tariff)，对几乎所有重要产业的商品关税增加近50%。

意大利和西班牙提高对美国出口汽车征收报复性关税至100%-150%。对意大利而言，其农产品在美国新关税壁垒中受到重创。此外，意大利汽车对外出口是其贸易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在20年代末，美国汽车迅速抢占意大利本国及欧洲市场，汽车成为美国对其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之一。针对此情况，1930年6月30日，意大利宣布将全面对美国出口至意大利汽车、农业生产器械和无线电设备征税，其中对汽车征税超150%，福特汽车在意大利售价由300美元上翻至815美元。此外，意大利随后进一步宣布将只从购买意大利农业产品的国家进口商品。对西班牙而言，美国关税政策打击到其主要出口商品红酒。1930年6月22日，西班牙提高几乎所有美国商品关税，并对美法意出口至西班牙的汽车征收100%-150%关税。法国、意大利在随后与其进行谈判并补偿西班牙后关税压力下降，而美国出口至西班牙的汽车数量在三年内持续下滑94%。

瑞士全面抵制美国产品。瑞士作为传统贸易出口国，钟表制品占其出口总额90%-95%，其中约有六分之一的手表出口至美国。美国新关税法将钟表关税从194%提升到266%，激怒瑞士全面抵制美国产品，1930年瑞士进口额下跌5.4%，而对美进口下跌达29.6%。

3.2英法德参加贸易战，国际贸易全面崩溃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贸易市场，作为自由贸易最后的捍卫者——英国经常账户大幅恶化，最终决定提高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并实施帝国内部特惠关税制度，国际贸易体制走向分裂瓦解。在1930年美国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之初，作为自由贸易主义的坚定拥护者，英国并未采取措施提高关税，选择继续开放市场。然而随着加意西瑞四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国际贸易市场状况日益严峻，各国商品大量出口至英国免税区，英国经常账户持续恶化。此外，由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引发的黄金挤兑风波扩散至英国，英国退出金本位，引发国际竞相贬值、贸易保护和外汇管制。最终，英国于1931年11月20日颁布《非常进口税法》(Abnormal Importation Act)，对于特定商品征收最高达100%的歧视性高关税。1932年2月，英国议会通过了一个新的进口税法案，规定将对一般进口商品增收10%的从价税，对大多数工业品实际征税20%，而对钢铁、奢侈品等征税更高。同时，英国组织召开渥太华会议，与其领地、自治殖民地间实行互惠关税，即帝国内部特惠关税制度，从而构成对其他国家货物的歧视。

法国实施进口配额制度。受20年代早期签订的贸易协定约束，法国70%的进口商品关税固定无法调整。在此情况下，法国政府宣布实施进口配额制度，该制度针对美国对法出口的电子设备及肉制品进行严厉的配额限制。此外，这些配额按照合同进行谈判制定，保证了法国部分市场向欧洲国家开放，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欧洲联合抵制美国。截至1932年末，共10个国家紧随其后实行贸易完全配置或许可证制度。

德国提高关税并施加进口配额，开发准殖民地贸易市场。作为战败国，德国在一战之后背负巨额战争赔款，国内恶性通货膨胀，失业率飙升，与其他战胜国签订的不平等贸易协议使德国在与西方各国的国际贸易中收益甚少。在国际贸易市场全面恶化后，1932年1月德国提高关税并施加进口配额，同时积极与欧洲东南部、南美等偏远地区准殖民地开展双边贸易，以期发展国内经济。

美国于1930年正式实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最初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四国的报复性关税反击极大恶化了国际贸易局势，而随后的英法德相继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则刺激了国际贸易的全面崩溃。美国、加拿大等国在1928-1932年间关税均上升15%以上，而英法德意等国关税均提高超过50%。国际贸易关系的崩溃肇始于美国《斯姆特-霍利关税法》的实施，美国漠视国际贸易多边关系，单方面提高关税以期保护国内经济，反而进一步恶化了美国及全球经济。

4、贸易战升温引发多米诺效应，影响深远

大萧条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全球经济危机，其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贸易的急剧萎缩、全球经济的衰退，同时也对后世国际货币体系、宏观经济理论、国家宏观政策、国际协调机制的一系列发展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4.1 贸易的恶性竞争导致全球贸易下降，全球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

总体而言，大萧条期间各国贸易下滑明显，全球贸易在1929年至1934年间大约减少66%。从进出口数据看，美国进口金额从44亿美元(1929年)下滑66%至15亿美元(1933年)，出口自54亿美元(1929年)下滑至21亿美元。其中来自欧洲进口商品从1929年13亿美元下降到1933年3.9亿美元，而出口到欧洲的商品从23亿美元下降到7.8亿美元。西方各国进出口同样大幅下滑，其中英德法意等西方各国进口、出口在1930-1931年间分别平均下降26.2%、21.7%。从GDP数据看，各国经济增速均出现下滑，其中美国GDP增速在1930-1932年分别下滑8.5%、6.4%和12.9%;英、德、法三国在此期间GDP下降5.4%、16.5%和15.3%。从失业率看，各国失业率在1929-1933年间迅速攀升，美英德加在1932年失业率均超过20%，分别为23.6%、22.1%、43.8%和26%。

4.2 全球经济持续萧条，凯恩斯主义兴起

基于市场存在“无形的手”能够自动干预经济、实现复苏的信念，以美国为首的不少西方国家在大萧条之初仍坚持财政预算平衡，并没有持续运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是国内乃至全球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使得人们开始质疑古典主义的合理性，凯恩斯理论兴起，并逐渐成为各国治理宏观经济、制定经济政策的主流理论。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经济未必能够实现自我调整并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需要依靠政府“有形的手”在市场失灵之时干预经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具有必要性和有效性。在此理论基础上，西方各国逐渐扩大政府支出，由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走出危机。

4.3 金本位制崩溃，国际金融系统基本陷入瘫痪，国际收支调节机制转变

4.3.1 英美集团退出金本位，国际金融系统基本陷入瘫痪

1929年美国证券市场崩溃引发美国银行业危机，随即金融危机扩散至欧洲。1931年5月，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破产，对银行稳健性的担忧与对汇率贬值的预期相互助长，触发大范围银行挤兑及资本外逃，恐慌随即波及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其中，持续的挤兑风潮导致英国在两个月内流失2亿英镑以上的黄金，英政府被迫于9月21日宣布脱离金本位，此举引发国际间的外汇管制和竞争性贬值。与英镑保持固定汇率的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埃及、伊拉克、阿根廷、巴西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形成英镑集团。国际金融恐慌传回美国，到1931年10月，美国流失黄金达7.6亿美元，1933年美国宣布退出金本位，“一战”后重建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陷于瘫痪。

4.3.2 国际协调失败，金本位彻底崩溃

在意识到各自为政的政策对国内经济局势收效甚微后，西方国开始谋求国际合作并于1933年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其宗旨一是稳定货币，消除对汇兑的控制和运转障碍，二是消除国际贸易障碍，尽力促使国际贸易的重新活跃。然而会议中提出的目标很快由于各国间的种种分歧而宣告失败，1936年，法国宣布法郎贬值，同年与英、美签订三方货币协议(TripartiteAgreement)，金本位制彻底崩溃。货币体系逐步分裂成以英镑、法郎、美元为核心的三大集团。

由于大萧条前完整的国际协调机制体系尚未建立，各国之间的协调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具有临时性和特定性。在大萧条贸易战期间，国际协调机制的缺失导致没有权威的国际组织能进行反贸易保护的裁决或提出补救机制，更没有能令各国普遍接受的应对金融危机的经济政策。各国各自为政、以邻为壑的局势难以得到改善，陷入“囚徒困境”。

二战后，国际社会吸取经验教训，逐步建立如布雷顿森体体系、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国际协调机制和组织，促进国际经济的健康发展，世界经济进入相对较为稳定的发展时期。

4.3.3 各国竞相贬值，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发生转变

在金本位崩溃、各国竞相汇率贬值的大环境下，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发生改变，先贬值的国家占据优势。退出金本位后，各国不再受货币锚定黄金的限制，通过扩大货币供应量，调控汇率贬值，促进出口，达到改善国际收支的目的。此外，早期摆脱金本位的英镑集团较其他国家较早解除了对货币再通胀(reflation)的外在约束(货币锚定黄金)，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促使经济更快、更强劲的复苏。而以法国为首的部分国家因其黄金储备充足而坚持金本位，使得币值高估、贸易进一步受损，经济恢复速度较放弃金本位制的国家明显偏慢。

4.3.4 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崛起，爆发二战

持续的经济萧条刺激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崛起，间接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德国来说，美国股市暴跌促使美国银行中断对德国的援助贷款，叠加金融危机扩散，德国银行破产，实体经济迅速萎缩，失业率飙升至43.8%。持续的经济衰落促使民众转向支持纳粹党，德国政治转向独裁主义。1933年1月，希特勒所在纳粹党上台执政，建立了独裁政府。日本方面，1929-1931年间，其GDP下滑8%。1931年日本退出金本位制度，通过日元贬值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大量赤字开支用于购买武器军备，军国主义实力日益膨胀。持续的经济萧条刺激独裁主义、军国主义崛起，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隐患。

5、大萧条贸易战的启示

1929年大萧条初期，美国股市泡沫破裂，陷入经济萧条和银行业危机，为保护本国经济和就业，美国大幅提高关税，发起了全球贸易大战，随后立即引发各国竞相报复性提高关税，甚至进口配额限制、投资限制、竞相汇率贬值，导致国际贸易状况严重恶化，国际协调机制崩溃，各国经济雪上加霜。最终全面失控，金融危机不断升级至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军事危机，二战爆发。教训惨痛，殷鉴不远。

1) 贸易战一旦开始，会引发他国报复性提高关税，甚至升级至投资限制、汇率战，加剧国际贸易状况恶化。英国在1930年美国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当时并未提高关税，然而在最初加拿大、意大利等国施加报复性贸易关税后，国际贸易状况恶化以及金融危机扩散使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提高关税壁垒，这加剧恶化了国际贸易状况，引发更多国家加入贸易战。

2) 贸易保护主义难以拯救陷入困境的经济，重回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才是出路。通过加征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战目的为保护本国产业，但招致他国报复，难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只能导致全球分工被破坏、贸易萎缩。因此，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绝不是解决经济金融危机的出路，相反，它只会加剧各国经济困境，进而延缓世界经济复苏的步伐。在各国经济愈加紧密联系的今天，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不可取，各国需要加强协商合作，在开放互助中共谋发展，重回多边自由贸易框架体系。

3)贸易战一旦失控，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乃至军事危机。危机在演进的过程中往往是非线性的，一旦从正常状态转化成危机状态，事态的发展往往容易失控。大萧条期间各国为保护国内经济而不加遏制地采用提高关税、施加进口配额、竞争性贬值等措施加入贸易战，反而使得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的泥沼，并使得危机升级。

4)缺失稳定的国际协调机制放任了国际贸易状况的持续恶化。20世纪初，国际协调机制呈现临时性和特定性：在世界经济格局分裂的情况下，大萧条前各西方国家几乎各自拥有或属于不同的经济区域和势力范围，相互之间斗争不断，地缘政治局面紧张，国际协调机制尚未成体系建立，各国之间的协调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具有临时性和特定性。直到二战之后，才建立了相应的国际协调组织。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联系将日益紧密，开放经济体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应充分发挥国际协调机制的优势，通过多边、双边的谈判解决问题，在开放中协调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5)选择自由贸易还是贸易保护主义取决于国家利益，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激烈冲突多发生于世界霸权交替之时。英国在工业革命后以贸易立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抢占全球市场，甚至不惜以武力推进国际贸易(鸦片战争等)，但在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国内农业危机以及保护国内市场，英国最终放弃了长达百余年的自由贸易，黄金兑付危机、英镑贬值等发生后，英国再也无力与美国抗衡。与此对应的却是美国已实施了上百年的贸易保护主义。

但是，1930年美国的关税法案不仅未能解决本国经济复苏问题，反而大幅度地打击了全球贸易，促使美国反思并调整贸易政策。1933年罗斯福上台后推行“复兴、救济和改革”的新政，1934年《互惠贸易法案》通过，国会授权总统在三年之内负责对外谈判并且就调整关税税率签订贸易协议，可以自行决定将关税最大程度降低50%而无需国会批准。经过谈判，美国与许多国家签订互惠贸易协定，对美国恢复国际关系和贸易起到了较大作用，促进美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从此美国接替英国高举自由贸易大旗。

历史经验表明，当国家实力弱小时需要由国家保护经济，经济强大后需要自由贸易来获得市场。当他国崛起，自身衰落时，又会诉诸贸易保护主义，这就是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主义交替的轨迹，背后则是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和霸权交替，未来亦不例外。美国当前从自由贸易转向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相对衰落的美国在遏制崛起的中国。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在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金融服务、大学教育、关键核心技术、军事实力等领域跟美国的巨大差距，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谦虚学习、韬光养晦，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