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黄以约3万元/平方米的价格购 入开盘不久的“香蜜1号”自住，2007年深圳楼市癫狂的时候，黄先生的房子一度涨至6万元/平方米，如今又快速回落至3万元/平方米附近——由于“香蜜 1号”的业主大都是2007年房价高峰时购入的炒房客，目前被套牢闲置的不在少数，因此，每当夜幕降临，黄先生一家便成为偌大楼盘中极少数亮起灯火的住 客。
作为深圳一家软件服务类互联网公司的创办者，“上上下下”的房价，不仅让黄先生感到“安居”的不易，而且更加慨叹“乐业”的艰难。
“我最近招聘工程师，一个月过去了才收到很少的简历，勉强招到了两个人。”黄先生无奈地说，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过去广告只要在中国人才热线上挂出去，马上就会收到上百份简历”。
一番感慨之后，至今已在深圳打拼十多年的黄先生旋即又对“招不到人”表示出理解，“你想想，在深圳打工拿几千块钱的工资，这样的房价，何年才能安下一个家呀？”
事实上，就在黄先生入住“香蜜1号”的三年里，深圳房价已实际上涨了将近一倍，商用办公楼租金也大都上浮了超过30%，由此带来的连锁效应正在日渐显现。
其中，一个显然的事实是：高房价时代正在快速稀释着深圳这座城市的整体吸引力。黄先生不久前将一部分程序开发的团队搬至了湖南长沙，“IT最大的成本就是人，搬迁的成本就是一部电脑而已”。
“如果成本上升到难以承受的时候，整体搬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黄先生说。
而这并不是个案。
蠢蠢欲动的“深圳e人”
徽剑是深圳市互联网促进会的发起人。今年4月，有感于深圳互联网群体的普遍焦虑，他向广东省政府发出《一个南方互联网十年发展见证者致汪洋刘玉浦等广东及深圳领导的信》的谏言信，引起一众互联网同行的共鸣。
此后不久，徽剑参与创建的一个互联网创 业项目——“菜鸟上网天堂”——终于在广州找到落脚点：广州天河软件园向徽剑主动发出邀请，并给予一块100平方米免费的办公用地作为项目盈利前的扶持 ——这大大加快了徽剑的创业进程，在此之前，该项目在深圳筹建一年多，但因多种因素掣肘，未能成行。
“这个项目从去年开始做，直到今年上半年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其中涉及到资金等各方面的问题。”徽剑说，选择广州并不仅仅钱的因素，还包括开发人员的问题，“一个在广州拿三四千的人，在深圳给七八千，他也不愿意过来”。
徽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深圳的单身公寓 的平均租金为2500元上下，而一名计算机专业应届毕业生在深圳可以拿到的月薪为4000元-5000元左右，这将意味着，该名毕业生很难单独承担租房费 用，除非合租；而同等条件的毕业生，在广州的月薪尽管只有2000-3000元，但却可以很容易地找到600元左右的出租屋——这意味着同等条件下，在广 州生活、创业的成本都更优。
在徽剑看来，激增的房价背后隐含着深圳城市竞争力的巨大危机。
徽剑向记者透露，根据他所了解的情况， 近期考虑整体或局部搬出深圳，并选择广州、上海、北京，甚至武汉、成都、长沙等二线城市的互联网公司不在少数，“有一家叫亚洲网视的公司已经整体搬到广州 了；从腾讯出来创业的王汝斌所创办的国领通讯最近也被上海邀请，正在考虑是否搬迁……”
另一家深圳互联网企业“天助人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学兵亦向记者透露，成本上升正是其它城市挖角深圳的好时机，正在感受深刻危机的“深圳e人”，目前普遍处于蠢蠢欲动的状态，“内地各个省、市都有长期办事处在深圳进行招商”。
身为湖北人的王学兵坦言，“我近期回了一次武汉，回来想得最多的就是成本问题。”
王学兵的账是这样算的：武汉光谷向他的公司发出热情邀请，给出的房租优惠价是16元/平方米，而其目前所在的深圳市福田区湖北大厦的租金是70-80元/平方米。
50-60元/平方米的房租价差对完全依靠自有资金投资创业的王学兵而言，具有相当的诱惑力。
他再算了一笔账：定位在网络整合营销服务提供商的“天助人和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注册于2006年8月，直到今年3月才开始实现当月持平，“如果这个公司放在武汉的成本条件下运作，营收持平的时间至少可以提前半年”。
“我们同行也经常感慨，如果马云在现在的条件下创业，他肯定活得还不如我们，他那时候还可以几个月不发工资，按深圳现在的生活成本，根本不可能。”王学兵感慨说。
王透露，其正在打算在武汉建立一支研发团队，至于是否要扩大外迁的范围，“等高交会结束后再作决定”。
事实上，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尴尬同样也已明显作用于腾讯、迅雷等相对成熟的深圳互联网公司当中。以腾讯为例，其近年扩建的研发中心大都放在北京、成都等高校集中的地区；迅雷公司的30%人员目前也都已分布深圳以外的地区。
成本高压的连锁效应
事实上，由房价等成本要素上涨带来的人才磁力下降，只是引发深圳城市竞争力危机的一个引信而已，深圳固有的问题以及缺失的环节，开始在成本高压下显现出来，尤其是人才要素。
据记者初步统计，仅有一所大学的深圳，一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不足300人，加之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贡献，深圳一年总体计算机专业毕业生亦不过500人；相形之下，广州一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生的数量则超过万人——深圳的人才缺口由此可见。
此外，从吸引有经验的高端人才上看，深圳早年由政策红利、市场开放程度高等优势形成的“孔雀南飞”现象已经开始消逝，随着营商成本上升，甚至出现了人才往北回流的现象。
深圳市华阳信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新山告诉记者，同样一个有经验的项目经理，在深圳必须给出1万-1.6万的月薪，“这还不能保证他能买上房子”，而在长沙，同样的岗位给出8000元月薪就会“很安心地工作”。
黄新山告诉记者，近期他的公司获得了深圳市人事局批准的深圳市户籍指标，欲将一名工程师户口调入，但遭到拒绝，“他觉得将来不一定定居深圳”。
“IT公司，工程师都不稳定，互联网公司怎么能稳定呢？”大量的深圳互联网从业者都发出了这样的一声叹息。
大多数接受记者采访的深圳互联网从业者 认为，深圳在发展新兴产业上原本有着天然的优势：一方面，新兴移民城市的特点决定了其有着更为强烈的创业氛围；另一方面，毗邻香港使深圳有信息交流、观念 更新上速度更快的优势。再者，珠三角周边产业发达，对全国的辐射面较广，为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客户基础。
徽剑则认为，从深圳未来的城市功能定位来看，对土地资源几乎不构成压力的互联网产业非常符合深圳未来发展“低能耗、高产出”的“高端产业”的要求。
但是，先天条件优良的深圳，似乎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互联网产业发展的几次高峰。
徽剑在前文提及的谏言信中不无惋惜地回顾起深圳在2000年前后作为中国互联网发起地的辉煌：
1998年4月16日，深圳南山区的彭先生足不出户，通过招商银行“一网通”网上支付系统，在网上向先科娱乐传播有限公司购买了一批价值300元的VCD光碟，完成了中国第一笔网上支付业务；
1999年3月，中华网在深圳创立，并很快奔赴纳斯达克，成为首家在纳市上市的中国概念股；
阿里巴巴在杭州创立之初，深圳也同样崛起了一批电子商务平台，尤以中企动力、美商网为代表；
2000年前后，有业界人士做过统计，全国有40%的网站都集中在深圳。
但在此之后，中华网、美商网等企业转战北京，以及后续的39健康网搬至广州、中国交友中心迁到上海……深圳的互联网产业开始日显萧条。
“在中国互联网十来年的历史中，深圳只 崛起了一个腾讯，网大虽然曾经领跑校园，但从2003年开始没落；中国人才热线、中国游戏中心，始终未进入互联网企业的前列；中青旅去年力推芒果网，但与 携程、ELONG相比，仍然有差距。”徽剑总结说，深圳有着庞大的网民数量，有着良好的硬件基础，且在互联网产业上有着先发优势，但如今的式微显而易见。
而国内其它城市的互联网产业则后来居上。仅以上海为例：已经上市的就有盛大、九城、易趣、巨人、灵通网、携程网等十多家知名网络公司，深圳仅有腾讯、A8；在未上市企业中，上海还储备了小熊在线、豆瓣、东方网等有实力的公司，而深圳仅有迅雷等为数不多的企业。
“创业天堂”保卫战
徽剑近期发起的深圳市互联网促进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聚集了深圳超过70家的互联网企业，准备联合起来发起一次互联网行业“创业保卫战”，其首役即为以集体名义向深圳市政府申请获得参与今年“高交会”的资格以及相关场地优惠。
“深圳市本身的定位是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对互联网企业应该有相应的扶持。”徽剑认为，过去几年深圳互联网持续式微，与深圳政府针对互联网以及创业型中小公司的政策摇摆，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一方面，深圳长期将互联网产业作为软件 业等IT行业的附属产业来认识。深圳市互联网促进会在其近期向深圳市政府提交的建议书中认为，深圳市目前针对互联网企业采取的政策基本上是套用软件行业企 业的，“如果按照软件行业企业要求，很多产业扶持政策都无法实现，比如互联网企业大多没有版权登记，大多无法申请专利等。而目前政府很多科技扶持政策，对 企业都有明显的知识产权要求，可是互联网企业偏偏没有这点。再加上互联网企业盈利周期相对较长，无法套用销售产值等指标。”
另一方面，大多数创业中的互联网企业认为，深圳在土地等资源饱和之后，有“抓大放小”的倾向，对创业型的中小企业关怀不足，小企业在分享深圳市的包括土地、政策、产业扶持资金等公共资源方面，面临“门槛太高”的尴尬。
这让曾经培养出一批像华为、中兴、迈瑞这样优秀企业，并以“创业天堂”自居的深圳，对于互联网企业的整体吸引力大打折扣。
深圳互联网促进会在提交深圳市的建议书 中认为，深圳应该向近年崛起了一批优秀互联网企业的浙江省学习，浙江省在其“十一五”规划中，针对未来重点扶持的“科技创新30个重大专项”中就有三项涉 及信息化改造和互联网，分别是“下一代互联网技术与设备”、“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业信息化”。而反观深圳，大多数当地互联网企业人士认为，深圳的产业 扶持条例中，截至目前连“‘电子商务’这四个字都很少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