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子里的事2

那一年对新中国的传染病史来说,绝对是不寻常得一年。“非典”病毒爆发,从广东开始,一直到全世界。许多年后我都时常回想那漫长的时光,长到记不清楚它的细节。童年的记忆总是模糊与清晰相互穿插,记得哪些,忘了哪些,都不大清楚了。

2003年得时候我读小学三年级,对小学年纪的清晰记忆源于我的父亲。他是人民教师,岗位总是换来换去的,我也总是乐于随着他更换着一所又一所的学校。从幼儿园的东坡小学,到结小升初的居民小学,总共四所,我记得很清楚。因为这样,我便不用去做烦扰着每个人童年的暑假作业。想来,那时候的开心来的是多么简单,多么的美好。成年的我们回忆童年的时候是否还能想起那些个快乐,简单到再也不能回去。

2018年的现在,我在托管班外的小院子里看着几个孩子的童年,生出了些许的羡慕。更多的,是对自己童年的,无尽的怀念。

某个周日的傍晚,我像同桌诉说着马上放假的妄想,同桌看了我一眼,埋头继续写作业。当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如果马上放假”之类的胡话的时候,教室外响起了响亮的哨子声。就像后来我在2008年5玥11日的日记里写下“如果发生地震,或者打仗,那该多好啊”这样的瞎话一样。让我一度以为自己或许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高中的我回想起这些的时候,又会幻想如果时间倒退几十年,这样的日记被外人看到了,指定会被当做帝国主义派到中国的狗特务。想象着自己脖子上挂着个写了“打倒狗特务”的牌子在各个巷子里示众游行。又想:童年的我才多大,能不能挂上写满五个大字的牌子还不好说。写的小了,别人又看不大清楚,更不清楚在批判啥子东西。结果臭鸡蛋赃袜子从群众的手中扔过来,其中不免有些破鞋啦,凳子腿碎石块之类的。嗯,是挺惨的。

教室外集合的哨子声又响了一遍。一会过后,校园里站满了人,父亲现在最前面的台子上面朝着我们,我的头应该狗仗人势的仰的高了些。父亲宣读着什么,具体的实在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四个字,分别是两个词,一个是“非典”,另外一个便是“放假”。幸福来的过于突然,不满10岁的我们欢呼着雀跃着,甚至有人表面上还叹息着又不能好好学习了之类的话。“非典”是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的耳朵里只有那另外的两个字,放假。

对,放假。

天空里的阴云密集起来,闪电伴着“轰隆隆”的雷声把黑夜劈成白天。我喜欢这样的夜晚,世界巨大的轰鸣着,却又是安静着,蛙声蝉鸣全部没了踪迹。只有那雷声与闪电,要把这天劈开一样。大雨随着便来了,像母亲将盆里的水倒向院子时一样,蚂蚁就是现在的我们。泥土的芬芳在屋里都闻得到,混合着艾草燃烧的焦胡味儿,一起构成这美好的剧烈的夜晚。

仿佛这世界在说话,只是没人听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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