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是一种美德

“谨慎”，是一种美德，一种政府（国家）必不可少的美德。

“个人在政府面前是极为渺小和脆弱的”，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在专制的过去如此，民主的现代亦可适用。我们的历史告诉我们：专制不好。了解历史的人也都明白，有太多的事件可以用来佐证专制的恶，佐证在专制时代个人在政府面前的渺小与脆弱。所以，我们学习西方，选择了一种更关爱人的民主制度。虽然仍有国家，仍有政府，政府也仍有很大权力，人民在政府面前依然渺小。但是，我们对政府行为做出了很大的限制，又赋予了人民很多的权利。我们从这两方面来保证个人在政府面前不那么脆弱。

可也许是我们善良，也许是我们懵懂，或者是我们不够勇敢，之前的我们很少谈权利，更不要说限权了。而也许就是少了权利的制约，也许是顺着之前的思维惯性，政府的行为也仍然带着许多粗陋性，冷漠性，甚至专制性。我们民众也保持着服从的惯性，对政府行为缄口不言。

虽然一方“前进”，但是另一方在“后退”，矛盾并不凸显。可惯性终是惯性，总有消失的那一天。现在，我们的服从惯性就正在逐渐消失着。我们越来越重视自己的权利，同时也期待政府行为的精致性，人文性和正当性。然而，政府的思维惯性似乎仍在继续着，他们仍然延续着之前的行为方式。这样一来，政府行为不能满足满足人们的期待，矛盾自然也就接踵而来了。

近来的，北京市政府清理大兴区外来务工人员遭到民众热议和嘲讽；朝阳区政府对“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通报”也遭到大量网友的质疑，就是这种矛盾的表现。这不是民众难管理了，而是我们民众在逐步回归到现有制度下应处的状态，而政府却没有追上。是政府的步子太慢，而不是我们民众太刁。

很显然，为了缓解这种个人与政府的矛盾，政府必须回归到现有制度下，其应处的状态。其应该改变那种粗陋的、简单的行为方式，谨慎的对待权力。

“谨慎”，是现有制度之下政府应处状态时理应秉承的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建立在各个国家、各个学派都认同的一种观点“人永远是目的，而不是工具”之上。

“谨慎”，是政府将其权力实施的对象视为是一个人，一个完整的人。政府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每一个个体都是神圣的”。这要求政府将每一个人都视为一个神圣的个体。他们与你一样，与我一样，都是同一物种。我们——主权者与人民，终是同类。主权者应该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去对待权力实施的对象。这是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是民主与法治的内在要求。真正的将他人视为是与自己同类的物种，就必然排斥那种粗糙的命令式行为。这样简单的要求权力的对象必须这样，必须那样；显然还是将权力的对象视为一种不同于己的种类，甚至是一种工具，一种他可以随意指使的工具。真正的将他人视为是与自己同类的物种，就必然要求政府行使权力要思虑再三，要设想自己处于对方的境地会如何，应如何，谨慎地行使权力。

政府应该明白“个人在政府面前的脆弱与渺小”，秉承谨慎，谨慎，再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类。因为终究是人才是所有行为的最终目的，其他所有东西（包括国家和政府）均是为人所服务的工具。它们不应该居于支配地位，那样太冷冰冰了，是我们所不喜的。

谨慎对待权力，要谨慎地行使权力，不要让与自己是同类的物种遭到不必要的伤害。要小心翼翼的使用“权力”这一锋利的工具。因此在每次立法或者涉及多数人利益的行为之前，必须、必须、必须要有充足的理由，要谨慎的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否则就不要多加干涉。要强调和重视对行为正当性的论证。只有重视对正当性的论证，才是把权力实施的对象视为是与己同类，与己平等的。因为只有在平等的双方之间才会在拿走你的东西之前说明理由。上位者对下位者不会，他不真正视我们为与其同类的物种，不将我们作为一个平等的主体，完整的主体对待，认为我们只是一个工具。显然，这样冷漠的思维方式越来越遭到抨击与反抗。

如果北京安委会在决定清理外来务工人员之前，能够多考虑一下，那些务工人员与你我一样是同类，是一个个神圣的个体，应该被平等的对待。这样秉着谨慎的态度对待权力时，也许就很难做出那样简单的、冷漠的命令了，也许就没有舆论的反弹了。学者总批评我们的社会缺少一种人文关怀，一种人情味儿，也许就在于缺少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

同样的，在朝阳区政府对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通报上，如果政府秉着一种谨慎的态度，将自己置于民众的视角上，就不会只发布那样冷冰冰的结果了。也许会解释民众与媒体的疑惑，也许就不会产生如此多的质疑声了。

谨慎啊，谨慎，谨慎对待权力，认真对待权力。永远不要忘记，人才是目的。

我想用德沃金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结尾：

每一个当代的民主政体都是一个分化的国家。我们在文化方面、伦理方面、政治方面以及道德方面分化开来。但，我们渴望作为平等者共同生活。而对于这一抱负来说，似乎绝对具有决定性的是：我们同样也渴望，我们手气支配的那些原则是把我们作为平等者来对待的。我们必须进我们所能，努力避免对制药公司适用一种责任理论，而对开车乘车的人适用另一种理论；避免在我们因色情作品而担忧的时候采纳一种言论自由的理论，而在我们对焚烧国旗担忧之时又采用另一种言论自由的理论。除非在我们的集体审思过程之中，包括在我们裁判的审议之中，我们在必要之时愿意做足够高度的反思，以便检验我们在那一方向上的进展状况，否则我们就无法推进那个责无旁贷的抱负。如果我们主张一种法治——它并非仅仅是经济成就与社会和平的一件工具，而是使我们有资格声称是共同体的那种平等的公共关心的一个标志，一面镜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担负起那一至高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