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飞龙:正值寻找意义的年龄

正值寻找意义的年龄

作者:李飞龙

    本想起个题目叫“寻找意义的年龄”，但怕产生歧义，加上“正值”二字，便有了明显的指向。人何不也是如此？似乎总要背负某种约束，才能明白自己最想做、最想要的是什么。否则，在汪洋大海或万顷大漠里，反倒是不易寻到方向。这约束，可能是人生路上的绊脚石，也可能是理想的彼岸。

    近来与家人通电话，总会吐露心声：“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总感觉生活充满了荒诞与无意义。” 这话若是对旁的什么人讲，人家或许会以为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父母虽也不甚理解，但总会关切地劝导，给出的理由往往简而又简：周末多约朋友出去玩，别太宅；经常给自己做点好吃的；找个情投意合的女朋友，一起去旅游……几句话仿佛立刻冲淡了我那些思考的繁琐。在生活的乱麻面前，他们有一把锋利而又果断的剪刀。我颇为羡慕那种简单的快乐，以至于我不再忍心跟他们探讨这种话题，怕扰乱了他们平静的生命之舟。

    或许像我这样处在弱冠之年的人最容易思考这些问题吧，以往孩童时的单纯不再庇护着我，未来无数的路望不到尽头，现实的种种选择又让我无所适从。这样一来，难免产生悲观的情绪。悲观的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本质，就像贫穷最能展现复杂的人性一样。

    我认识这样一家三兄弟。因为贫穷，二儿子私扣了为八十岁的母亲缴纳医疗保险的费用，虽然那笔费用已经被政府减免了很多，只需缴纳一百元即可。当母亲卧病在床时，兄弟三人无力负担昂贵的药费，只能让老母亲在家里躺着、熬着……那位比共和国年龄还大的老人，已经无法清晰地说话，浑浊的眼睛望着用白色塑料膜封起来的窗户，挨过一个又一个看不到太阳的冬天。在华北农村，很多家庭都用塑料膜封起窗户，没有供暖设施，这就是最有效的保暖方法，但同时他们也失去了享受阳光的权利。

    那年除夕，老大和老二为争夺一亩农田的使用权，在一同去祖坟祭祀的路上争吵不休，以致拳脚相向。后来，这对骨肉兄弟每次在村里的街头偶遇，往往先是互相大声呵斥，情绪抵达峰值时，则不免头破血流。富裕家庭的兄弟也可能会争夺财产，但那是欲望的膨胀，不是生活的无奈。

    老三年近五十，一直未娶，守着老母亲，住着老宅子。年轻时他托人找了个来自更贫穷地方的女人，没有洞房花烛夜，女人搭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来的，直接住进了老三家。没想到几天后，那个女人偷了老三家里一点可怜的积蓄跑了，杳无音信。从此，老三再未碰过女人。

    一直未娶的还有老大的儿子。在华北农村，不上学的男女青年往往刚到二十岁就会结婚，先同居生子，结婚证过几年再办，甚至不办。而老大家的儿子三十岁了。这个家族的矛盾，让其他家族不敢接触。谁也不想嫁出去女儿，惹回来一堆麻烦。

    我几乎每年春节回老家都会见到老大，而每年他都是那件上世纪不知什么年代的绿军装，和外面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形成鲜明对比。社会前进的步伐太快，好像忘记了他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被忘记的人不只他一个。

    他们或许不会像我这样矫情，去追问什么活着的意义，他们只想生存；他们或许也从不悲观，认为一切苦难本该如此；他们或许不会思考死亡，而这是寻找生的意义的前提。萧红在《生死场》里写道：“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忙着千篇一律的单调，周而复始。”生是开始和过程，死是结束，而忙碌与麻木贯穿始终，掩盖一切。

    我在家乡的一个老同学去年去了欧洲，在一艘游轮上当调酒师。欧洲的一条河流基本都是连接数个国家，因此那艘游轮可以说走的是国际航线了，他便有机会领略各种异域风情，前一天还在听着德国人“彪悍”的口音，后一天可能就沉浸在维也纳细腻的音符中了。工作也不甚辛苦，收入更颇为可观，让人羡慕不已。

    他去欧洲之前，我们通了好几次电话，他反复强调自己的理想是去洲际游轮上工作，去看看世界。这是一个包揽欧亚美非洲的宏大愿望。我依然清楚记得，中学毕业纪念册上，写下“周游世界”这个愿望的不在少数，而他应该是第一个可以实现这个愿望的人了。虽然只在欧洲转悠，委屈了理想，但终归是触摸到了理想的衣襟。

    今年初，他突然回国了。我问：“你在国外的生活那么丰富多彩，怎么回来了？我真想像你一样也出去看看啊。”他很惊讶：“我倒是想像你一样有稳定的工作呢！漂泊久了，就不想再‘漂’了。”我沉默了一会，说：“或许这就是‘围城’吧。”

    我一度认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具有创造力和永恒价值的事情就是活着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现实的约束对此没有太大冲击，反倒是一种虚无感对我一击致命。因此，我一直在寻找，在追问。我对一切答案都保持怀疑，不是对与错的怀疑，是不想一锤定音的怀疑。或许寻找意义应该是一辈子的事情，每个人都永远地“正值寻找意义的年龄”。一边寻找，一边践行，一边怀疑，周而复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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