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故里》：一个来自底层的社会学家，如何看待法国阶层问题？
— 文化客厅系列活动回顾 —
No.46
回归故里
一个来自底层的知识分子的社会反思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
命运是否早已被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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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挣脱自己的出身？又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能结束自我的流亡？
在外人眼中，法国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精英。他是美国伯克利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等多所高等学府的客座教授，也是国际公认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但在他的切身之作《回归故里》中，埃里蓬却将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自己剖露于大众面前。当回到人生的起点，他只是一个始终挣扎于出身与性向的男孩，一个已经没有机会与父亲和解的儿子。
《回归故里》
[法]迪迪埃·埃里蓬著 ，王献 译
后浪 | 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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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故里》是一部动人的作品，迪迪埃·埃里蓬通过重返过去，回顾家族的历史，回忆童年时身处的法国工人阶层，回溯他如何从工人家庭的穷孩子成为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
当了一辈子木工的祖父，62岁高龄还在打扫办公室的祖母，身为十二个孩子中的长子不得不辍学糊口的父亲，不足17岁就生下孩子的外祖母，因为战争被抛弃的母亲……时隔三十年，埃里蓬回到那个记忆中“仅仅是一个地名”的故乡，回到那个承载自己出身的小城兰斯，重新面对那些“被遗弃”和“被侮辱”的过往。
电影《心房客》剧照
在《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埃里蓬将个体的成长、家庭情感与社会学理论融合，通过对底层生活困境的回顾和剖析，试图与自己的原生家庭和解，这是“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同时也在反思中为更多贫困者寻找反抗的可能。
新京报·文化客厅NO.46，我们联合后浪出版公司，邀请到青年学者王凯，与你一同品读迪迪埃·埃里蓬，解读这位来自底层知识分子的社会反思。
整理撰文 | 崔健豪
编辑 | 吕婉婷排版| Cassie
校对 |李世辉
王凯
青年学者，曾在法国研读哲学多年，策划编辑《鸟瞰古文明》《别想生活有答案》《非洲艺术史》等图书。
01
即便是社会精英，也曾在底层举步维艰
在对迪迪埃·埃里蓬的家庭背景分析中，王凯表示，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策略，一种是投资未来的慢策略，另外一种是快策略——快速生活，早早死去。
心理学家发现，在充满压力或无秩序的艰苦环境中长大的女性会更早地生育小孩。当预期寿命降低的时候，女性的生育年龄也会相应降低，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快战略。在极端不安全的环境下，如果穷人不急于结婚生子，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结婚生子。
《回归故里》中埃里蓬的父母就完全体现了这种快战略。他们都是典型的工人阶级，而他们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来说，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没有足够的资本，也就是贫穷。埃里蓬的父亲一成年便着急与他的母亲结婚了，而他的母亲也乐于与他的父亲结婚，只是想要逃离原生家庭，想要开始自己的人生。
电影《心房客》剧照
难道穷人不明白投资未来的重要性吗？王凯认为未必如此，只是穷人可能等不起或等不到长期投资的回报。
埃里蓬的父母就很好地验证了这一点。埃里蓬的父亲作为大家庭中的长兄，不得不早早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他的父亲14岁、初中还未毕业便开始工作了。而埃里蓬的母亲，学习非常努力，而且成绩优异，拿到了初等教育证书。在那时的法国，一个女性能拿到初等教育证书是非常了不起的事。但她仍未能继续进入高中读书。原因很简单：“二战”爆发了。因为战争，母亲被家庭抛弃，只能选择工作和结婚。
中产阶级以上人群之所以能够进行长期投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抗风险能力远远高于穷人，而穷人只要经历一次风险，便是前功尽弃。对于真正的穷人来说，短视是一种生存策略，短期收益虽然小，但风险更低；跟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更高的长期投资相比，更可能生存下去。
《我在底层的生活》中，美国社会活动家芭芭拉记述了自己伪装成一个没有学历、急需工作糊口的离婚白人妇女，在三个不同类型的城市各自工作一个月的经历。其间，她尽量寻找薪水最高的低技能工作支撑自己的生活——服务员，零售，清洁，老人服务，然而无论她如何努力，身兼两份工作，仍不足以支付房租。
《我在底层的生活》
[美] 芭芭拉·艾伦瑞克 著 ，林家瑄 译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8月
最终她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循环的死局：钱不够，住在偏远的地方来节省房租；住在偏远地方，所以得花费大量时间在路上。花费很多时间在路上，用于提升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同时为了应付各种劳苦的工作，她渐渐成为一个工作机器，每天只是无谓地重复。
显然，芭芭拉的个人能力和工作积极性不会因为伪装而降低，但即便是这样一个社会精英，进入底层之后，也会变得举步维艰。
02
埃里蓬的“羞耻感”来自于哪里？
王凯介绍，《回归故里》中，迪迪埃·埃里蓬运用了大量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其中便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惯习 ”（habitus）。
“惯习 ”，也曾被描述为“习性”，是布尔迪厄独创的一个词，即 “由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其形式是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示”。
王凯认为，在布尔迪厄那里，“惯习”至少表达两层意思：一个是结构化了的结构，即某种社会结构施加于个体并表现在个体身上的限制；一个是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即为实践提供原则和指导的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改变场域的形态。
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是非常理想主义的，当他到了一个现实很残酷的战争场域时，他就会感到很痛苦、感到格格不入，这就是“社会结构施加于个体并表现在个体身上的限制”，理想主义限制了他自身的力量。同时他的理想主义也可以通过与场域之间的微观互动，通过他的形式规则来慢慢改变这个环境。这就是惯习的作用，一方面限制一个人，另一方面又让一个人可以在新的环境或者说新的场域当中尝试对场域进行改变。
个体带着各种倾向进入各种各样的场域，这种倾向使得他们首先选择带有其阶级习性特征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阶级关系在符号方面的实际表达，而社会阶级通过广泛而变化不定的一系列消费实践，把自己与他人加以区分。这种消费行为不仅与收入水平有关，也与习性的倾向相关，也就是一个人的趣味。
法国资本分化坐标系
布尔迪厄将资本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前两者是构成阶级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文化资本就会体现在一个人的生活趣味上。
比如说，人们往往会嘲笑暴发户的品位，其实就是认为他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不匹配，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说暴发户实现了阶级跃迁。当然这也有一个资本总量的问题，如果一个暴发户拥有的钱足够多，那即使他没有文化资本也没关系。比如说上图右上角的企业老板与工业老板，即使他们的文化资本比较低，但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资本，他们依旧是在社会上层。
对此布尔迪厄的说法是，当社会地位的变化把习性投入新的状况，以至于其特定的效益得以被分离出来的时候，是趣味（包括对必需品或奢侈品的），而不是高低不同的收入要求客观地适应这些资源。
毕竟，生活方式或许是阶级之间最强有力的屏障。趣味的不同意味着概念的区隔与社会的区隔。我们的实际日常生活是围绕一系列重要的概念分类的框架组织的，它们在秩序中加强了一种位置感，并因此发挥包含与排除社会闭合的功能。底层难以向上跃迁，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趣味很难让他们得到一种可能。
电影《超脱》剧照
就像作者迪迪埃·埃里蓬出身于工人阶级，他就会把在工人阶级养成的习性，带入到不同的地方去，这也成为他年少读书时遭到困难的一大原因。他在工人阶级养成的趣味是体育运动，但学校培养的趣味却是音乐，这让他在上音乐课时感到痛苦，而他的中产阶级朋友们对音乐课非常擅长。同时他们在业余时间选择的消遣方式也是不同的。
因而王凯表示，在法国社会整体收入比较平均的情况下，埃里蓬面临的真正的升序困难就在于他的趣味、他的品位。他想向上跃迁，就只能选择改变自己的趣味，改变自己的品位，改变自己的活动方式，改变自己的说话方式——改变自己的惯习，与自己的阶层进行一场痛苦的割断。而这也是他30年没有回家，他不敢承认自己的外祖父是个擦玻璃的工人，他有强烈的羞耻感——这一切的原因所在。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现在的阶层，就无法再回到自己曾经所在的阶层。
03
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英雄吗？
针对读者提到的当代社会"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现象，王凯认为这是一个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难题。仅从布尔迪厄的理论来看，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由于法国学校强调统治阶级所珍爱的知识形式、文化理念及风格，支配人们能否进入大学及精英学校的人文传统课程，并不提供职业市场最大多数部门所需的技术技巧，因此缺乏对经济保障人的吸引力。这也是书中作者埃里蓬的父亲并不希望埃里蓬继续读书，埃里蓬的哥哥中途辍学的原因。接受高等教育对于一个底层家庭来说，并不具备吸引力。
而且，法国的精英教育系统在语言风格上面也有别于底层学校，它们更讲究形式化、唯智主义，更加的抽象，而底层的语言往往是生动率真、从具体出发的。这就直接导致了高等学校特别有利于具有丰富祖传文化资本的人。
简单举个例子，就像本文一直提及的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如果以前接触、学习过这些词汇，理解起来就会很容易，但是如果从未接触过，就会不明所以，这就是是否具有文化资本的区别。因此在布尔迪厄看来，法国传统的教学法通过整齐划一的要求，将语言内容和风格也作为文化的特权加以强化，实现了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功能。这其中，文化资本劣势群体并未得到关注。
电影《超脱》剧照
当然，这并不是说高等学府里就不存在下层阶级了，但他们仅仅是下层阶级的幸存者、是高度优选的精英群体。他们依靠特殊的聪明才智，个人努力和不寻常的家庭社会环境，获得以学校教育为基础的文化资本，弥补了他们原先的文化匮乏。然而在要求广泛知识的考试中，他们依旧会落败，因为他们缺乏上层阶级同学的文化背景。
在埃里蓬的描述中，他为了能够考上大学，一直在努力读书，他的家庭也对此给予了支持，为了不打扰他读书，允许他自己住一个卧室。然而，他在大学教育当中还是失败的。因为他完全不知道想进入更好的大学，需要去读大学预科班。这就使他丧失了能够进入更好大学的机会。而在埃里蓬教师资格证考试落败这一点上，也同样可以看到，在要求广泛知识的考试中，底层阶级与上层阶级的文化差距。
王凯认为，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阶级固化都是难免的。沃尔特·沙伊德尔曾在《不平等社会》一书中指出人类历史上的和平稳定时期都会伴随着财富差距的恶化，真正造成财富差距持续下降的只有四大驱动力，分别是大规模战争，重大革命、国家崩溃和大型瘟疫，由此我们可以说，暴力和瘟疫才是真正能够持续调整财富分配的要素。
事实上也有很多思想家在探讨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真的需要英雄吗？打穿阶级壁垒，从最底层上升到最顶层的永远是极少数人，而真的要把阶级固化完全打破，往往需要灾难性事件，英雄人物也往往是在那样的“乱世”中才会涌现，但这代表的是社会剧烈动荡。这真的好吗？
在王凯看来，对于法国社会而言，虽然最底层与最高层一直趋于稳定，但整个中间阶层的流动还是非常活跃的，因而，法国阶层固化是否严重的问题，或许可以打一个问号。相较于此，在收入差距相对合理的社会当中，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公正，在于它是否能够提供足够的保障、足够的平等机会给所有的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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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校对 李世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