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除了皇帝的身份，原来他还是……

        雍正可以说是中国帝王中谜团最多的皇帝了，因此给后人无限的遐想，也给了文学家无限的创作空间，结合历史，笔者有了一个猜想，四爷的身份恐怕不止皇帝这么简单，在皇帝身份的背后，恐怕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身份！  

        列位看官知道，九王夺嫡是一场残酷的持久战，而且是父子，兄弟相残，没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就算你学问再高，如三爷，八爷，阿哥中的文状元，或是武功再好，如大爷，十四爷，阿哥中的武状元，他们的失败，归根结底在于他们太想“上位”的浮躁心理，而此时的四爷在干嘛？除了当差办事，再就是修行。

        四爷笃信佛教，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继位前，就多次向名师求教，康熙五十年，在章嘉呼图克图国师的指导下禅坐，连续两日，章嘉呼图克图是圣祖康熙皇帝敕封的“灌顶普慧广慈大国师”。后来，又经过多番禅坐，终于有所感悟，“无意中忽踏末后一关，方达三身四智合一之理，物我一如本空之道，庆快平生”，章嘉国师称赞道：“王得大自在矣！”到此才得到章嘉国师的最后认可。

        很多人说，四爷这么做，是借修佛为名，韬光养晦，笔者认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四爷对佛教的虔诚，恐怕已经超过了一个佛学爱好者的境界，甚至比一般的佛教中人还要专业，经过一番修行，四爷的内心已经非常强大了，在四爷年轻时，康熙给他的评语是“喜怒无常”，随着修行的深入，康熙对四爷的态度也逐渐转变，直到最后康熙遗诏上所言“人品贵重，深肖朕躬”，修佛对于四爷而言，是自我完善的一个方式。

        四爷继位后，继承了康熙皇帝的遗志，刷新吏治，缓解国家的财政危机，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整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康熙去世时，国库存银七百万两，雍正去世时，国库存银已达五千余万两，为乾隆时期的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爷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勤劳政务的皇帝之一，虽然，雍正一朝在经济军事方面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是，雍正一朝中央集权空前的集中，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

        我们都非常明白，雍正一朝，戾气很重，为了巩固皇权，铲除权臣年羹尧，隆科多，并对几个参与夺嫡之争的兄弟痛下狠手，除了十三爷，基本没有一个得以善终，最大的政敌八爷被赐名“阿其那”，九爷被赐名“塞思黑”，为了弘历顺利登基，他甚至还杀了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弘时，不狠心就做不了皇帝啊！

        为了统一思想，雍正又采取了残酷的“文字狱”，比较著名的有吕留良案，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案件，这些案件的核心问题就是质问雍正继位的合法性，而“统一思想”背后的实质，则是四爷与八爷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局面其实不利于四爷，看来四爷的名声已经被八爷黑得很烂了！作为政治家的雍正非常明白统一思想的重要意义，于是四爷不惜以帝王之尊，亲自撰写《大义迷觉录》，其意就是在于向世人说明自己得位是合法的，并没有屠杀兄弟，并没有做那些不忠不孝的事情，等等。

        四爷在位的十三年里，他的主要政治威胁，政治敌人，都来自于自己的亲人，年羹尧是他的大舅子，隆科多是他的舅舅，八爷，九爷，十爷是他的兄弟，十四爷是他的同胞手足，弘时更是他的亲生骨肉，这一家子的日子过成这样，阿弥陀佛！然而，天子无家事，不利于统治的，就必须除去，可见，四爷的心理负担相当沉重，为了统治的稳定这个政治目的，他承受了太多的道德考验。

        所以，四爷需要给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归宿，那就是在佛像前与佛祖交流，他写了很多佛学作品，据说，雍正批阅奏折时所写的批示，平均每天七千余字，就是在这么繁忙的政务工作里，四爷的修行一直没有间断，一般人肯定坚持不了，这也可以看出四爷顽强的性格和坚持不懈的毅力。

        除了为自己的心灵找一个归宿，四爷作为一代帝王，更多地将考虑宗教对统治所产生的政治意义，以消除不利的政治影响，雍正十一年，四爷还专门编纂刊行了禅宗语录集——《雍正御选语录》，一代帝王为佛教专门著书立说，这已经不再是兴趣爱好之说了，而是一种政治行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态度，在皇权光环下的《御选语录》，成为了当时佛学典籍的绝对权威，这部书完全打破了教下与宗门、佛法与道教、禅宗与净土宗的门派之见，体现出雍正皇帝用佛法教化天下的政治理念，所以历来被列为真参实证的学人终生必须阅读参究的一部重要经典。

        除此之外，四爷还重用高僧，令其参与政事，比如文觉禅师，四爷就相当倚重，在处理很多机要事件时，文觉禅师作为四爷的高级参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雍正十一年，文觉禅师七十大寿，四爷令其前往江南朝山，文觉禅师南下一行浩浩荡荡，犹如王公出行，沿途官员更是以弟子礼参见，可见，僧侣在四爷眼中的特殊地位。

        对于佛教寺庙，四爷也是极力保护和修缮，雍正初年，青海罗卜藏丹津造反，年羹尧考虑到丹噶尔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派兵占领，将僧房改为营房，引起不满，四爷知道情况后，专门批示年羹尧，要其另择营房。雍正晚年，曾大量修缮寺庙，如普济寺，崇恩寺等。

        作为一代帝王，四爷非常明白儒释道三教的关系，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三教各有其用，用宗教的力量作为一种统治方式，绝对是高明的政治手段，更何况是那么复杂的政治局面，如果说顺治是当过皇帝的和尚，那么，四爷便是当着皇帝的禅师，除了皇帝的身份之外，他更是一位入世的禅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