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工作关系，我有机会接触到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某位金融学教授（以下皆化名「李教授」）。李教授在研究各国金融改革中重要而新潮的一个分支——股权众筹，在得知 2015 年成为中国股权众筹井喷年之后，她的研究列表自然少不了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国家。
在远程互通了持续 1 年的数据，并在无数个存在时差的夜晚通了无数通电话后，教授总算是对中国的股权众筹市场有了一些理性的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建立在来源非常可疑的各种奇奇怪怪的中国数据库上。
并非自轻自贱，但中国的创投环境一向没那么透明。最有能力的创投数据库 IT 桔子，也不敢保证自己收集的数据在学术层面也是负责的。不信我们来谈谈各位天使投资大佬的收益率？我在多次采访中感受到，对于投资组合、投资收益等敏感话题，再开明的投资人也讳莫如深，而外人在得不到一手信息的情况下，想对其展开分析实属天方夜谭。如果哪个创投媒体敢拍胸脯保证自己的数据可靠，那只有一种可能的情况：他们所掌握的情报，连让他们摸清中国创投圈子水有多深的程度，都未达到。
我无意欺骗教授，实际上更加希望教授能够了解在中国展开学术研究的困难程度，因此我曾无数次强调，我提供的数据非但不全面，简直很有水分。但教授不愧是真正的学术专家，她的回应一直是：「研究各种东西，总会遇到数据不可靠的状态的，不要担心，我们有处理办法。」
来到北京
刚才提到，李教授经过 1 年的研究总算建立了一些「理性的认识」，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逐渐从纯粹的工作关系，发展成了能闲聊两句的朋友。于是，2016 年元旦过了没几天，李教授发邮件给我，说是时候补充些「感性的认识」了。
她在电话中解释说，由于从数据层面及我的描述来看，中国人「股权众筹」的玩法如此与众不同。这自然要感谢伟大的证监会，我心想。然而，只是将这些差异记录于文字，教授脑海中的中国股权众筹仍然有着十足的神秘色彩，因此，她打定主意亲自来北京看一眼，来「创业街」这个神奇的地方「朝圣」。
实话说，在听闻这一决定的同时，我的内心是有些崩溃的。在这之前，我已经无数次地强调，在中国创投氛围一片火热，创业公司数量、估值都直线走强的今天，中国的股权众筹事业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寻找正确的商业模式，因此并没太多值得钻研的细节。尽管如此，若让教授亲眼看到创业街光鲜表面下的混沌与野蛮，我想这位国际友人还是会有些失望的。
但教授的回应仍然是理性十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股权众筹也没有找到正确的模式，所有人都在探索。」
因此这事儿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定下来了，彼时是一月初。一个月后的二月，多数公司的多数员工已经或放假或请假地踏上回乡的旅程，而我的微信语音却突然响起。不是电话而是微信，因为李教授没有中国的手机号码，她只能借着酒店的 wifi 通过微信联系我。顺便说，她在英国的时候就通过微信与我联系了。
就这样，教授在一个天气尚可的下午摸到了创业大街。至于用来向出租车司机描述的地标建筑，在我的推荐下，教授说了「银科大厦」。即便到了今天，在打的前往创业街时，还是腾讯的这座办公楼最具有辨识度。
「一旦与中国人成为朋友」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坐下，随后教授便掏出纸笔，向我当面询问曾经不易解释的问题。我们谈到，在中国的早期风险投资中，投资方与其说投资项目，不如说投的是「人」。一个创业者若无法获得投资人的信赖，即便它的项目看上去无懈可击，也很难拿到投资。与之相对的则是，中国的「线上投资」没那么「线上」，人们总要经历线下见面的过程，这也使得整个投资过程会拉得较长，而其中存在变数的环节也会变多。
教授表示，在美国，一些股权众筹真的仅在线上就能完成。我说，这可能是诚信环境不同所导致的差异，中国的陌生人之间不容易建立信任，事实上失信于人的情况在中国的商业活动中屡见不鲜。我说，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以平民为主体的、普遍的商业活动从近几十年才兴盛起来，一个良好的诚信环境还有待建立。
我本以为这个话题会在尴尬的状态中结束。但是，李教授并没有附和我的意思，反而表示了自己的异见：「我认为中国人是值得信赖的。虽然如你所言，在陌生人的交往中，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但是，一旦与中国人成为朋友，他们很容易变得与你亲密无间。中国的朋友可以涉足彼此一些很私密的事情，也愿意为对方付出到相当高的程度。」
「这在欧美式的友谊中，」教授表达了差异，「是难以想象的。在欧美，你很难因为一些私人问题去拜托朋友。但是在中国，他们愿意为此付出，并且值得信赖。」
税收与公职
在谈到北京的地铁时，我们交流了北京、伦敦两地公共交通的价格。李教授表示，北京地铁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太好，一些工作人员对乘客没有服务精神，就更别提面带微笑了。
李教授说，这在伦敦是难以想象的，毕竟乘客是衣食父母，这样懈怠简直是自毁前程。我向她解释说，在北京，地铁不仅是由企业运营的，也具有很强的公职性质。一些工作人员把地铁当作一个稳定的饭碗，并不会因为自己做得不好而失业。
李教授略一沉吟，随后说，如果有公职性质，就更难想象这种敷衍的态度了。公职人员的收入来自市民的纳税，没有道理不对市民尽职尽责。我解释说，在中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款，个人负担的税务比较有限。
「还记得咱们谈到投资的收入么？如果每个人都自觉申报个人所得税，这些数据也许会比较容易统计。」我解释说，中国的个税征收一向是个麻烦，个人难以缴纳，政府难以征收——且不说在主观意识上个人是否愿意主动报税，就冲与税务部门打交道之繁琐，报税这事儿就能把许多人拒之门外。
也许涉及到政治问题，话题可能有些敏感。我们稍微交换了意见，随后，教授向我说了本次见面令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虽然我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观点，言论也不受限制，但考虑到我的影响力，很多话是不能随便说的，会影响到普通人。
这是，一位真正的英国人，对「言论自由」的理解。
更加普遍的互联网生活
我们的话题很快丰富起来，讨论广泛存在的各种互联网公司。我们很快讨论到生活领域，在彼此抱怨了北京和伦敦的房价之后，教授向我说明：在伦敦，由于年轻人很难负担房价，多人共同购买一套房产的模式也已被大众接受。
这令我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曾经对创业项目的设想中，我们就考虑过「众筹买房」的可行性。我盛赞这一互联网思维在伦敦的应用，教授却纠正了我：「不，这种模式与互联网关系不大，主要是通过线下完成的。」
随后，我终于了解到，在李教授眼中，北京的互联网化程度远超伦敦市民的想象。我们的饮食可以轻松地通过各类外卖 app 足不出户地送达，我们可以叫来 O2O 的按摩、美甲，可以在网上约到私厨、家政、月嫂，可以轻松地团购大至连锁店小至路边摊的各种产品…… 在教授对网约租房的几家公司略作了解后，她表示，互联网生活的便利程度，伦敦已经远远不如北京了。
我没好意思向教授提到伟大的淘宝网——虽然她一定知道这一网站的存在，但她或许想象不到，淘宝上出售的商品种类广泛到了何种程度……
咖啡馆一条街
时间将近晚上，我推荐教授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上走一走。临近春节，人不是很多了，我们也打算就此机会进到各家咖啡馆里参观一下。
这条街上的咖啡馆真是太多，有早就成名的车库咖啡、3W 咖啡，有后来陆续兴建的 binggo 咖啡、极客咖啡，有拓荒族这种十分明显的创业咖啡厅，有雕刻时光这种传统的咖啡店，还有京东奶茶馆这样另辟蹊径的存在。我向教授解释说，这些咖啡馆有为创业者提供廉价工位的作用，此外也是创业者和投资人见面的场所。
我们也陆续进到了各家咖啡馆。多数咖啡馆有着浓浓的车库情调，不太在乎天花板的装修。很多咖啡馆（比如极客咖啡）大量采用来自创业公司的装修、装饰和器具，虽然给人很新潮的感觉，多少有些不甚协调。我对李教授说，这是一条很务虚的大街。李教授倒认为这一切都好，很有创业的氛围。
我说，确实如此，各级政府官员经常来参观学习，总理就来了两次。
教授很快理解了创业大街的「旅游景点」属性。街上的言几又书店、家谱馆等店面，就更具文化气质。李教授以为这条街上的建筑很老了，我却表示最多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只是整体风格的问题，看上去略显古朴罢了。
在即将走出大街的同时，教授对「Inno way」的创业大街标牌生发了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个「英国人很难理解」的标牌。李教授很兴奋地拍照，并表示要拿给同事看，看看他们能否猜出「Inno way」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