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破界”选官：多名民企管理人员拟任处级干部

▲2019年，杭州启动“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已有多名民企管理人员通过考核，即将走上党政领导岗位。（IC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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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将有一批像余黎宇这样的民企经理被任命为领导干部，“萧山区只不过是公示得早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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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既然公务员可以‘下海’，体制内也可以从‘海上’捞点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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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实习生 严胜男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马上要开一个会。”余黎宇匆匆挂断了电话，对自己即将成为一名“官员”不予置评。2020年9月3日，余黎宇的身份还是浙江一家民营企业的外贸经理。
半个月前，一则干部任前公示让余黎宇名声大噪。
公示名单上的8人都拟任杭州萧山区区管副职领导，其中7人来自行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唯去镇（ 街道 ）任职的余黎宇身份特殊——他所在的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民企管理人员转身成为党政领导干部，这一罕见的用人安排迅速引起社会关注。萧山区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解释，这是一次“打破界限”的公开选拔。
萧山区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体制外”选拔干部的做法，缘起杭州市“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多个县区及市直单位都有开展，近期将有一批像余黎宇这样的民企经理被任命为领导干部，“萧山区只不过是公示得早一点”。
“破界”选官虽不常见，但有先例。早在2005年，温州就从民营企业家中选拔了两名中层领导干部，2008年，北京也作过尝试，不过都是昙花一现，后来没再继续开展。
杭州此番“向民企要人”的力度、规模更大。肯定此举的同时，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选拔过程是否公开透明？没有从政经验的民企管理人员能否胜任领导干部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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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方案不公开

32岁的余黎宇是杭州淳安县人，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研究生毕业于宁波诺丁汉大学，2014年10月参加工作。
从参加工作到拟任街道领导，余黎宇用了6年时间。他目前所在的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位于他的老家淳安县，主要经营家电制冷系统管路件产业，是上市公司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对于余黎宇的身份问题，萧山区委组织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应称，“市委组织部严密审核过，没有问题。”相关人员还表示，余黎宇参加的是杭州全市组织的竞争性选拔，方案是杭州市研究的。
不过，杭州市及萧山区组织部门均未公开发布这次选拔活动的公告和方案。
浙江康盛科工贸有限公司人事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数月前，市、区组织部门曾派人到公司落实“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工作，因为该公司是当地“两新组织”（ 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进入了组织部门划定的名单范围，厂长、经理级别以上的职工可以参加此次选拔活动。
拿到符合条件的职工名单后，组织部门专门召集这些人开了一次座谈会。为了配合组织部门工作，公司鼓励员工积极报名，共有3人报名参加了此次干部选拔，最终仅有余黎宇1人被选中。
公司人事部一直在等待余黎宇被正式任命，但直至9月3日，他们“还没有接到正式的通知”，前述员工称，一旦余黎宇确定到萧山区任职，人事部将给他办离职手续。
任前公示发布后，萧山区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室工作人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以往没有不代表现在没有，只要是规范的都是可以的”。
关于此次选拔活动的政策导向，萧山区委组织部作了解释，主要是拓宽选人、用人面。据了解，此次拟提拔任用的干部有两个特点：一是年龄都比较年轻，拟任萧山区管副职领导的8人都是1987年之后出生；另外就是从事的职业跨度广，来自私营企业、国企、科研院所的都有。
在萧山发布公示的同一天，杭州市余杭区委组织部也公示了8名拟提拔任用的年轻干部，同样也有一名来自“体制外”的人员。公示信息显示，西湖大学先进微纳加工与测试平台行政副主任、高级主管李威，拟任余杭区直单位副处级领导职务。
西湖大学是一所民办高校，35岁的李威毕业于浙江大学，在该校微纳光子学研究组获得了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西湖大学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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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壁垒”

允许从“体制外”选拔干部，是杭州市在2019年定的“调子”。
余杭区委一位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19年下半年，杭州市推出了“优秀年轻干部综合比选”活动，鼓励各区县和市直单位拿出一部分岗位供“体制外”人士报考，“体制外”人士要和“体制内”的干部一起比选。
杭州当地媒体报道，为破除人岗固化、编制束缚、论资排辈等问题，2019年7月以来，杭州推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多项举措,其中就提到“体制内外的壁垒被打破”。杭州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人说，希望通过立体式、全方位的干部流动，激活“一池水”，调优干部素质结构。
2019年9月，余杭区启动了综合比选，共拿出8个岗位招考，包括区旅游集团总经理、区金控集团副总经理、区经信局总经济师、团区委副书记等。
其中4个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职位，报考对象不局限在“体制内”，同时面向杭州市内的主板上市公司、世界500强、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民营企业。
公告进一步明确：旅游集团总经理职位允许达到一定规模的文旅体育公司职工报名，浙江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职工可报考农林集团副总经理职位。
招考公告发出后的几个月内，杭州多个区县和市直单位相继启动综合比选活动。不过，各部门对报名资格要求并不统一。
共青团杭州市委决定“比选”两名团市委机关副处级领导干部，允许“体制外”人员报名，但对“体制外”的范围作了限制，分别是在杭注册的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民营企业100强、2019年度杭州市5A级社会组织，以及列入省市双重管理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同时对报名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有要求，必须是现任主管级及相当层次以上领导职务，且任职累计满2年。
富阳区对“体制外”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更高。2019年11月，富阳拟选任2名区属国企班子副职，要求报考者有1年以上商业银行富阳支行副行长任职经历，或是担任区工业百强企业副总经理职务满1年。
不仅是资格，各部门的考核方式也有区别。
杭州团市委组织的综合比选有笔试环节，笔试成绩占总成绩30%。在余杭区和富阳区的比选中，报名者只需参加面试，但成绩计算方式不同。
计算个人综合成绩时，余杭规定个人经历业绩评价占20%、综合考核占30%、综合面试占50%；富阳区将个人经历业绩量化得分占比降到10%、实地调研占40%、综合面试同样占50%。
参与比选的“体制外”人员，一旦通过选拔并确定赴任，他们的身份将转变。杭州团市委要求，企业和社会组织报考人员须在到任前辞去原有职务，持有的企业股份按有关规定处理。余杭区的政策则是，民营企业人员“不入编先任职”，3年后考核合格的，再办理相应入编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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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榄枝，伸出过

向民企“要人”的做法，浙江早已尝试过。
2004年，浙江省曾组织过一次大规模党政干部公选，涉及省民政厅副厅长、审计厅副厅长、地级市副市长等19个副厅级岗位，还有5个县级党政正职岗位，公选不仅面向“体制内”，还面向非公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最终有11名民营企业家报名参选。
那次公选的领导小组综合组组长、时任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俊曾向媒体表示，“民营企业家参加厅级干部选拔，是政府希望发生的事情”，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发展迅猛，这里面的精英都应该是领导干部的“好材料”。
遗憾的是，民营企业家们均在笔试阶段就被淘汰，无一当选。
这次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示范作用。紧接着，浙江省内的温州，又在2005年3月开展面向“体制外”的中层干部公选。
这一次，两名民企管理人员击败了包括公务员在内的众多竞争者，正式入编，走上市直机关中层领导干部岗位。
经过一系列组织程序后，时任温州轻型摩托车厂副总工程师杨震东，获任温州市科技局星火办公室副主任，时任温州保伊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晖，被任命为温州市政协办公室行政接待处副处长。
15年后，周晖已被提拔为温州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震东这15年也一直在科技局工作，其间于2009年转任科技局成果技术市场处副处长，2012年被任命为成果管理处副处长，目前任市纪委驻科技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到了‘体制内’，就比较按部就班了。”已经55岁的杨震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进入科技局后，他的生活基本上没什么变化。
杨震东对那次公选的理解是，温州民企比较发达，当时组织部门试图打破体制内外的藩篱，打通人才培养的途径，做了一次创新。
他认为在浙江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这种尝试是有益的，可以增进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相了解，但民企到政府机关“算是跨界比较大，一般人也很难实现”。
杨震东和周晖“跨界”成为中层干部之后，温州便没再开展过这类选拔活动。杨震东的看法是，选拔结束后当地缺少实质性的干部培养措施，“后续政策没有跟上”。
浙江之外，北京也向民企管理者伸出过橄榄枝。
2008年，北京市开展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将在京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管理人员、海外留学回国人员纳入选拔范围。ChinaRen网站的创始人、时任空中网董事长兼CEO周云帆便由此入仕，任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时年34岁。
周云帆在北京工作了9年，后来历任昌平区副区长、昌平区委常委兼常务副区长、中关村发展集团总经理。2017年5月，周云帆上调科技部，任信息中心主任。
此后的公开报道中，偶尔还有从民企“选官”的消息，但成为舆论关注热点的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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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流，越来越频繁

“既然公务员可以‘下海’，体制内也可以从‘海上’捞点人回来。”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称，优秀的企业人才进入政府机关任职，可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带到政府部门。
从企业“选官”，有一定的政策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要求“拓宽选人视野和渠道”。
条例规定，党政领导干部可以从党政机关选拔任用，也可以从党政机关以外选拔任用，并要注意从企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等单位以及社会组织中发现选拔。
此前，直接引进民企管理人员任领导干部的情况不多见，但党政机关和民企的人员交流已越来越频繁。
2015年起，浙江宁波就建立了机关和民企互派人员挂职的机制。同样是在2015年，天津滨海新区政府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实行聘任制，“促进各类人才在不同体制单位之间流转”。
针对落实中心工作任务重、专业化人才紧缺的单位，杭州在2019年10月也向阿里巴巴等名企引进了数名挂职的中层干部，同时还面向全球推出19个聘用制公务员和市级机关特聘雇员岗位。
相较挂职、聘用，杭州此次直接从民企“选官”的做法显然更为彻底。“过一段时间后，组织部门会对选拔方案进行统一的宣传和解读。”2020年8月31日，杭州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谢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要求。
萧山区委组织部对当地这次从民企“选官”的公开解释是：萧山近几年经济转型升级压力比较大，传统制造业基本是靠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整体形势不是太好，“所以我们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以及从提高干部视野的开阔度的角度做了很多努力，总的来说力度是比较大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聂辉华看来，打通“体制内外”的人才交流有利于人才选拔。不过他也判断这是非常规的人事安排，可能不会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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