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在共同的刻板印象里，东北人有点像非裔美国人——流离的历史、无端的乐观、匪帮文化的流行、非凡的喜剧天赋、对苦难的承受力、被不同民族统治的痕迹和地域歧视始终相伴左右、如影随形。 东北这块土地和东北人，这些年来在大众心目中似乎成为了津津乐道的奇观：离婚率、低房价、旅游业、养老金、人口数字、乡村爱情、搓澡、烧烤、社会摇、喊麦……总有人爱东北，总有人逃离东北。 美国黑人的乡愁是《黑豹》，东北人的乡愁是《野狼 Disco》，你还没整明白歌词里那一点失落一点心碎的背后具体是什么，但不知不觉就已经开始画龙画彩虹。 每块土地里长出的文学都有天给的性格和气质，如果西北是无处释放的欲望高压，上海是纸醉金迷的暗香浮动，北京是雅俗共赏的悠闲自在，潇湘是漂泊浮萍的人世变迁……那么东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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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提到东北文学，评论界会给出”文艺复兴“的评价，一批来自东北的 80 后作家正在肉眼可见地冉冉升起，时刻等待一场文字的爆发：双雪涛、贾行家、班宇、郑执用作品塑造出一个山海关内并不熟悉的东北文学宇宙，”深灰的色调和凛冽的氛围“、“铁幕般的大雪”、“结冰的湖面像镜面”、“扯着衣领像要问些什么似的大风”……最近满大街都是下岗工人，记得我们前一阵子抓的那个人？晚上专门躲在楼道里，用锛子敲人后脑勺，有时就抢五块钱。——《平原上的摩西》 拆迁之前，旧居民闲着没事儿，在街两边摆摊卖旧家当：磁带和二十年前的色情杂志，一筐自行车铃铛盖，几十件多年前从国营工厂顺回家的工具，两条旧棉裤和一摞前进帽，几小盆开不出花的植物。卖不出几个钱，只不过是把那个有点儿凄凉的破家里外抖露给人看。——《潦草》 孙旭庭昂起头颅，挺着脖子奋力嘶喊，向着尘土与虚无，以及浮在半空中的万事万物，那声音生疏并且凄厉，像信一样，它也能传至很远的地方在彩票站，印刷厂，派出所，独身宿舍，或者他并不遥远的家乡里，都会有它的阵阵回响。——《盘锦豹子》 面泡好了，オ发现叉子被我压面饼底下了。我的人生似乎一直在重复犯类似的错误，当时看着没多重大，等发现时已经满盘皆输。——《生吞》
电影《钢的琴》
作家傅踢踢比喻，东北作家的文字就像铁里有血，然后终于融化在雪里。风里有人在哭，传到远处又是调笑碰杯的声音。写起往事，东北作家们颇有默契地嫁接了命运给人带来的巨大转折，和背后更巨大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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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流放东北的文人早就描写过山海关外的壮阔，比如“贺兰山外笳声动，鸭绿江头草色黄”，比如“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比如“霜雪连春夏，尘沙自古今。” 过去一百年来，东北“似乎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地区”。这片土地遍布俄罗斯、日本、朝韩、伪满洲国等多个国家和民族的痕迹，它的兴衰荣辱也映照了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 早年我们对东北文学的认识可能来自于萧红、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的作品，“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失去故乡，被迫流亡，文字中自带着血和恨。萧红 1935 年发表的小说《生死场》以哈尔滨的乡村为蓝本，“蚊子似的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了自己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威力下面。”
这既是地域生活，也同样是中国的大历史。
19 世纪，日俄在吉林、哈尔滨和辽宁修建了铁路，并以这脉搏为依托，控制着其附属地，并辐射到周边，将众多区域联结成一片，才有了今天“东北”的概念。
在曲晓范先生的《近代东北城市的历史变迁》中，东北曾经辉煌得令人瞠目：
东北曾拥有中国最强大的海空军；哈尔滨的金融动态左右着远东的金融形势；北平、上海拍发到欧美的电报需转经沈阳；长春曾是亚洲近代唯一一个比东京还先进的城市；随着资源的开发，东北源源不断地为国家输送了大量钢铁、煤炭、石油、电力、木材、粮食等能源和材料；1945 年，东北占全中国工业总产值的 85% ；国家最重要的企业和大学都在东北，5000 职工以上的企业最少有二三十家。
90 年代之前，东北是全国城市人口比例最高的地方，那里更早地拥有了先进的城市文化。
以沈阳市铁西区为例，80 年代初，铁西区有近百家放映场所，每个周末，影院门口都停满了自行车；到了 88 年，铁西区有厂办文化宫、俱乐部 82个，工厂图书馆 130 个；1990 年，铁西区有国有、集体企业 913 家，职工 38.1 万人。
铁西区的人行道旁曾有个浮雕，描绘的是上万工人骑自行车进入工厂的景象——他们脚踩胶鞋，身穿蓝色工作服、胯下是二八自行车，铝饭盒挂在车把的网兜里叮当响。那时的工厂有攀比之心，其中一项是比拼哪家制服更漂亮，蹬起车来更神气。
哈尔滨作家贾行家的妻子是在厂区里长大的，她小时候并不知道洗澡、理发、吃冰棍这些事情还要花钱。厂里有一种水龙头，每天下午的某个时刻，里面就会哗啦啦流出来橘子汽水，全厂的人都可以拿着桶去接。这样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式的场景，对于工人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铁西区文联主席商国华回忆，70 年代初，沈阳重型机械厂每年过年都要给员工发福利，有一年发了每人半个猪头，“一万多人的企业，五千多头猪”。尤其是一家好几口都在同一个厂工作，下了班，一人拎回去半个猪头，凑在一起能拼成三四张猪脸。“工人村那地方可就壮观了，天一黑，窗户上挂的都是猪头，瘆人！”
东北的厂区，加上配套的体系，通常占地达到几平方公里，职工数量达到几万人，工厂就是社会本身，那是一个被规划好的地方，几乎从小到大一家人的生活都在一个大单位里，工作、生活、结婚对象，所有进度都是在一个单位制度内完成的，人的一生似乎都是注定的。“那时候最让人羡慕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大家人全都在一个大国企里上班，出来进去人人都白白胖胖高高兴兴的。远远看到他们，是有一种特殊的得意和谦逊的表情。走到你面前又会和你很平易近人地打招呼。”
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人家庭，尊严感建立在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上，也建立在曾经工厂制的辉煌上。他们理所应当地生活在安稳和富足里。80 年代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最后的黄金期。但这段年代记忆，班宇讲不了、郑执讲不了，双雪涛、贾行家都讲不了，他们只能想象曾经的安稳。至于后面的事情，就像万青乐队唱的一样：“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03
99 年春晚，黄宏在小品里呼吁”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旧电视机里，刘欢唱起”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有人说当年就像一个人被剥夺了故土，就像被硬生生地撕掉商标的商品。 90 年代末，国企改革引发的下岗潮一发不可收，东北首当其冲，大批国企倒闭，大批工人失去收入来源，一家几口同时下岗非常普遍，这意味着全家都陷入绝境。当一个单位结束了，相当于一个人生活的全方位坐标也结束了。
via @巨浪/知乎
多数的工人，在漫长的等待和申诉的交替里选择了放弃，因为还要谋生。这些集体的愤懑，开始逐渐分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困境。他们当时都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一睁开眼就要面对这些负担，并不是一走了之就能解决的。
下岗人口太多，生路又太少。他们只能依据自己能够承受的劳动能力去选择，只有打零工、计时工、蹬三轮、发传单，或者去摆个小摊，开个小店。也许是当年“没有工厂我活不下去”的观念影响了他们，即使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但是这个人群鲜少有创业成功者。
纪录片《铁西区》
有些人在家待了十几年了，什么也不干，就待着，有些人每天从厚厚的雪堆里挖铁片卖钱。
《东北游记》的作者迈克尔·麦尔走访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宫，那里有大量下岗女工以陪人跳舞为生。一位女性对他说，十块钱一支舞，手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
电影《下海》
班宇记得，2000 年春节家族聚会的饭桌上，他发现家族十几口人，只有 14 岁的他和父亲两人在为“四化”作贡献，其他人都领着退休金、低保金、失业金。“那时内心有一点儿忧虑，升学压力是一方面，还有补习费、择校费等，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久久挥之不去，只能自寻出口。”
贾行家同学的父亲以前每次下班都要自己喝一点酒，自斟自饮。喝完了之后就笑嘻嘻地看着屋里，因为屋里摆满了当时最时髦的家具和电器。下岗以后他喝得更多了。他喝那种散装白酒，也买不起下酒菜了，一直喝到两只血红的眼睛“在一个很黄的小灯泡底下眨巴”。然后就动手打儿子和妻子。很多人就是这样，他们只敢把自己的这种委屈、不愤，倾泄到比他们更弱小的人身上。
纪录片《铁西区》
双雪涛的邻居老李是个修车师傅，手艺极好，冬天总叼根烟、穿件破棉袄，坐在路边给别人粘车带。一天，双雪涛看见几个陌生人走进老李家，把老李按在灶台上，铐起双手。随着人群围观，双雪涛看见这些便衣警察在房上横梁找到大量现钞，被牛皮纸包成方块。那是 1999 年，老李正是沈阳“三八”大案作案团伙中的一员。在过去数年里，老李跟其他四个下岗工人组成作案团伙，抢劫先富起来的人，不留活口，当场打死。
郑执说起沈阳一间被叫做”穷鬼乐园“的啤酒屋，只要花十块钱，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从白天喝到黑夜，喝到不省人事。传言说这里的啤酒是用一种叫作啤酒粉的东西冲兑的，后劲特别大，长时间饮用会对肾造成严重的负担。但坐在这里喝酒的人，相信他们自己也并不在乎。
当世纪末下岗潮和“东北二王特大杀人案”“刘勇案”“三八大案”“慕马案”重合在一起，那些年，几乎每个东北小孩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无形的阴影中。于是班宇在《肃杀》中提到了“刨锛”，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写到“二王案”，郑执在《生吞》中把鬼楼作为背景。那黑暗压抑的社会氛围留在一代东北人的记忆里，也契合了外界对于东北的认知。
04
贾行家觉得东北其实和爱尔兰挺像的。就是倚靠在一棵大树旁边，并不是很主流，人们生活在一种阴郁的、希望并不充沛的地方。但是反而在这些地方，人们获取了大量的时间，文艺文化就冒出来了。 这片土地本身就像迟暮英雄一样充满悲剧的张力，对于生长在那的人来说，不到一百年，不出两三代，一方水土的盛衰裹挟着家族命运的浮沉，看着一个个幼时记忆里骄傲和体面的父辈们，在无解的痛苦中老去。败落、疼痛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这代东北作家在成长中切身体会的，是在破碎状态下左拼右凑的伤痕，他们就是这些伤痕的承受者。这是一个时代的切片，也对记录者有致命的吸引力。
电影《钢的琴》
双雪涛、班宇、郑执成长于相似的环境，视野几乎都聚焦这特殊节点的伤痕之上，文字也似乎有共通的语感：故事都差不多发生在极寒的、萧瑟的、说话自带加湿器的冬天，地点是铁西区、艳粉街头、彩票店、麻将馆、工人村，代表了一个曾经强盛但又衰颓的荒蛮之地，二舅、姑父或邻居之间嚼着谁家舌根，说起某个雪夜一具无名尸体的发现……
大量的东北口语、俚语、谚语，还有方言特有的修辞方式和习惯，被他们融入了叙事和对话，简洁、克制、讥诮，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形容词和副词，形成一种混合着大碴子味儿，又充满时代气息的语言，有点土气、有点生硬，有点粗野、有点阴森，字里行间都有一种在苦寒艰难背后的自嘲和反讽，好像是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幽默果实，又甜又涩。他们笔下那些工人的浪漫与悖谬、脆弱与强悍，还有背后的孤独、压抑，尖锐、敏感都是共性。
但要是把他们放在一起谈论东北文艺奇观，他们也似乎不太同意，他们的作品中都有自己不同的倾向和特色。班宇偏冷峻写实，双雪涛有点浪漫魔幻，郑执更江湖气，贾行家像在更高的山头看着众生，大概是和个人经历分不开：
班宇的父亲交钱让他上了重点高中，班宇的故事通常是一个罪犯行到水穷处的拍案而起，有一种凶狠的奋不顾身；
班宇
双雪涛的父母双双下岗，双雪涛的故事通常是普通人对一点点高于生活的形而上的追求，本能地与整个世界抗争；
双雪涛
贾行家的父亲是工程师，在下岗潮来临之前，父亲因病去世。贾行家的故事通常是尘土一样的芸芸众生，他们的一辈子都轻率得像打草稿，但不会真有重来的机会；
贾行家
郑执的父亲开了一家抻面馆，安稳开店的代价是用一次次和地痞打架换来的，郑执的故事通常是人在自我挣扎中沉沦，却又因其曾经在过而有破碎的意义。
郑执
05
“文学有一定的延迟性，二十年后，当我们成人，有了表达能力，童年时期在我脑子里种下的这粒种子发芽了，这粒种子，正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经历的残酷现实。”——郑执
历史不应该遗忘那些被侮辱和被遮蔽的群体，他们曾为了这样的毫无意义而付出过真实的代价。东北这一批作者们是为那些被大时代碾过的父辈喊疼。 如贾行家所说，一个人，假如从小就一直被别人告诉你的人生应该怎么规划、应该听谁的话的时候，他会很自然按照那个状态去做，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路可走。有些人其实要的不是自由，要的是回到自己原来的轨道上去。但这个时候，唯一能给他的就是自由。所以很多人会因此陷入一种停滞。东北曾经尝试过很多方式，最后这些尝试都没有实现。这张白纸被我们画满了，但是没有得到期望中的图案，于是我们就放下笔了。
纪录片《铁西区》
“每到了转折的时代，总会有这样一群失落者。这个时候，人们追求的东西会像雨水一样蒸发到空气里，用一种普通人无法把握的概率落下来。时代和人群永远朝向新的宾客，发出新的颂扬。新的失落者在输光了一切以后就要走向被人遗忘的路程。”
东北文学是一个人无数次在悬崖边缘拉大锯的故事，那些字里行间的叹息和抖音快手上的热闹都是属于东北的伤痕。从清代的苦寒之地到繁华的东方巴黎，从共和国长子的骄傲到直播间老铁的喧嚣，无论荣光与苦难，这片地上的人有太多话可说，值得说。
时代不由分说地裹挟着一切，每个人都参与在时代之中，但对东北那些绝望的人来说，他们失去了这个时代，或者说他们参与时代的方式，就是被时代抛弃或被遗忘。而这段时代经验也不仅属于东北，也许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的生活，或他人的生活。
相关来源：
《我说我们东北,失落的人、绝望的人太多了》，贾行家，一席演讲
《一种模糊现实与虚构的东北叙事》，宋诗婷，三联生活周刊
《东北作家正在“爆发”？》，宋诗婷，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 |乌潘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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