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晋自贸区的不同之处

谢良兵/文 近日,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从2013年在上海设立第一个自贸区开始,中国的自贸区已由此前的18个增至21个。舆论认为,在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自贸区的扩容意义重大。

全国21个省市区拥有了自贸区,不少人会担心是否“泛滥”了,这种担忧其实过虑了。自贸区与其他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战略不同,它的试验性目的更强,根据去年官方发布的自贸区总结,6年多来,自贸区已经累计向全国复制推广260项制度创新成果。

可见,制度创新是自贸试验区改革的生命线,也是其存在的最大价值。此次自贸区扩容是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不只是地域上的扩容,更是制度创新深度层面的扩容。早在2014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说过,自贸区是“改革高地”而非“政策洼地”。

从定位来看,此次获批的新晋自贸区的确有着不同之处。这批自贸区诞生于新的国际环境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新冠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让中国走向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路。

比如湖南自贸区,定位要求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形成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竞争合作的新优势。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等国纷纷提出制造业回归计划,新冠疫情发生之后,美日更是重金鼓励本国制造业企业撤出中国。

不管是芯片产业之痛,还是“卡脖子”险象环生,都直指中国科技创新的短板与痛处。此次新晋自贸区中,北京科技创新动能强劲,湖南装备制造业积淀深厚,安徽新兴产业要素活跃,浙江数字经济勃发,都是从科技创新的源头上补链强链。

新晋自贸区最不同之处就是北京自贸区的高定位。舆论认为,在所有自贸区中,最具含金量的是北京自贸区、海南自贸港、上海自贸区、广东自贸区这四个。而其中,北京自贸区是定位最高、最为独特的自贸区。

在21个自贸区中,绝大多数都是以传统的货物贸易为对象,只有北京自贸区以服务贸易为对象。中国货物贸易额从1979年的200亿美元发展到2018年的4.3万亿美元,增加了200多倍,而2018年服务贸易额只有7919亿美元,有2582亿的逆差。

中国的服务贸易发展严重滞后于货物贸易,不仅逆差较大,结构还不合理,服务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为多,服务进口以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为多。解决服务贸易逆差是当务之急,毫无疑问,现在这一重任就交给了北京自贸区。

北京自贸区是以服务贸易为对象,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科技、文化创意、知识产权等都囊括在内。同时,北京自贸试验区将助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这是北京自贸区的特殊性。

北京自贸区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这或许意味着,北京将重返“北方经济中心”的地位。过去几年,北京一直在做非首都功能疏解,逐渐淡化其经济中心的定位。不过,2015年开始,天津规划中不再提及国家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而是提“一区三基地”。背后的原因就是,天津自知经济基础和实力还不够。

因此,北京自贸区方案中提到,要推动形成统一开放市场。加强京津冀三地技术市场融通合作,对有效期内整体迁移的高新技术企业保留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探索建立北京、天津、河北自贸试验区联合授信机制,健全完善京津冀一体化征信体系。

除了深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之外,天津自贸区、河北自贸区、北京自贸区在京津冀协同方面的定位也是不一样的,河北的定位是承接,天津市推动、示范,北京是统筹引领。北京建设自贸区,进行协同试验,能更好地发挥其统筹作用,只有这样,推动了多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才能真正活络起来。

(作者系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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