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个神偷故事，探究城市发展和通俗文学

十一小长假已经过半，闲暇时间看看通俗小说，是很多人给大脑放假的方式。那你知道，通俗文学是怎么产生的吗？为什么它会从宋代发源而来？通俗小说的“俗”和严肃文学的“雅”又是什么关系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 《贾行家说武侠》 的主理人贾行家，他用一个宋代的神偷故事，和你谈谈通俗文学与城市之间解不开的情结。

从“我来也”到神偷侠盗

话说宋朝时的临安城里出了一个大盗。此人来无影去无踪，不知姓甚名谁，只知道他做完案，会在失主家墙上写下“我来也”三个字。 这事闹得城里人心惶惶，府尹责成差役限期把“我来也”捉拿归案。公差四处访查，抓到了一个人。 那人过堂时连连喊冤枉，说自己是被抓来充数的。但差役一口咬定，这人一定是“我来也”。府尹举棋不定，就把人先关在监牢里。 这人很懂规矩，一到监狱里就对狱卒说：“按惯例，小人该敬上哥哥拜见钱。我有笔银子藏在岳庙，哥哥可以假作去烧香，取来花用。” 按他的指点，狱卒果然在庙里找到了二十两银子。于是对这人非常照顾。 又过了一阵儿，这人又说：“哥哥对小人十分看待，无以为报。某处桥垛子下面，藏了一些东西，哥哥可以去取。” 狱卒说那地方人多眼杂的，怎么取？这人说，“你装一筐衣服到河边洗，摸出银子盖在衣服底下，不就带回来了？” 果然，狱卒又得了五十两银子。再看这人，简直是亲如骨肉了。 一天，两人在牢里喝酒，这人求狱卒放自己回家一趟，两个时辰就回来。 狱卒一开始不敢。这人反复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官府没有凭据，何苦负罪潜逃。 狱卒想，已经拿了人家那么多钱，干脆一横心答应了，给他卸下了镣，放他走了。 天还没大亮，那人就从屋檐上又跳了回来。狱卒睁眼也是一惊，心想世上真有这么讲信用的人？ 那人说：“小人怎能连累哥哥呢？” 一会儿天亮，府尹升堂时接到报案，昨天夜里，城里又连着发生了六七起盗窃，墙上都写着“我来也”。 府尹说：“看来前些天那人是抓错了”，便吩咐把人放了。 狱卒回家，妻子说昨天半夜，有人从墙外扔进一大包金银。狱卒明白，这是“我来也”的封口费。 这个故事最早出自宋代笔记。我讲的这个版本是明代小说家凌濛初的拟话本集《二刻拍案惊奇》，话本就是民间说唱的底本。 这一小段，属于回目前的“垫话”，也就是正书的铺垫。 你可能要说了：这小偷也不算侠客啊？这个“我来也”可不一般。他是武侠小说中的各种神偷的祖师爷。 这个开场故事后面，跟着讲的就是明代神偷“一枝梅”。 后世的小说，比如《水浒传》里的时迁、《三侠五义》里的蒋平，直到古龙的司空摘星，都是“我来也”的后辈。 故事说到这儿，你也听出来了，和笔记小说这种类型相比，这个故事的风格很不一样。 它虽然短，但情节反复铺垫。比起唐传奇，故事一下子精细琐碎了起来，这就是口头文学的特征。 你想，过去的说书人，一辈子只说几部书，要讲得细致，才够养活自己啊。 这样的叙事节奏，发展出了长篇武侠。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不只是篇幅不同，节奏和叙事密度也不一样，长篇可以从容地铺情节线、描写更细腻。 这个故事还有种世俗风情和民间智慧。士大夫阶层或者权贵出身，真的不太懂进监狱要孝敬狱卒这类江湖规矩。 像汉丞相周勃，曾经下过一次监狱，出来以后就感慨：“我当年领兵百万，如今才知道牢头竟这么尊贵！” 而这个“我来也”就不一样了，他不只精通这一套，而且能逐步操纵狱卒。 至于出去以后还要回来，既是江湖人的信用，更是干干净净走出衙门的上策。最重要的是，故事不这么讲也就不精彩了。

话本小说为什么出在宋代？

宋代也有文言的短篇武侠小说，只是无论气魄、想象力，还是才华和人物刻画，都要比唐代逊色，毕竟，瑰丽的唐代精神难以再现。 但宋代武侠也有自己的特长，就是发展出了通俗话本小说。这个结果有广阔的时代背景。中国社会在宋代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代社会是比较纯粹的平民社会，几乎没有贵族高门阶层。除了皇家，大家都是平头百姓，没有什么特殊的势力和组织。 所以史学大家钱穆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宋代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来自于现代性，而不是传统性。 这就和我们的武侠小说话题有关了。 我们先来说联系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印刷术。从文明的高度来说，怎么评估印刷术都不过分。 吴军老师在「得到」的《科技史纲》课里讲过：在宋代，全国到处都有民间印刷作坊，信息传播的成本很低。 值得一提的是，活字印刷虽然发明于北宋时期，但一直不是主流。主流其实是雕版技术。 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印刷技术历史，会发现这里有个问题，中国的印刷术，其实很早就有了：战国时代出现了印章；南北朝时期，印章和纸已经结合起来了。 技术不是问题。那印刷的普及，为什么拖了那么久呢？ 最直接的就是需求问题。虽然有技术，但刻一个雕版，需要印很多份才能收回成本，这么多的复制品给谁用呢？ 没有普遍的民间需求之前，看哪篇文章好，自己手抄一份就是了。 印刷手工业的关键字眼是工业，它需要提供劳动力和市场的城市化商业文明。到了宋代，这些条件彻底成熟了： 宋代的中国人口超过了1亿。北宋的汴京、南宋的临安，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宋代还有大量商业化小城镇，市镇人口脱离了农业生产，国家对他们进行单独的户籍管理。 代表城市化水平的风向标是房地产。中国第一个房地产高峰就出在宋代。 宋代大城市的土地价格，到了连文豪欧阳修、宰相寇准都买不起的程度，他们要租住政府提供的公屋，还专门写诗吐槽这些事情。 你看，这样的大城市，才会出“我来也”这样的大飞贼。一夜之间盗窃六七家，还不是因为有钱人多、住得又近吗？ 在宋代，有了繁荣的城市，有了普遍的科举，平民识字率大幅提高，才有了全社会对于信息和文化的需求，印刷业也就运转起来了。 除了印和科举相关的书、印佛道经典和历书、印文人的文集诗稿，当然也印供市民解闷儿的白话武侠小说。 武侠话本的出现，还需要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娱乐业。 在宋代之前，中国的城市是“城”而不是“市”。唐长安那么发达，仍然是按军事和政治思路规划的“城”。 我们前面说过，长安的坊有高墙，夜间实行宵禁；另外，作为居住区的坊和商业区的市，是有严格界限的。 而在宋代，商店开设的地方就随意多了。古籍记载，北宋的开封，商铺酒楼密布，取消了宵禁传统，夜市每天营业20小时。 南宋的临安，街上的人流到三四更天才减少，而五更天不到，又开始出早市了。 四更天大概是凌晨两三点，古代有句话叫“三更鬼，四更贼”，就是说四更天色最黑、人睡眠最死，容易出现窃案。 “我来也”要求给他两个时辰，就是这个时间段。他早出来也没有用，大街上还有人呢。 有了热闹的夜生活，就有发达的娱乐业。瓦子勾栏这个词，就是指宋代城市的歌舞综艺场所，表演包括杂剧、说唱、滑稽。 话本小说那种诙谐生动的语言，铺排情节、制造悬念的结构，包括章回体和定场诗的形式，都是演艺场所里说唱表演的特征。 评话的典型过程是：先由艺人口头整理民间传说，在表演中不断完善，再由文人最后润色改写。 所以，看古代评话和今天听评书差不多，不太需要古文基础。评话和唐传奇、史记比起来，也好像有了雅俗之分。 那么该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就只能说个人态度了。 我觉得：首先，它未必是个真问题。题材和类型，并不先天决定文学性的高低，《水浒传》就是例子。瞧不起通俗文学的作家，谁写得出《水浒传》这样的人物精度？ 另外，文学中的雅和俗，满足的是不同市场，具有不同的文化作用。可以各行其道，并不存在对立。 比如说，今天的玄幻网文，也许需要和电子游戏、短视频争夺用户的时间，但并不抢占严肃文学市场，也没有限制严肃文学的写作和阅读。 从历史上看，通俗文艺发达、世俗生活繁荣，对高雅文化是好事。 宋代就是一个例子，时代的繁荣和宽容，既产生俚俗的市井文学，也造就了精致的古文和诗词。 像苏东坡这样的天才，可以在雅俗之间自由往来，不以为意。 不同的品位，是一种差异，也是一种自由。 “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 读武侠江湖的快意生活，看民间社会的世俗风貌，聊古今中外的侠客文化。如果你也想通过翻开武侠世界的一角，观察中国民间社会的变化，推荐你加入 《贾行家说武侠》 ，我们一起说武侠、论江湖、看众生、痛快地做一场江湖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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