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去一客户单位开会,门口士兵礼貌地说:自行车不能进。
我说:我的自行车很贵呢,放在外面丢了怎么办?钱是一方面,下午我还得骑车接孩子呢!
我每次来都是放里面车棚的,给我个不能进的理由吧!
士兵一根筋,反正就是不能进。我说好:我打电话让他们出来接我,当时想:如果非不让我进,老子掉头就走,看你们怎么办。
对讲机里传来带杂音的对话:门口什么情况? 过了一会一个中尉出来,问明情况,让我推车进去了。
之后开会时把这事当笑话讲给客户单位听,有几点感触:
上次骑车带孩子去动物园,发现里面原来可以停自行车的地方不让自行车停了,改停车收费了。
在门口检票处问工作人员,你们这里有提意见的地方么? 几位大妈狐疑地看着我,不知道什么来头。我说既然提倡绿色出行,就应该多设停自行车的地方。 既然里面改停车场,至少外面应该有人看自行车。
当然我承认这两年偷自行车的少了,我在连续丢了3辆新车(坚决不买赃车)之后,这价值1800的已经骑了3年了(近1w公里喔)。 也许是日益庞大的警察队伍真的震慑了小偷,也许是就业形势好,偷自行车的都改行了。最有可能的就是:我的车后座安了小孩椅,小偷心软下不了手。——盗亦有盗,小偷也要养孩子的,知道养孩子的不易——肃然起敬。
阿月是同年毕业,分到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宿舍的,博览群书, 不修外观(那时还没结婚,这方面没有女人管)。结果我俩同行,常常是我畅通无阻,他被门卫截下盘问半天。据阿月自己讲,有次去东直门坐长途车,被两保安拦住查包,翻来翻去翻出个军官证,保安拿着看了半天,问:假的吧?!
想起自己也曾穿军装,笔直地站在NUDT的“中山路”,两眼放光的监视下班的四海厂工人师傅。按规定,他们必须下来推车走过这条路。 我的任务是制止违规行为。我有一次非常认真拉住一位骑车的大姐后座,迫使她不得不下来推着走。所以我严重怀疑那位士兵是她的孩子——按年纪应该差不多。
以我当年的人生经历,是没有能力去质疑那样的规定是否合理,也没有能力去理解匆匆忙忙的大姐可能要赶着去接孩子或者回家做饭。
最杯具的就是类似的情形了——以无比神圣的心情去实践这个杯具。
后来去四海厂实习,带我们小组车工的正好是位女师傅,看着伊熟练的操作,耐心的示范(基本上我车的东东都报废了),笑起来也很美。如果这段经历在先,可能就没有先前的行为了。
人群之间的隔离和缺乏信任,是宗法式农民社会的特征之一,是统治者乐于见到的——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
崔卫平老师说:学会去体会别人的痛苦。今天的我已经能够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