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有一座历史地位崇高、备受尊崇的陵墓“明太祖朱元璋”和“孝慈高皇后”合葬的“明孝陵”。被誉为“明清皇家第一陵”。
自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于应天府驾崩，遂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至今，数位历史风流人物均拜谒过明孝陵。
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摄政王睿亲王多尔衮“遣大学士冯铨，祭故明太祖及诸帝”；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谒明陵，命灵谷寺僧修理”，又“遣内官正副二员，陵户四十名，守明陵”。
明孝陵有南京最大的御碑亭，御碑亭现存五块碑，“治隆唐宋”碑位列正中，高385厘米，宽142厘米；是清康熙帝公元1699年第三次南巡谒陵时亲笔御题，此碑由清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刻立。康熙御题的手书御碑曾倒地破碎。如今御碑是扶起粘合的。至今碑身有一道补过的裂痕，旁刻“康熙岁次已卯四月望敬书”一行小字。两旁为乾隆御题诗碑，后侧东西两块卧碑为康熙时代的记事碑，东边一块刻载康熙第一次谒陵纪事，西边一块刻载康熙第三次谒陵情形。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后，康熙南巡，六次遣官拜祭明孝陵，五次亲往谒陵；乾隆六次南巡，六次均至明孝陵“拈香奠酒”，康乾二帝以示崇敬不走正门中洞走偏洞六次拜谒明孝陵，且二帝拜谒时均行三跪九叩之大参礼，无比虔诚和崇敬，可谓优渥有加，为“礼文隆渥，逾于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举”。康熙帝御题“治隆唐宋”，后刻碑于今南京市玄武区紫金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明孝陵内。英雄惜英雄，作为一个有胸襟有胆略的帝王，康熙的这四个字是由衷之言；对朱元璋建立的盛世明朝的颂扬不仅见于这座碑，还见于很多史籍中。也不仅出自康乾二帝之口，还出自多个清代皇帝之口。清朝全盘继承明朝的制度，法律制度《大清律》继承《大明律》，科举制度完完全全照搬沿用……明朝的治国方略几乎被整个清朝所继承。清修《明史》，也对朱元璋的评价是：“帝天授智勇，统一方夏，纬武经文，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
清咸丰年间，洪秀全率领“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率领文武百官去祭拜明孝陵并发表《祭明太祖陵寝文》。写道：不肖子孙洪秀全，率领皇汉天国百官谨祭于吾皇之灵曰：“昔以汉族不幸，皇纲覆坠，乱臣贼子皆引虎、引狼以危中国，遂使大地陆沈，中原板荡。朝堂之地，行省之间，非复吾有，异族因得以盘据，灵秀之胄，杂以腥膻，种族沦亡，二百年矣。秀全自惟凉薄，不及早除异类，慰我先灵。今藉吾皇在天之灵，默为呵护，君臣用命，百姓归心，东南各省，次第收复。谨依吾皇遗烈，定鼎金陵。秀全不肖，以体吾皇之心，与天下附托之重，东南既定，指日北征，驱除异族，还我神州。上慰吾皇在天之灵，下解百姓倒悬之急，秀全等不敢不勉也。”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奉诏祭陵并修缮，才有现在的“赑屃驮碑”。
中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举行“民国统一大典”。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自率领临时政府文武官员赴明孝陵，祭奠明太祖朱元璋。随同参加祭祀典礼的军政要员有参议院议长林森、外交部总长王宠惠、教育部总长蔡元培、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锺瑛等。上午11时，孙中山等乘坐马车抵达明孝陵。随行军士数万人，通往享殿的甬道，两侧排列着陆海军仪仗队和军乐队，享殿门前交叉悬挂着国旗和军旗，台基上站满了胸前佩戴白花的军政要员，各国领事到场观礼，致祭仪式非常隆重。以孙中山名义发表两个文告，《祭明太祖文》及《谒明太祖陵文》。
（两个文告略）
根据祭文可以看出，当时辛亥革命对“驱除鞑虏”是高度重视的，民族主义色彩远大于国父孙中山的共和理念。如今“中山陵”就在明孝陵的旁边，可见明孝陵的历史地位。
其实国父孙中山的意思也不难解释，就是借助明太祖的威名表示自己反对满清的正义性，体现汉民族的正统意识，同时可以借助此来震慑当时在北京的袁世凯，明太祖可在天上看着你呢，你要是随便胡搞，你怎么对得起天下，对得起曾经驱除过鞑虏的朱元璋？
除了国父孙中山，民国还有很多领导人拜谒过明孝陵，抗战爆发后，日本人祭拜过明孝陵甚至还安排守卫保卫明孝陵，大有当初清朝官方拜谒架势，但是日寇终究是被打败了。历史的车轮匆匆驶过，明孝陵这座南京城几百年沉浮的见证者依旧在那里，每年均有数以万计的人前来瞻仰。这被风沙侵蚀的神道依然在向世界宣告一个盛世朝代、一个帝王的伟大！
大明缔造者明太祖朱元璋 :
元朝末年，地主豪强大肆兼并土地，加以官吏贪污，天灾瘟疫，上百万人沦为流民，到处哀鸿遍野，尸骸枕藉，元朝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走投无路的流民，头包红布，扛起锄头、竹竿、长枪、板斧，杀向腐朽残暴的元朝政府。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红旗漫卷，吼声动地，千万条红巾变成愤怒的烈火，在中原大地熊熊燃烧，成燎原之势。在这些呐喊的人群中谁将脱颖而出，谁将成为旧时代的终结者和一个新王朝的创建者呢 ?
这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太平乡，今天，一户村民家里为孩子过满月，四邻乡亲们都要过来喝喜酒。喜宴上的凤阳花鼓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人统计过，千百年来这里有多少个孩子降生。但显然有一个人的出生会被经常提起，特别是在为孩子过满月的喜宴上。
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公元1328年九月，在太平乡一个叫孤庄村的村子里，传说一个农妇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一位道人让自己吃了一粒闪闪发亮的药丸，此日早晨，农妇嘴里依然源源不断的飘出缕缕奇香。当天农妇产下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朱元璋。跟中国历代许多帝王的奇幻出身一样，朱元璋的降生充满吉祥的意味，他的到来，似乎要给这片苦难的土地以无限希望。然而，多年以后，这里却唱出这样一段传遍全国的花鼓戏：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
似乎真的印证了花鼓戏中所唱的十年九荒，朱元璋从出生开始就不断饱尝人世间的种种苦难，朱元璋一家原本是为官府服役的淘金户，后来成为给地主种地的佃农，生活贫困，遇到荒年，常以野菜为食，然而这样的日子也难以为继。就在朱元璋17岁的那一年，一场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
公元1344年，淮河流域遭遇百年未遇的旱灾，大地裂缝，庄稼几乎颗粒无收，祸不单行，蝗灾和瘟疫接踵而来。朱元璋祖祖辈辈生活的太平乡，一天死掉几十个人。家家死人，天天死人。厄运同样落到朱元璋一家头上。半个月内，朱元璋的父亲、大哥、侄子和母亲先后死掉。没有寿衣，没有棺材，朱元璋和他的二哥，只好用草席裹了亲人的尸体，亲人死无葬身之地，兄弟俩央求地主，被断然回绝，幸而有好心人可怜兄弟俩，最终给了块地方，死去的亲人这才得以安眠。
陈梧桐：经过了八十几年的统治，元朝的社会已经是不行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水利年久失修，灾荒不断地发生，广大老百姓就是饿死一大片，那么他这个家庭就是当时最底层农民的一个缩影，走投无路了。
朱元璋无路可走，进皇觉寺做了和尚，说是和尚，其实就是混口饭吃，朱元璋每天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然而，打杂的日子也不长久。皇觉寺本来靠租米过日子，可这一年灾情太大收不到租，寺院也闹起了饥荒，僧人也被迫要出去化缘。这时，朱元璋进入寺院才五十余天。这样，一个木鱼，一个瓦钵，朱元璋离开了皇觉寺。
朱元璋捡年岁收成相对比较好的地方去，他先往南到了合肥，转向西，来到固始、光州、息州、罗山、信阳，再北转到汝州、陈州，东返，由鹿邑、亳州到颖州。朱元璋跋山涉水，走村串户，对着大户人家敲木鱼，吃人家施舍的残羹剩饭，受尽人生苦难。
毛佩琦：这样一个草野之民，这样一种社会经历，对于朱元璋的性格的形成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因此，他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他知道老百姓要吃饭，要有社会秩序。
经过三年的颠沛流离，朱元璋不仅饱尝而来的人生辛苦，也开阔了眼界，这位二十岁的青年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此时的社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几年后，红巾起义爆发，熊熊烈火迅速烧遍了大江南北，包括朱元璋的家乡。朱元璋回到皇觉寺，他呆在寺里，天天听着外面的风声，却不知自己何去何从。一天，发小汤和从濠州给他捎来一封信，劝他参加红巾军。几天后有人偷偷告诉他，那封信已被人察觉，而且已报告官府，劝他赶紧离开皇觉寺，投奔濠州红巾军。朱元璋心里犹豫不定，便向菩萨讨了一个卦，结果是劝他造反，朱元璋这才下定了决心。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农历闰三月的一天，在濠州城门外，郭子兴部下捉住一个相貌丑陋的和尚，他们怀疑此人是元军奸细，正要杀他，郭子兴闻报赶来，经仔细盘问，方知此人慕名前来投奔。立即下令松绑，并收为步兵，由于作战勇敢并足智多谋，朱元璋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一个月后提拔为十夫长亲兵，收入帅府使用。同年，郭子兴将养女嫁给朱元璋，25岁的朱元璋从此进入了郭子兴队伍的权力核心。
商传：他召集他们开会的时候，从来不按规矩，说谁是主将坐哪，摆一个长条凳，大家都坐一块儿，坐那儿商量，那些人都把好地儿给占了，他就坐边上，但是慢慢他就坐中间去了。因为他主意多呀，大家不知道该办什么，他知道该办什么，越讲大家越拥护他。
在元朝军队的围困下，濠州城里粮草缺乏，兵力衰竭，而且这里的红巾军队伍人员结构复杂，纪律涣散。朱元璋便向郭子兴提出自己回家乡发展，小时候一块放牛的伙伴徐达等几十人，纷纷前来投靠，不过几天，朱元璋招到七百多人。郭子兴大喜，封朱元璋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为总兵官。
朱元璋指挥的农民军队伍，听指挥，守纪律，不抢劫和骚扰百姓，战斗力日渐强大。
商传：那个时候也有很多拉杆子起来的那些武装力量，那就是抢老百姓的粮食，杀老百姓，吃人啊，吃小孩，小孩叫和骨烂，女人，女人也好吃啊，叫不羡羊，不羡慕羊肉，男人叫添把柴，男人不好吃嘛，煮不烂它就叫添把柴，这种军队能够得到老百姓拥护吗。朱元璋他约束部队，秋毫无犯啊，打下一个城来，朱元璋的军队是睡城墙的，历史上你见过吗 ? 所以朱元璋他后来就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
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亲自带兵分三路攻下集庆路，改名应天，就是今天的南京，从此以应天府为根据地，朱元璋建立了江南行中书省等政权组织，并吸纳了宋濂、刘基等知识分子。到这个程度，要是换了其他割据首领，一定会迫不急待地要登基当皇帝，但朱元璋听取了徽州老儒朱升的指点：“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九字方针。
商传：当他有了一定的势力的时候，他的心胸和眼界就已经开始变化，我们知道朱元璋提出的口号就是要拯救生民于水火，就是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你看他俨然已经是天下百姓的代言人，已经是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
占据“龙蟠虎踞、帝王都会”的六朝古都南京，对朱元璋而言还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它使朱元璋在与西边的陈友谅和东面的张士诚等人的角逐中有自己的根据地。朱元璋整套反元统一计划基本方针是：“先西后东，先南后北。”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朱元璋和陈友谅在鄱阳湖展开了双方的决战，陈友谅倾其所有兵力，号称60万水路大军，意图彻底将朱元璋的力量消灭，朱元璋以20万兵力迎战，鄱阳湖水战前后历时37天。陈友谅依靠众多的兵力，高大的战船和充足的活力占据着优势，而朱元璋精心布置，沉着指挥，率领将士顽强的战斗。战役进行的异常惨烈，最终陈友谅战死，朱元璋一举击溃陈友谅，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经典战例。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九月，大张士诚被俘，自缢而死。十月，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25万大军挥师北伐。
宣传比刀枪更有力量，要让北方人民理解北伐的意义，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北伐军的恐惧心理，瓦解元军的士气。在宋濂起草的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打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口号。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北伐大军已平定山东，南征的军队先后平定浙东、福建，水陆两路势如破竹，统一中国指日可待。
公元1368年正月初四，在南征北战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
从太平乡孤庄村的凄风苦雨，到皇觉寺的孤灯茕影，再到淮西路上的托钵僧，从滁州城的刀光剑影，到鄱阳湖上的滔天巨浪和冲天火光，朱元璋，这个曾经的放牛娃、农民、和尚、叫花子，一路走来，走到应天府，登上至高无上的皇帝宝座。
商传：那个时候参加农民军的数以百万计，都是些穷孩子，怎么就出来了一个朱元璋，他有过人之处，他心胸很宽阔，他既有这个人魅力的凝聚力，他又有这种权威感，大家愿意跟着他做事。
登基之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八月初二，北伐大军顺利攻入元大都，元顺帝连夜遁逃塞外，燕云地区光复，举国欢腾。
毛佩琦：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实际上是对中国历代皇朝的统治经验和政治制度的一个继承，也是统治理念的继承和发扬，所以他提出普天之下皆朕赤子，不管是什么民族，我都要使用，都是我的臣民，我们都不要区别。
然而，战争过后，百废待兴，由于之前历经了连年的灾荒和战争，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所面临的境况，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大量土地成为荒地。洪武三年，一个在朱元璋心中酝酿已久的大移民活动正式开始。
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会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传说，洪武三年的一天，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从这里出发，被官军押解着，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两千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南、湖北等18个省市五百多个州县迁徙。朱元璋的移民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很多富裕的地主迁徙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域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和流民得以安居。
南京的玄武湖，在这里曾经存放着标志着明初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档案—黄册。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令核查全国户口，编制户籍册，每里一册，详列各户人口、田土、房屋，称为黄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鱼鳞图册，也是按里为单位，记录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田主姓名等，田土册图形相接，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潘力：这个是明代的一个丈量工具，叫绳车，绳车就是用麻绳缠绕在木轮上面，上面用红丝线作为刻度，这个是作为丈量大片土地使用的绳车。小范围就用弓，弓是由弓手来操作，五尺为一步，它一个跨度为一步，这些叫弓。
这些丈量土地的工具，可以精确到寸，从而保证了鱼鳞图册所记录的土地数据，精确而又详细。
陈梧桐：他这个目的从他官方来说，他是为了征税，对于农民来说呢，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从根本上确定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就稳定了国家根基，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亲履田亩，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大发感慨：“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亦尝悯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诫。”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农民们那么辛苦，而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而忘记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境地中。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极大的恢复和发展，到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850余万顷，税粮收入达到3000多万石，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并开始迅速回升。
商传：朱元璋讲的两句话最经典，说如今的老百姓，天下刚刚安定，他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如初植子木不可摇其根。你看他非常懂得农民的需要，他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够恢复和发展起来。
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恐怕没有哪一位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就在朱元璋全力实行与民休息之时，朱元璋日渐感到还有另一种更加重要的关系需要他做出决断，那就是皇帝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关系。
开国之初，朱元璋的的政治构架仍保留着浓厚的元朝遗习，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是政治运作的中枢，中书省丞相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中书省丞相的权力愈大，与朱元璋的矛盾就愈深。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朝的政治体制发生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
商传：他想要解决这个国家体制问题，首先是从官本位上来下手，我是皇帝，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废丞相，利用“胡惟庸案”来废丞相，废了丞相告诉子孙，绝对不许再立丞相。
毛佩琦：我们恰恰认为朱元璋废除丞相，给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
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朱元璋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机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的坚决清除，就在胡惟庸案爆发两年后的洪武十五年，“空印案”爆发，朱元璋更是毫不手软。
按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的和收纳的钱粮数目吻合，而缴纳的钱粮过程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印信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忠报账方式是已经运行多年的一个公开秘密，这个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朱元璋却断言其中必定有腐败，于是下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全部杀头，副手打一百杖充军。有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毫不留情地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商传：朱元璋面对的是一个烂摊子，所以他曾经提出刑乱国用重典。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严查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其中大多数与官吏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剥皮实草，在府州县及卫的衙门的左面，建皮场庙，名义上祭祀土地神，实则为剥皮的场所，官府公座旁各悬一个剥皮实草之袋，使官吏们看了个个触目惊心，引以为戒。剥皮实草的惩贪手段其真实性尚不确定，但是朱元璋惩贪时用法严酷却是不争的事实。
朱元璋还创造了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老百姓只要发现官吏贪污，可以把他绑起来送京治罪，路上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诛连九族。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将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卜宪群：元代官吏的腐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觉得他要惩治贪官污吏，他要替老百姓做主，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朱元璋发现户部侍郎郭桓与各布政司官员相勾结，通同舞弊，盗卖官粮，贪污粮食达到2400万石，相当于全国税粮收入的一半还多。朱元璋震怒，为了追缴账粮，朱元璋下令反复追究，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至地方官被判处死刑者三万余人，其余因牵连而受刑或破家官吏豪强更是不计其数，几乎是一次把朝廷上下官员一扫而空。
商传：他们贪污的手法，非常恶劣，非常简单，把收上的税收私分，私分完了以后，等着明年的税收来补这个窟窿，明年税收加派，因为我已经分了，你应该交一石，我收你一石一，我把那个亏空给补上。
毛佩琦：官员有惯性，习惯于当了官就要发财，当了官就可以欺压百姓，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正因为如此，洪武一朝，朱元璋所杀贪官污吏数不胜数，全国十三个布政使和府州县的官员极少能三年任满，不过，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杀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
这里是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它地方的城墙没有什么不同，然而走近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就会印有文字，六百多年来，虽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源自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杨国庆：通过府、州、县三级地方官，正式的官员和相关的文书也就是吏，官和吏的名字全部要刻在上面，每一块砖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老百姓这一块，他又是通过什么手段呢，通过总甲、甲手、小甲，这个基层组织的一个结构组织形式来保证。
如今，南京明城墙保留有20多公里，几亿块城墙砖几乎通过每一块砖上的铭文，都可以找到它最准确的出处，正是这样的制度保证了明城墙工程历经几个世纪屹立不倒。朱元璋反腐，除了依靠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定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臣戒录》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这也是为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
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员贪赃枉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罚措施都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朱元璋的反腐产生了明显效果，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严守法纪的循吏，他们小心翼翼，又忠心耿耿的辅佐着朱元璋治理国家，明朝初年成为一个吏治清明的时代。
毛佩琦：明朝后期有人记载说，洪武纪年之末，我看我们的天下就像孔夫子周朝一样地好，当时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商传：他希望奠定一个万年之基，朱家的统治，那么万年之基的基础，就是不能够出这些贪污、腐败的事情，元朝不就是因为这样灭亡的吗。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让贪官污吏无法藏身，也使很多元勋旧将和文人学士无法幸免于难。胡惟庸案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爆发，至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最后清算，前后相连十年，株连蔓引，总计被杀者三万多人。许多开国功臣如李善长、宋濂、汪广洋等均被诛杀。公元1393年，大将军蓝玉以谋反罪被处死，诛连一万五千余人，通过胡、蓝之狱，朱元璋总共诛杀约四万人，其中开国大功臣被诛杀将近40人。
朱元璋的重典治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吏治的作用，但明初的贪污腐败并不因为朱元璋的高压打击而有所收敛，在令人生畏的刑具和刑种面前，贪官污吏前仆后继，成群结队来到朱元璋的断头台前。这是为什么？在专制制度之下的反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人治大于法治的封建社会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这一点，朱元璋自然不明白。
如果说朱元璋惩治贪腐只是扩大化，那么，他施行的文化专制统治和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则换来了千古骂名。
国子监向来是读书的地方。明史专家吴晗在其《朱元璋传》中描述了国子监里令人恐惧的生活状态：痛决、充军、罚充吏役、枷镣终身、饿死、自缢死、枭首示众、凌迟，一大串刑罚名词，明初的国子监与其说是学校，不如更适合地说是集中营，是刑场。不只是学生，也包括教官在内，在受死亡威胁的训练之下，造成的是绝对的服从，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由于《孟子》一书中有“民贵君轻”的思想言论，特别是有咒骂暴君的言论，朱元璋十分生气，竟罢孟子祀，下令大肆删节《孟子》后才允许列入国子监教材。同时，朱元璋要求使用他亲自撰写的培养读书人忠君思想的领袖著作《大诰》作为国子监教材。
朱元璋有一句名言：“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诛其身而没其家。”大规模的杀戮导致才能之士，不敢再接近朱元璋。即便是不入仕，也同样难逃厄运，为官者更是人人自危。
商传：不是说的光靠一个皇帝的铁腕，或者靠用官员的操守好，就能够解决得了的，毕竟他的整个官僚体制没有变化。
卜宪群：一定要从制度建设层面反腐，这是整个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反腐败给我们今天所留下的一个，非常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北京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里面，收集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匾额五百多方，然而，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却不是某块木质匾额，而是这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六句话，被称为圣谕六训，它出自朱元璋之手，体现的是朱元璋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毛佩琦：这个圣谕六训说的是什么呢，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六训，他请人在乡饮酒礼上要宣读，还要把他张贴到通衢之上，也就是张贴到大路口。同时呢，他还要安排一些人边走边敲着梆子在这附近宣讲。一个村、几个村、残疾人、盲人、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一边走一边敲梆子，让大家都听得到这种教化的声音，所以朱元璋的社会理想呢，他是希望建立一个有秩序的、有道德的、和谐的、富足的社会。
圣谕六训不仅在乡间传播，也被士大夫反复注释和宣讲，朱元璋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教化制度。圣谕六训从朱元璋时期一直延续到清初，被康熙皇帝发展为圣谕十六条。通过科举以及兴办包括国子监在内的有体系的教育制度，朱元璋选拔和培养而来一批有用的官吏。然而，他依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在朱元璋去世后，到永乐朝后期，贪腐之风又开始滋生蔓延，他理想中的社会直到明朝结束也没有出现。
陈梧桐：你要完全说是按照儒家所要求的为官之道去做，肯定有一部分是好的，但是很大一部分是做不到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他那个追求就是这个东西。
毛佩琦：朱元璋他所建立的仅仅是一个家族的王朝，是一部分的天下，他不能够改变家天下的本质。
朱元璋倾其一生都在为他心中那个美好的世界而努力，然而残忍的杀戮却让后人更记忆深刻朱元璋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在朱元璋的家乡凤阳，这种起源于朱元璋时期的民间美术叫做凤画。吴文军老人是当今凤画的代表性人物，在他六十多年的凤画创作中，画的最多的就是朱元璋，他一直试图用手中的画笔寻找到最真实的朱元璋。
吴文军：朱元璋成了位帝王之后，念念不忘人民给他的恩惠，他小的时候没有饭吃，当地村庄有一个姓汪的，汪氏老母经常送饭给他吃，所以在这个皇陵碑文里面他就写到了汪氏老母的这段事情。
在吴文军老人心中，朱元璋是个知恩图报的人，也是最具帝王气的中国皇帝。
吴文军：我用心在这个剑眉上，就像宝剑一样那个剑眉，眼角，嘴角，这些纹路上刻印出帝王的仁厚，大爱大恨的那种气度。
在凤阳，关于朱元璋的故事还有很多，家乡人眼中的朱元璋更有人情味，甚至充满柔情。马皇后出身低微，长相一般，与朱元璋患难与共，朱元璋登基称帝后从未嫌弃她，朱元璋在殿前发脾气要杀人，马皇后在后宫婉言劝说，朱元璋往往会听从。翰林学士宋濂就是马皇后救下的，每到灾荒之年，马皇后就带领后宫改吃粗粮野菜，朱元璋知道她的用意，就告诉她已经下令赈灾。马皇后临死前还劝朱元璋求贤才，听直言，慎始敬终。洪武十五年（公元1383年）八月，马皇后病逝，朱元璋十分悲痛，从此不再立皇后。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经历过苦日子，他深知物力的艰难，他曾令太子朱标微服去农村视察，感受百姓辛苦。在太子朱标和朱元璋的众子孙眼里，朱元璋应该是个好父亲，好长辈。的确，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希望他的后世子孙们能安安稳稳将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一代代永远传下去，确保大明江山永固。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离开人世，享年七十一岁，从即为之初的“中夜寝不安枕，忧悬于心”，“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位充满传奇又备受争议的开国皇帝一生中充满焦虑与不安。
而专制、独裁、残暴也是后世评价朱元璋的惯用词语，对于西方学者，他们更看重朱元璋个人奋斗的传奇经历和敢于打破常规的勇气与魄力，朱元璋会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对于他的历史评价、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洪武之治 :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较真实地描写了朱元璋年轻时候的苦难生活，分析了他走上了农民革命战争道路的历程，并对他成了明王朝的开国皇帝之后的种种表现作了实事求是而又比较辩证的分析。
其一、关于防止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当时朱元璋主要做了两大措施 : 一是急速医治历经劫难的社会创伤。朱元璋采取减免赋税，清丈田亩，与民屯田，开垦荒地，以及兴修水利等措施，促使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凡桑、麻、谷、粟、税粮、徭役，免征三年。二是下令取缔一切邪教，特别是白莲社、大明教和弥勒教。认为这些都是“左道惑众”，为首者斩。吴晗指出 : 朱元璋这样做，是因为元末农民起义所标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弥勒降生”，朱元璋深知这类预言富有鼓动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弥勒教获得成功的，因而也决不允许别人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他的统治。有人指责朱元璋背叛白莲教。吴晗却认为，封建明王朝用严刑取缔，压制秘密宗教，目的是维护、巩固封建明王朝的统治。也就是说，朱元璋取缔邪教是无可非议的，是巩固政权的需要。
其二、关于朱元璋调整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措施。吴晗认为，地主对封建统治集团和农民来说是有两面性的。一面是他们拥护当前的统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业。朱元璋让户部保荐交租多的地主，任命为官员，粮长。一面又指责富民多豪强，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迁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势力。同时，通过田地和户口的普查，制定了鱼鳞图册和黄册，颁布了租税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户口通过登记固定下来，皇朝从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其三、关于朱元璋采取的“以猛治国”的方针。为了巩固政权、循正吏治，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的方针，来加强中央集权。他对贪官污吏采取严刑惩治的办法。他说，过去在民间，见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对“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决不宽恕。”他认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为此，制定了很严厉的法律。朱元璋痛斥这些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
吴晗指出，应该承认在朱元璋执政一朝，“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较清正的。
其四、关于朱元璋大搞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作法。明朝建立初，除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外，朱元璋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废除丞相制度。起初沿袭以前的制度，在中央设置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以丞相统领百官，协助皇帝。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杀了权倾一时的宰相胡惟庸，并借此下令取消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又提高了中书省属下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使六部分理朝政，六部的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吴晗指出，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一个人掌握。“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中央集权专制政权从此更加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朱元璋就一手控制全国的政权。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把明初统辖全国军队的大都督府，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分别管理各地的军队，而军队的调遣则由兵部负责。形成了都督府有兵，但不能指挥；兵部能调遣，而手里却无兵，彼此互相牵制的局面。这样全国的军权也完全集中到朱元璋一人手里。
朱元璋通过改革中央行政、军事机构体制的办法，“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从而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皇帝独揽政权、军权的先河，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发展到颠峰。
永乐盛世 :
雄才大略的马上天子朱棣在“黑衣宰相”姚广孝的辅助下打着“奉天靖难，以清君侧”的旗号消灭建文帝集团。登基后， 头等大事就是“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凌云壮志——迁都北京。今天的故宫，史称“紫禁城”，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成祖征调全国工匠13万多、民工百万以应天府皇宫为蓝本开始营建，直至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方建成，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正式迁都北京。迄今为止，故宫、天坛、明十三陵、八达岭长城、太庙等规模宏伟的建筑，都是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开始陆续建造的，这为后世炎黄子孙留下了一笔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故宫被誉为世界五大宫之首（法国凡尔赛宫、英国白金汉宫、美国白宫、俄国克里姆林宫）。
政治上派郑和率领舰队七下西洋宣扬国威、与世界贸易相通，其舰队规模空前庞大，访问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地区；派陈诚出使撒马儿罕、吐鲁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国，加强明朝同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上的往来，增长财政收入的同时进一步强大中华朝贡体系，开创万国来朝的局面，将中华朝贡制度推向巅峰，彰显了大明王朝势如破竹的大国外交。
军事上五次北征蒙古，南征安南，开疆拓土。
经济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以今北京、苏州、广州、扬州、佛山、南京为主，以及一批沿海、沿内陆河地方的商业、农业、手工业等地方经济发达、繁荣昌盛。
文化上编纂《永乐大典》，全书有22877卷，又凡例、目录60卷，11095册，约有三亿七千多万字，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的楷书：馆阁体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历时五年（公元1403—公元1407年）编修完成，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古代典籍，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有史以来编纂的所有类书，有万书之书之称；大英帝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在“百科全书”条目中称中国明代《永乐大典》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
“明成祖朱棣”终于开创了足以比肩“洪武之治”的“永乐盛世”。清朝人编纂的《明史》赞为“远迈汉唐”
任宣之治 :
历经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发展“停罢采买，平反冤滥，贡赋各随物资产，陂池与民同利”。下令息兵养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皇家采办珠宝等。使社会矛盾缓和，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生产得到大力发展，开启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代。仁宣两朝，使明朝天下大治，综合国力达到鼎盛时期，政治清明，法纪严明，经济发展，仓廪充实，百姓安居，社会稳定，蔚然有治平之象，形成了明代早期国泰民安的升平景观。后世史学界称为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贞观之治”。
弘治中兴:
重开午朝和经筵侍讲并创造性开辟文华殿议政，使已走向衰弱的百年王朝再度复兴。
嘉靖中兴 :
政治上，打击文官势力，严防外戚宦官。经济上，推行新的赋税减轻民众负担。军事上，任用戚继光等将领打击日本倭寇，又在“屯门海战”中战败葡萄牙舰队。文化上，刊刻发行四大名著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
隆庆新政 :
实行“垂拱而治”、“隆庆开关”。调整海外贸易政策，鼓励商人发展海外贸易，让全球的白银像水一样流入大明王朝的共计约3.53 亿两（保守估计，重新估计约为5亿两），占当时全球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使之成为当时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经济中心之一。“隆庆开关”直接推动海外移民热潮，东南沿海不少华侨开始在东南亚一带定居。完善海关税制 : 随着西方势力的东渐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明朝海关从无税到有税，从实物税到货币税，不仅反映了大明帝国海外贸易政策的变化，而且反映了典型的封建性海关向近代海关过渡。
明朝的军事实力
一、收服燕云十六州（开国第一大战役）
历史上，“燕云十六州”又称“幽蓟十六州”指：幽州、蓟州、瀛州、涿州、莫州、檀州、顺州、新州、妫州、儒州、武州、云州、应州、寰州、朔州、蔚州。整个地区东西长约六百公里，南北宽约二百公里。总国土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正好相当于一个朝鲜。等同于今天北京全境、天津全境、山西和河北的北部地区。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也是中原王朝侵略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据点。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记载：“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藩、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这句话足以阐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引以为豪的万里长城最重要的一段就在燕云十六州的管辖内。失去燕云十六州等同于失去了长城这一重要的军事堡垒。
公元936年（五代十国），五代后唐的河东（山西）节度使石敬瑭，在五代十国的大混战中，为了战胜群雄当上中原皇帝，已经到了丧心病狂、不择手段的地步。他在另一个汉奸桑维翰的建议和促成下，与辽国的国君耶律德光达成一笔可耻的交易。向辽国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求救兵。石敬瑭承诺：只要大辽皇帝帮我干掉最大的劲敌后唐李从珂，我做中原皇帝后，就把幽州、云州等十六州割让给辽国契丹。并称比自己小11岁的辽国皇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厚颜无耻到极至。公元938年，石敬瑭按照辽国契丹的要求把中原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一次性打包割让给辽国契丹，辽国契丹不费一兵一卒得到了垂涎已久的燕云十六州。使得辽国的疆域扩展到长城沿线以北。此后，燕云十六州在非汉族的统治者统治了455年（公元913年—公元1368年）。
石敬瑭这种为满足个人称帝野心而近乎疯狂的以出卖国土为代价的”卖国贼”举动，由此成为整个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人物之一，千百年来一直是“儿皇帝”和“卖国贼”的最佳形象代言人，使他沦落为千古罪人。不仅被后世文人墨客唾骂千年，就在当时，也招致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甚至他部下的武将中，也有很多人对此极为不满。《资治通鉴》记载，武将刘知远曾说：“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认为给辽国契丹人以丰厚的金银财宝，足以诱使他们出兵，而割让土地将会后患无穷。石敬瑭置若罔闻。此举非常恶劣的严重后果是 : 华夏失去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天然屏障，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导致中原王朝受辽国契丹铁骑侵扰长达四百多年，而且，造成两宋将近400余年的大分裂时期，屈辱无以复加。后来的金国灭北宋、蒙元入主中原，都与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有莫大的关系。往后中原数个朝代都没能够完全收复。直到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燕云十六州才真正意义上的收复。
石敬瑭之后，收复沦陷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是每一个中原王朝梦寐以求的理想。
公元 946年（五代十国），后晋皇帝石重贵（石敬瑭侄子）北伐，其结果是全军败亡而降，后晋灭亡。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后周皇帝“周世宗柴荣”率军攻辽，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夺取莫州、瀛洲和宁州。然而却因病班师回朝，最终英年早逝。收复燕云之事不了了之。
而后继的北宋也是受困于此。“宋太祖赵匡胤”不忘收复燕云，曾在内府库专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燕云失地。还没等赵匡胤打响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战，可惜一生情义兼顾的盖世英雄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深夜，留下燕云尚未统一的壮志，带着“斧声烛影”的千古历史疑案，撒手西归。收回燕云十六州的重任，交给了宋太宗赵光义。
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赵光义”移师幽州，试图一举收复燕云地区，在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展开激战，宋军大败，赵光义中箭乘驴车逃走。
北宋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辽国的第五代皇帝耶律贤去世，宋太宗赵光义趁着辽国母寡子幼，集结兵力三十万，兵分东、中、西三路，挥师北伐。东路军以曹彬、崔彦、米信率兵10余万，由雄、霸(今河北雄县、霸州)地区北进，攻占固安(今属河北)、涿州；中路军以田重进率数万兵自定州(今河北定州)攻占飞狐(今河北涞源)，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以潘美、杨业（民间评书“杨家将”中的潘仁美、杨继业）率军自代州(今山西代县)越恒山出雁门关，攻取寰州、朔州、应州、云州等诸州。
宋军的战略意图是三路齐发，以东路军自雄、霸地区实施佯动，声言进取幽州，持重缓行，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使其无暇西顾，保障中、西两路攻取山后(太行山）诸州，然后三路会攻幽州。
当时辽国的“萧太后”（民间评书中，她是“杨家将”的死敌，满门忠烈尽数折于她手）和耶律斜轸、耶律休哥、以及五押惕隐集结所有辽军应战。萧太后面对三路宋军的进攻，沉着应战，用兵得当。决定以骑兵之长和平坦广阔的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先破宋的东路军，再移师逐个击破。
东路军主帅曹彬违背既定策略，急功近利，孤军冒进，招致惨败，并最终影响到整个战局，“杨家将”的核心人物“金刀令公杨业”以西路军副帅参加了以潘美为主帅的西路北伐，开始进展顺利，但是东路主力在岐沟关惨败，致全线被动，赵光义被迫下令全线撤退。
杨业受命带少量人马出代州掩护其他军民撤退，监军王倪及主帅潘美不纳杨业建议，逼其出雁门关在朔州正面战场出击挡敌。及战失利，回师陈家谷口时，潘美、王倪又违约先撤，致死“杨无敌”孤军奋战，负伤被俘。雍熙三年（公元986年）七月十二日，杨业绝食三天而死，耶律斜轸割下杨业的脑袋，献给辽廷。至此，宋三路大军皆败，所取州县复失，“雍熙北伐”宣告失败。
“雍熙北伐”后，赵二及其子孙吓破胆，再也不敢主动出击辽国 ！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抵澶州北城，后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停战和议，史称“澶渊之盟”，北宋每年给辽国进贡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之后宋辽边境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不能不说最终以屈辱收场。
直到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才由北宋六贼之一的童贯率军攻辽，结果这个阉贼也惨败而归，他还推卸责任让受其节制的名将种师道当了背锅侠。从此以后，北宋王朝放弃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努力。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约定联合灭辽后，金归还宋燕云十六州。于是北宋预置了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把辽天祚帝赶到燕山以西之后，于公元1123年二月把太行山（后明朝在此建内长城）以南的燕京、涿州、易州、檀州、顺州、景州、蓟州如约归还。但阿骨打死后，金国以张觉事变为由伐宋。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兵又占领燕京地区。第二年金国大举南下，俘虏了徽钦二帝，占据了中原地区，史称“靖康之变”。这显然是与虎谋皮，最终别说燕云，北宋连首都都丢了，北宋灭亡。
北宋靖康二年、南宋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宋旧皇室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偏安政权迁都临安（杭州）。沦为偏安一隅的南宋。
公元1234年，蒙元联手南宋灭了金国；公元1276年蒙元灭了南宋。
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 蒙元入住中原，公元1279年，彻底消灭南宋流亡政权……。
于是，燕云十六州丧胡长达四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这片抛洒无数将士鲜血、凝聚着汉族四百余年屈辱喋血的锦绣河山，当年利令智昏的石敬瑭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为了一己私利，甘当百依百顺的“儿皇帝”，将燕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了外族。导致以后黄河以北、以东地区的北方地区无险可守，袒露于异族铁蹄的威胁之下，中原从此门户大开。为后来四百余年间契丹、女真、蒙古族南下入侵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一昼夜即可饮马黄河。
正因为如此，割让燕云十六州，成为影响中国政治格局和历史进程的一件国之大事。
抗金名将岳飞曾悲吟：“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陆游梦里梦外呼号：“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辛弃疾一辈子高呼：“将军百战身名裂”、“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他68岁临终时还在大呼“杀贼！杀贼！”
近代金庸先生《天龙八部》的历史背景书中提到“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祐、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也就是宋、辽因“燕云十六州”开战时的你争我夺和西夏、吐蕃、大理并存的民族矛盾。不仅展现了精彩绝伦的武林恩怨、江湖纷争、爱恨情仇，也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宋、辽开战的历史画卷。金庸将此历史阶段作为《天龙八部》的创作背景，后被称为金书之最、中国版的《战争与和平》和北宋版的《罪与罚》。
可见，在沦陷的四百多年中，燕云十六州化作多少志士仁人痛心疾首的悲愤与无奈。
直到蒙元，燕云十六州才与中原重新统一。而它回到汉族人的怀抱，已是在四百多年后的明朝。
元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北伐纲领。命征虏大将军徐达、常遇春率领25万大军打响北伐之战。按照朱元璋提出的稳扎稳打、渐次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之战略。先后平定山东、河南，还同时占领潼关，元大都处在孤立的地位。
同年五月，朱元璋亲自到故宋首都开封商讨灭元之事。之后，徐达率大军主力渡过黄河，攻占邯郸等河北各地，同年八月明军攻克元大都，元顺帝绕道居庸关逃到漠北，元朝灭亡。结束了蒙元在整个中原长达百年的统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元顺帝本名孛儿只斤·妥欢帖睦尔，这在蒙语中是“铁锅”的意思。谁能想到，这元朝灭亡的大锅最终不偏不倚地扣到了他的头上。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彻底收复燕云十六州。蒙元统帅王保保（扩廓帖木儿）尚在山西盘踞，这王保保绝对不能留。否则，华夏腹地终究是得不到安宁的，朱元璋又命令徐达率军进攻山西的王保保。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十二月，徐达率大军兵分三路一举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地，打的元将王保保仓皇而逃至甘肃，山西尽皆归属明朝。
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三月，明军攻入陕西关中等地，攻克西安、凤翔，元将李思齐归顺，陕西也很快纳入明朝的版图。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明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逃到甘肃的王保保。徐达率军和王保保在甘肃对峙。徐达对付王保保的进攻不是强攻硬打，而是拉来各种能够产生噪音的家伙，不分昼夜地在王保保军营前制造噪音，使得王保保军队上下十分疲惫不堪。天天大半夜里你刚要睡着，外边敲锣打鼓的，弄得元军士兵们一个个像丢了魂一样。
几天几夜没合眼的元兵一有机会就纷纷倒头就睡，就算是统帅的王保保也不是铁打的。而此时的徐达趁机率领大军直奔王保保军营，大败王保保，逼得王保保逃回老家哈拉和林。徐达趁势陆续平定陕甘宁地方……。
沦陷四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政权至此彻底收复。这一带才成为至今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明成祖迁都北京）。
柴荣、赵匡胤、赵光义、杨业、岳飞、刘福通等人，想必也能安息了。
二、马上天子朱棣的军事实力（创造五个第一）
01.第一个靠武力成功逆袭的藩王（靖难之役）
自从周公制礼以来，嫡长子继承制便成为皇位更迭的主要方式，这在客观上有助于帝国在权力过渡时期政局的稳定。但皇位继承大多时候都是充满血腥、暴力、阴谋；嫡长子往往死于非命，或者被排除在核心权力之外。同样是皇帝儿子，凭什么让嫡长子继承呢？此时，许多手握重兵的藩王就想靠武力逆袭，夺取最高权力，可结果都失败了。汉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西晋爆发“八王之乱”，唐朝李氏诸位王爷起兵反对武则天，但结果都很惨。其中西晋最倒霉，诸侯王不但未能夺取王位，还让北方“五胡”军队南下中原，致使社稷崩盘。朱棣呢？手握800兵马的燕王殿下，北平九门还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中，他居然敢起兵“奉天靖难，以清君侧”，用四年时间夺取了天下。以区区燕地一方土地敌全国兵马，且最终获胜，历史上绝无仅有。朱棣成为史上第一位靠武力逆袭成功的藩王。
02.第一个将“独立领地”重新夺回的君王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古代中国帝王的“国家观念”与“世界意识”。因此，古代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民族国家”的概念，而是“家国不分”，涵义空洞。因此，古代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管理，一般都是比较松动，往往采取羁縻制度，后者要求对方朝贡即可。安南、朝鲜是个例外，多数时候都算是中国的一部分，朝廷还在此处设立郡县管理，并征收赋税徭役。但是，安南、朝鲜独立性很强，汉朝之后，朝鲜独立，此后再也没有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唐朝时也如此；五代末期，安南独立并建国，宋、元没法将其收复。朱棣继位后，考虑到太祖朱元璋已经许诺朝鲜以“藩属国”的名义存在，便不再折腾。安南呢？朱棣很恼火，这帮人老是闹事，于是让张辅率30万大军南征，攻灭后设置交趾布政司，再次将其纳入中原王朝版图。朱棣成为史上第一个成功将“独立领地”收复的皇帝。
03.第一个五次“御驾亲征”，敢于亲自冲锋陷阵，还无一败绩
谈到中原王朝的武力值，许多人都认为秦朝、汉朝、唐朝这三家最牛。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却敌七百余里，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卫青、霍去病连续出征塞外，追杀匈奴，致使漠南无王庭，匈奴大部被迫西迁。李靖、李绩、苏定方等横扫东突厥、西突厥，草原部落不得不奉行唐朝正朔，叫李世民一声“天可汗”。不过，这并不能算皇帝特别牛，毕竟带兵冲锋打仗的是大将，而非皇帝本人。秦始皇、汉武帝、李世民，继位之后，并没再次冲锋陷阵；李世民虽然御驾亲征，但在高句丽惨败，跟隋炀帝一个下场，只是后来李治获胜，唐朝才洗刷耻辱。朱棣呢？当上皇帝之后，还五次御驾亲征蒙古草原，且大获全胜；首次出征时还亲自操刀上阵，打破阿鲁台军团。就此战绩而言，帝制2000余年，没人能比拟。日本学者那珂通世：“昔汉武、唐宗者，虽屡破北狄，但均系遣大将而非亲征。汉人天子远渡沙漠者，唯明成祖一人。”
04.第一个重视“海洋战略”，着眼全球的帝王
农业是立国之本，历朝历代基本都是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农业是本，得到重视，商业是末，受到歧视。在此背景下，中原王朝就成了如今西方史学家所说的“农耕文明的守护者”，“绿色文明的捍卫者”；而西方则是“海洋文明的开拓者”，“蓝色文明的创造者”。确实，中国帝王，很少重视对海洋的开发，海外贸易大多是民间进行；帝王只知道捍卫华夏疆土，很少去考虑开发与利用外海资源。汉朝、唐朝、宋朝虽然重视海外贸易，“丝绸之路”玩得不亦乐乎，但并不能算是国家的“海洋战略”。朱棣则不一样？他是第一个重视“海洋战略”着眼全球的帝王，西方史学家说他是“世界级大帝”。郑和下西洋，不只是老生常谈的朝贡贸易，炫耀国威，寻找建文帝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联合印度洋国家，抄袭帖木儿帝国后路，让其不敢轻举妄动。要知道，帖木儿帝国可是大明帝国之外世界第二强国，前不久还干翻正在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并成功将其肢解成四份。
05.第一个将“首都”建于边境线，由君王镇守边疆的雄主
拿着东南的财税收入，去捍卫西北边防，这是中原王朝的一大战略特色；防御游牧民族入侵，保护农耕文明之发展，是历代帝王的目标。面对游牧民族入侵，该如何解决呢？出兵征讨可以，但不能常用，因为成本太高，很容易将帝国财政拖垮，成为帝国灭亡的导火索。所以，还是守住边境，将其挡在外面最靠谱，长城的重要性由此而来。修筑了长城、要塞，自然要由得力悍将镇守，以确保防线收到预期效果。朱棣是个例外，将领守边关固然好，但距离朝廷太远，皇帝不好及时了解军情，快速做出反应与部署。为此，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将国都修建在边境线附近，由君王来守卫，也就是“天子守国门”。这一点很了不起，面对北方草原强敌入侵，中原帝国都是能躲就躲，保住性命才是关键。西晋、宋朝、金国等无不是如此，外敌一来就想迁都，要逃避。而朱棣呢？你来了正好，免得去找你；打你没得商量，这叫霸气。
以上五点，明成祖朱棣确实是一代雄才大略的世界级帝王，创造了“五个第一”，从秦始皇到溥仪退位这帝制2000余年，无人能及。《明史》对其评价：“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可谓名副其实。
三、明日倭寇战争
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的一些南朝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历史上称之为“倭寇”。【《明史》卷 212《戚继光传》】记载，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几千人袭击浙江台州、桃渚、圻头等地，面对倭寇的袭扰，明朝毫不客气地给予反击。胡宗宪、朱纨、谭纶、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悉数上阵。其中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率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支持下，先后九战九捷，歼灭大量倭寇，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被誉为“戚家军”。
“平倭战争”中主要的战绩有 :
台州花街之战 : 斩首308人，生擒2名倭首，其余淹死和未割首的数目不详，明方牺牲陈文清等3人。白水洋战斗 ：明日对比，1500对2000余，全歼2000多名倭寇，斩首344人，生擒5名倭首，明方牺牲陈四等3人。长沙之战 : 消灭倭寇3000名。横屿岛渡海之战 : 消灭倭寇1000多名，斩首348人，俘虏29名，明方牺牲陈文彪等13人。牛田之战 : 击溃数上万倭寇，斩首688人，明方无一人牺牲。林墩之战 : 烧死和淹死倭寇3000名左右，斩首960人，俘虏26人，明方阵亡90人。福清葛塘之战 : 消灭300多名倭寇，斩首150多人，明方牺牲20人。平海卫战斗 : 斩首2622人，明方牺牲金渔等16人。仙游之战：击溃10000余名倭寇，杀死倭寇1000余，斩首498人，生擒1名，明方牺牲童子明等24人。王仓坪战斗 : 击溃倭寇近万名，斩首177人，明方无一人阵亡。蔡陂岭战斗 : 击溃倭寇7000余名，杀死1000多名，斩首160多人，明方牺牲31人。
明军奋战数十年终于平定日本倭寇，至此后日本龟缩于岛中不敢扩张达300余年。
四、万历三大征
万历抗倭援朝 : 公元1588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分封不均的不满并为削弱各个诸侯势力，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公元1592年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军队九个军团共14万人渡海至朝鲜作战，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官。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以朝鲜拒绝攻明朝为由，于4月正式开始了对朝作战，借此挑战明朝权威。
日军一个月攻陷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明朝集结辽东铁骑及三千戚家军约4万人由宋应昌、李如松统领，奔赴朝鲜作战。日军在平壤之战大败后后撤，血战碧蹄馆后日军败退釜山，被迫求和。此后不久，日军卷土重来，兴师动众，谁知在露梁海遭到明军设伏，日本海军几乎全军覆没。丰臣秀吉经此大败，一病不起，不久便归西了！。
万历援朝战争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影响。此役不仅保卫了朝鲜半岛，还进一步巩固了中朝友谊。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被削弱而间接导致德川幕府崛起；明朝的国力受到较大损耗。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奠定了之后亚洲三百余年的和平局面。
宁夏之役 :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二月十八日哱拜于纠合其子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叛乱。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甚强。此后，明朝调麻贵驰援。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
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又施反间计使哱拜集团内部发生火并，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哱拜自缢，哱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始，播州土司杨应龙与明朝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杨应龙公开反叛，挑起战端，播州之役爆发。战争初期，由于明朝毫无准备，杨应龙占据优势，但随着明朝平播力量的增强，战争态势发生了逆转。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杨应龙最后的据点海龙屯被明军攻占，杨应龙自杀，播州之役结束。
播州之役历时114天，明朝集结四川、贵州、湖广等八省之兵力，出兵24万，耗银约二百余万两，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的各方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播州之役几乎耗尽了明朝最后的军力和财力，削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是明衰清兴的转折，故有“明实亡于万历”的说法。
五、明葡海战
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及欧洲重商主义的发展，一些欧洲君主立宪制国家开始寻求海外市场。在此间，他们多采取了海盗式的殖民扩张。率先走向世界搞殖民扩张的就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他们是海洋时代的第一届霸主，当时明朝称之为番夷。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一批番夷侵扰东莞守御千所的领地（今深圳及香港沿海），东莞守御千所千户袁光率兵围剿，在岑子澳与番夷遭遇，战斗中中弹身亡。此后，中国沿海及船只受到的侵扰越来越多。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葡萄牙的薛魁拉从里斯本驶向东方，奉葡萄牙国王曼纽尔一世的敕令收集中国的情报，但行至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就因为其强盗行径遭到当地居民的痛击而不得不逃离。公元1511年8月，葡萄人阿方索·德·阿布奎在遭到激烈抵抗后侵占了满剌加，满剌加变成了葡萄牙的中转站。
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阿尔瓦雷斯率葡萄牙船队到达珠江口沿岸，要求登陆进行贸易，未经明朝政府批准后在水面上与中国商人交易。葡萄牙人塞克拉同年再次率领海盗商船直接侵占“屯门海澳”，不断侵犯广州，欺压当地群众，显得十分嚣张。并在此修筑工事，设刑场，制火器，刻石立碑以示占领。嘉靖元年（公元1521年）八月，明朝海道副使汪奉旨驱逐葡萄牙人。汪先加强了军事力量，完成备战后对葡萄牙人宣旨，要求尽快离去，但葡萄牙人对此并不理会。于是汪派军队驱逐番夷，探知番夷的战船体形巨大，火炮射程远，命中率高。他制定了作战计划，准备了一些装满油料和柴草的小舟，待天气刮起很大的南风，汪率军士4000余众，船50余只攻打葡萄牙人船队。先将一些填有膏油草料的船只点燃，火船快速朝葡萄牙人船只驶去，由于葡萄牙人船只巨大，转动速度缓慢，无法躲开火船进攻，很快燃烧起来，葡萄牙人大乱。汪又趁机派人潜入水下，将未起火的船只凿漏，番夷纷纷跳海逃命。然后汪命军士跃上敌船与番夷厮杀，葡萄牙人大败。最后剩下三艘大船，趁天黑逃到附近岛屿藏身。天亮后，风向逆转，葡萄牙人才借强劲的北风勉强逃过明军的追击，逃回已窃据的满剌加。至此，明朝收回被葡萄牙人盘踞的“屯门岛”及经常滋扰的“屯门海澳”及“葵涌海澳”。
“屯门海战”之后 ，葡萄牙作为当时的世界强国之一，不甘心“屯门海战”的失败，于是继续侵扰广东沿海，并绕过屯门杀向西草湾。明朝各路将领纷纷要求出海歼灭葡萄牙人，以绝后患！明朝水师派出96艘战舰再次采用火攻的方式趁着夜色突袭。此役，明军生擒包括别都卢在内的四十二人，俘获被葡萄牙人掳掠的男女共十人，并枭首示众。
“西草湾之战”中，明朝缴获20门葡萄牙人的佛郎机火炮，西洋火绳枪若干。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葡萄牙人向广州地方官员行贿，取得了澳门的贸易权和留居权，成为葡萄牙人在明朝的第一个长期据点。（也为后来的葡萄牙侵占澳门埋下隐患）
六、明英海战
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明朝已经到破产的边缘，内有农民起义，外有满清虎视眈眈，形势岌岌可危。此时，随着欧洲航海家们的不懈努力，到了17世纪，世界大部分轮廓都已经被勾勒在欧洲人的世界地图。欧洲人从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出航，沿着西非海岸线一路南下抵达好望角，又向东航行到印度半岛和马六甲，再顺着东南季风北上就能到达中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是欧洲航海先驱，他们垄断了整个16世纪中国和西欧的贸易。
到了17世纪上半叶，事情发生了转变。原本雄霸四海的西葡深陷大陆战争的泥潭，日趋没落。印度洋和太平洋终于向西葡以外的国家开放。首先打破西葡垄断的是荷兰，荷兰人于公元1604年来到广州。紧接荷兰其后的是英国，公元1635年一条英国商船也抵达了明朝口岸。不过那条英国商船十分倒霉，被明朝官员勒索了不少钱、不少物。
为了继续开拓对华贸易，一些英国商人联合组成葛廷联合会。这个商人组成的联合体千方百计游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给予他们对明朝贸易的特权。查理一世慷然应允，特地往葛廷联合会参股一万英磅。到公元1636年，葛廷联合会组织成6艘商船的船队，由曾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抗过葡萄牙人的威德尔船长带领下正式起航开向中国。
8月8日，英船到达虎门亚娘鞋停泊，虎门炮台守军鸣炮示警。威德尔蓄意挑起事端，下令扯下圣佐治贸易旗，升起英国国王的军旗，摆出一副准备战斗的架势，随即指挥船队炮轰虎门炮台。攻上炮台后，英军扯下中国军旗，挂上英王旗帜，并拆下35门大炮，作为战利品搬到船上。
广州当局派人出面交涉，威德尔才把大炮归还，同时派出两名商人随同诺雷蒂前往广州。他们携带西班牙银币22000里尔，以及2小箱日本银币，作为购货之用。但英船却继续深入广州内河。这种侵犯明朝主权的行为，激起广州当局的愤怒。广东海防当局派出明军水师和几艘战船冲向英国船队猛烈开火，英国人惨败后撤退到澳门，请求葡萄牙人出面转圜。
威德尔向明朝官员提交了一份致歉书对虎门事件表示深深的歉意。英国方面答应明朝官方的要求赔偿白银2800两，灰溜溜的撤走。
七、明荷海战
已在欧洲纵横无敌，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自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开始企图垄断与明朝的贸易特权。荷兰为拓展与明朝方面的贸易往来于公元1624年在澎湖建立城堡。此动作刺激到当时的明廷，而后明廷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澎湖并与荷兰交涉。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郑芝龙（郑成功之父）击败当时在东南沿海势力最强大的海盗李魁奇。3月新任的福建巡抚邹维琏再次发布海禁令，允许有许可令的福建人民下海活动，但不允许外国人至福建贸易。在这次海禁令发布后大员许可证仅有6张，而前来的船只更少于此数量，这种状况使得荷兰在台湾的贸易陷入困境。
崇祯六年（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进攻。明南澳守军立即还击，激战中，把总（守备队长）范汝耀受重伤，17名明军将士阵亡，而荷兰军亦有部分伤亡，不得不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对厦门港内的明军战舰发动突袭，击沉25~30艘大型战船及15~20艘小型战船，后来荷兰人到处抢夺食物外，还迫使厦门、金门、烈屿、鼓浪屿及附近村落每周提供25头猪、100只鸡、25头牛。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并威胁明朝方面开放贸易。7月14日，郑芝龙派遣使者对荷兰舰队送交信件，要求释放12日扣留的明朝商人。但荷兰方面以此要挟明朝方面同意荷兰人在明朝港口自由贸易，7月29日明荷双方正式宣战。荷兰在宣战书中提出数项条件作为停战要求：希望拥有在漳州河、安海、大员、巴达维亚自由贸易的权利，在鼓浪屿建立贸易据点可派遣代表至明朝沿海城市收购商品船只能在福建沿海自由停泊。7月31日，海澄守军对荷方陆上据点发动突袭，杀死1名荷兰人，战争一触即发。
10月22日，明荷双方爆发了料罗湾海战。荷兰舰队8艘帆船以及海盗50艘大小帆船与明朝水师50艘大型战船100艘火船对抗。黎明，得到可靠情报的明军主力一百五十艘战船悄悄开到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明军来袭时，荷、刘舰队摆开了一个荷兰战舰居中、海盗船四散策应的防御阵形，明军郑芝龙舰队则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攻势，顺东风采取了两路突击，黑虎掏心的战术。按照事先布置，明军主力部队全部直奔荷兰舰队，只以辅助部队对付海盗船。同时，他们采用了荷兰人在欧洲战场上从未见过的打法――火海战术。明军150艘战船中，只有50艘是炮舰，其余100条小船清一色的火船。荷兰方面派遣9艘最新式带加农炮的盖伦帆船，在福建金门东南海岸料罗湾展开激战，最后明朝水军在郑芝龙的指挥下以绝对优势击败荷兰舰队和刘香的海盗联军。
“料罗湾大战”后，明军乘胜追击，又连续与荷兰人发生小规模海战，一直将荷兰赶出明朝沿海为止。而郑芝龙则死咬刘香不放，最后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广东海战中将刘香逼得在决战中自焚溺死。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郑芝龙被任命为福州都督，掌控了更大的权力，海盗问题也渐渐消失。
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荷兰人再度派朗必即里哥率几艘大型战舰骚扰中国沿海，数次击败明朝水师的小型船队，但最终又被郑芝龙遣人携带盛满火药的竹筒泅水攻击，一连焚毁5艘，荷兰当局大败而回。直到此后，明军最终夺取从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此时，郑芝龙被称为“闽海王”，来往内外商人皆用郑氏旗号，史载：“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并筑城于安平（今福建省晋江市安海镇）”。
自此后荷兰方面乖乖的与明朝方面维持稳定的贸易行为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清朝官方的史书对明荷海战记录甚少，大概是因为实施“海禁、闭关锁国”的不光彩局面不愿记载。而事实上，“明荷海战”绝对算得上东西方海上力量的大对决，荷兰当局几乎动用了自己在远东地区所有血本的舰队，面对日落西山的明王朝仍不能战而胜之。这场明朝与西方荷兰的最后海战在规模上不亚于后来的“鸦片战争”，最终荷兰惨败。“明荷海战”的胜利成为明朝落日前的最后一抹余晖。
“近代国学大师、史学者、时事批评家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曾经感叹：“两千多年来，古代中国人一直在修长城，认定自己的敌人来自于草原上，而事实上我们真正的敌人来自于海上。”不过他这段话说的不够全面，至少明朝“永乐大帝”开始的中国人，还是开始意识到海洋的重要性，“郑和下西洋、明葡海战、明英海战、明荷海战”就是铁一般的史证。
明朝的特色便是铁骨铮铮，浩然正气。终明一朝，“无两汉之和亲、两汉之外戚，无唐之藩镇，无两宋之岁币；从不和亲，从不纳贡，从不称臣，从不割地；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长期以来，因朱元璋为后世子孙永保大明江山而血腥诛杀元勋宿将、加强中央集权制等诸多原因，朱元璋的形象被大大丑化，明朝也因而被大大误解。我们认识明朝，了解明朝，要回到几百年前的原点，还朱元璋以本来面目，客观公正的给明朝一个接近事实的评价！
参考文献 : 《明史》《朱元璋传》《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中国通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宋史·卷四·本纪第四》《辽史·卷八十四·列传第十四》《契丹国志》《国榷》《戚继光传》《天龙八部》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