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鞭刑之思考

此次新加坡之旅，孩子们对于新加坡的鞭刑，非常感兴趣。和爸爸一起查阅了很多资料，了解鞭刑。

新加坡的严峻刑罚在文明国家里，是少有匹敌的。连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冲公共厕所也要被重罚好几千块钱，还要被起诉。在众多刑罚中，具有显著代表性的，是新加坡的肉体刑罚——鞭刑。

1965年，新加坡获得独立，政治经济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在法典中也正式出现了鞭刑的名称caning，而且实施面也扩大了很多，对于很多重罪轻罪，都要鞭刑伺候。

1966年，为了打击当时的反政府标语，在公共场合涂鸦成了被判强制鞭刑的罪名之一。到1973年，必须判处强制鞭刑的罪名已经有约30种，随着罪名的增多，每年执行的鞭刑也从几十起上升到几百起而后又上升到上千起。

新加坡政府在公开场合一直声明此举是为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从1966到1971年三年期间，持械抢劫犯罪在新加坡上升了3倍之多，与其他小国家的问题一样，原因是黑社会的帮派的猖獗，为了抢占地盘，因为新加坡跟所有海外华人社区一样，在历史上就有帮派问题。

打击的结果是，新加坡新政府宣称，据国际权威考证，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暴力犯罪发生率最低的国家，甚至比丹麦、瑞士等社会关系和谐的国家还低。

新加坡的鞭刑，为改善当时治安和环境脏乱差的局面，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

鞭刑有效，不只是因为它打在屁股上很痛，会皮开肉绽，留下难以忘记的记忆，更主要它会像一种耻辱纪录，因为鞭痕是很难修复的，你会一生带着它，受过鞭刑的人是不可以服军役，甚至在有些工作场合也是不会被录用的，甚至有说找男朋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鞭痕，若有是断然不能嫁的。

因为鞭刑对人的一生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对国人的震慑力在当时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现在的新加坡非常干净整洁，没有人乱丢垃圾，每个人在吃饭后都会把餐桌收拾干净，并不会把垃圾丢到地上去，这慢慢已经形成了一种行为习惯。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戒尺。过去戒尺是私塾先生责罚学生的一种方式，在很多的大的家族里面也都会有“家法”——通常就会是一个戒尺或木棍，一个代表性的物件。当你触犯了家法的时候，就会受到责罚，甚至会在列祖列宗面前受到很严重的责罚，起到非常大的警示和修正行为的作用。

“戒尺”，“戒”，警戒，惩戒；“尺”，尺度，标尺，标准。这些正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必需的，没有规矩，难成方圆。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熊孩子”，他们的行为是没有底线的，为所欲为。父母没有教会孩子什么叫“自我约束”，这是很可怕的。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任何人的行为，都是趋利避害的。

比如说当你做了一个行为，你会得到很愉快的体验，比如说表扬、奖励等，总之让你很开心的体验，那么你就会不自觉地下次依然采用这种行为。

那如果一种行为会受到很严厉的责罚，比如说受到鞭打，受到斥责，受到罚款等，让你非常痛心或不愉快的感受，你会发现通常就会自然的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我注意到，自从交通规则改为“闯红灯，扣六分罚一千元”之后，现在很少看到有人闯红灯了，就是因为闯红灯的行为，产生的后果很严重，已经到了触痛或者触动他去更改，去自我约束的程度。

对孩子的行为，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其实也是这样的。

我们会发现这些惩戒方法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个惩罚的条件标准是事先规定的，是统一的，也是一个比较容易度量的，你会很清晰的知道，你做了怎样的行为，就会受到什么什么样的惩罚。那这个清晰的法令，就形成了一种约束力或者一种震慑力，让人不敢再去触犯。

早上正好看到一篇微信文章，里面介绍英国私立学校，精英贵族学校里的学生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自律性是非常强的。他们这种自律不是天生的，是在非常严格的这个规章校规约束之下，慢慢形成的。

这些孩子在日后的行为中，即使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中，依然会自律，会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这种自我约束力、自律能力，是经过练习习得的。

人的行为是可以“塑造”的，虽然在行为心理学上，大家在争论这样做的伦理道德观，但是，无可否认，这种方式是有效的。《别毙了那条狗》中，特别详细的介绍了行为改变的一些方法，孩子的行为，如果想要调整，也是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