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敌人内部把文章做足
坚固的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想要战胜对手，就应当了解对手，然后再逐渐把计策渗透到对手内部去。 杨坚夺取帝位后，突厥的威胁一直是他的心头大患，而如何解除突厥威胁也没有一个成熟的办法，这时大臣长孙晟上书，详细讲述了制胜突厥的妙计，解决了杨坚一大难题。 长孙晟上书说：“玷厥和沙钵略的力量不相上下，但前者的地位不及后者，他们之间存在着矛盾。只要稍稍鼓动一下达头可汗，他俩就会打起来。”沙钵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后称叶护可汗），由于自己的势力小，所以在当时就没有当上可汗，这样一来就与沙钵略面和心不和。从另一方面来看，阿波可汗也不是真心拥护沙钵路可汗，只是唯势力而为罢了。
一次外出打猎，天上有两只大雕，随行卫士争着用箭射雕，但是大雕飞得又快又高，难以射中。沙钵略可汗请长孙晟射雕，长孙晟持弓箭在手，策马飞奔，弯弓搭箭，“一发而双贯焉”，在场众人无不惊讶。 长孙晟是个有心人，他利用与突厥子弟外出狩猎的机会，仔细观察突厥的山川河流情况，默记于心。同时，在与突厥子弟交往的过程中，他又详细了解了突厥各部落的强弱情况，以及各部落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上书给杨坚陈述应对突厥之策。
4.穷寇勿追，见好就收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至于穷寇勿追，还是穷寇必追，要依情况而定。出兵作战，要的并不仅仅是胜利，还应有更长远的多方面的考虑。有时候把对手置于死地并不是一件好事。 杨坚上台后，就有统一江南的意向。但当时隋朝的政权刚刚建立，还没有稳固下来，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威胁严重，他要集中力量来应付，因此对南方陈朝暂取不攻打的策略。 杨坚虽然对陈朝采取了守势，但他并没有放松对陈朝的渗透。他每次抓获陈朝派来的奸细，皆给以衣服马匹，以礼遣回。
李世民 耍尽“阴谋”的千古明君 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干大事不是大成就是大败。胜者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败者曝尸荒野，死无葬身之地，然后还被扣上种种“大逆不道”的罪名。 从历史经验来看，耍阴谋诡计是封建帝王们惯用的伎俩，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他们的老谱。”李世民就是一位“耍阴谋诡计”的高手，正是一场“阴谋”造就了一代明君。
1、小事办好，大事才有章法 办好小事是在为办大事打基础，很多成功者都是在做大事前，先把各种小事做得非常好，最后顺理成章地成就了大的事业。李世民在这方面堪称高手，他总是以小事为契机，在小事上做足文章，为后面的大事统筹规划。
刘文静见李世民毫无保留地向自己说明来意，图谋共举大事，心中也就没了顾虑，便胸有成竹地谈出了自己对形势的分析，提出了起兵反隋的方略。 李世民听完刘文静的一通见解后，笑着说：“君言正合吾意。”然而，李世民对于父亲的深谋远虑和行动部署，尚不十分清楚。在这种未明朗的形势下，李世民与刘文静为促成李渊不失时机地及早起兵，决定利用裴寂同李渊的亲密关系进行说服。
2.遇事冷静，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其结果显然是谋划不足，勇气过盛。做大事仅有勇敢的个性还不够，还要有冷静的心态，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把事考虑周全了再去做，才不至于出现失误。 李世民出生在隋文帝开皇十八年，是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他帮助父亲李渊推翻隋朝，建立了唐朝。 李世民从小就聪明敏捷，胆识过人。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的大将，被封为唐公。作为显赫家族之后，李世民从小就受到了家庭文武习俗的熏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因此，青年时代的李世民不仅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还练就了一身武艺。李世民对《孙子兵法》颇有研究，经常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讨论用兵布阵的策略，由此深得其父的喜爱。
由于李渊称帝后不便再出征作战，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李渊处理国家政务。鉴于李世民的作战经验，这个时候，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顺利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 唐初，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有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他们割据一方，手握重兵，因此统一的任务非常艰巨。
太子李建成也不是等闲之辈，李世民显赫的军事地位和威望，引起了他的嫉妒，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皇位继承权，他也大力收罗人马，不断地扩充自己的势力。与此同时，李建成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合谋对付李世民。随着形势的发展，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也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越来越激烈，最后只能以流血来解决一切。 有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李世民的部下劝他不要去，以免不测，但李世民坚持要去。李世民喝下酒后，回去后吐了好多血，幸好没死。后来李元吉在唐高祖面前奏了李世民一本，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避免受制于人。
形势已迫在眉睫，当时双方已经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局势，谁先动手就有可能取得胜机。这时，李世民冷静地思考了李建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分析了自己所处的形势，如果再隐忍不发、不做决断，部下就有可能产生离心的倾向，于是他痛下决心，准备抢先动手。
3.不重门楣，从基层选拔人才
唐太宗以宽阔的胸怀、气魄和胆识，选择、提拔和破格任用了各种人才为自己服务，使得朝廷人才济济。这些人才造就了盛唐的锦天绣地。 唐太宗非常注重人才的选拔，只要是人才，可以不问出身、学历，都可以为我所用。其中较著名的就是他破格任用马周一例。
唐太宗很快就收到了常何的奏章。他知道常何写不出什么来，但为表示负责，还是要打开看一看。出人意料的是，奏章里所陈的二十多件事，件件合乎自己的意思。而且，文章写得极有条理，批评和建议都很中肯、很有价值。唐太宗很兴奋，又很奇怪：常何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学问？马上传旨宣常何上殿。常何也不知道是福是祸，随传旨官进殿面君。 太宗问：“这奏章写得很好！是你写的吗？” 常何松了一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我哪有这个能耐！是我的门客马周替我写的。”
唐太宗一听，非常高兴，连忙召马周进宫，等了一会儿不见来，非常心急，又一连派出使者催促。马周进宫后，与太宗进行了一番交谈，太宗感到马周的确是个人才，简直心花怒放，立即让他在门下省任职。 马周见事敏速，能言善辩，深识事端，处事平允，又敢于直言进谏，以至于太宗说：“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后来，马周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中书侍郎、中书令的要职，名彪史册。 常何也因此而得福，唐太宗没亏待他，因为他实事求是，让太宗得到了马周这样的人才，给他得到了300匹绢帛赏赐。
正如古谚云：“数步之内，必有芳草。”“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糟糠。”就看你如何发现和选拔人才了。
4.谋定而后动 从李世民和李建成二人争夺皇位的行事作风上可以看到，李世民善谋，李建成善斗。李世民的“谋”更深，他着眼于未来时局，谋定而后动。尤其是“借突厥人以自重”之策，既能邀功，又可避险，能进能退。 从唐武德六年以后，李世民集团与李建成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双方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但双方斗争的方式有所不同，与李建成的心狠手辣相比，李世民在行事的深谋远虑上则更胜一筹，突出地表现在李世民“借突厥人以自重”这一策略上。
后来事情败露，李建成被下狱。但是杨文干依然起兵反叛，李渊当时并不想处死李建成，他对李世民许愿说，准备立李世民为太子，实际上是想以此换取李世民亲自出马平叛。 在皇太子之位的诱惑下，李世民率军出征，杨文干的叛乱很快被平定了。 但是就在李世民离开仁智宫后不久，李元吉与一些平日得到李建成好处的妃嫔轮番向李渊求情，要求赦免李建成。而且封德彝也出面为李建成斡旋，在这种内外合力的推动下，李渊又改变了主意，很快就赦免了李建成，命他仍旧留守京师，对他没惩罚。 在李世民率军平定杨文干叛乱的当月，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突厥连续向原州（今宁夏固原）、陇州（今陕西陵县）、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等地发起进攻，唐高祖十分着急，他一面派遣军队分路抵御，一面急速返回京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在如何对待突厥的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有人主张迁都以避突厥之锋芒，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赞成这个意见，而李世民则极力反对迁都之议。 最后，唐高祖接受了李世民的主张，决定不迁都。事实上，是否迁都只是表面的问题，实际上隐藏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后李建成与宫中妃嫔对唐高祖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到好处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揽兵权，成其篡夺之谋呀！”
李世民自己只率少数骑兵出击。到了敌阵前，李世民大声呼：“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是秦王，可汗能斗，就独自与我斗，若以众来，我只能用这一百多名骑兵。”颉利可汗不应。这时他又派骑兵转告突利说：“从前你与我结盟，有急相救，今日又引兵相攻，香火之情何在？”颉利可汗听到“香火之情”这些暧昧的话，怀疑突利与李世民有隐情，所以就率兵向后退去。同时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说以利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颉利虽然想要出战，但突利不同意。于是突厥向唐朝请和，李世民与其结盟，这样突厥就退军了。
李渊听了这些话，想到了李世民的过去，也感觉有夺取皇位的野心，并且深感忧虑，担心三个儿子会自相残害。为了遏止出现意外的情况，他亲自召来李世民训责：“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耶！” 从李渊的训斥中，可以推测出当时李世民的确是“功高震主”，已经引起了李渊的猜忌和戒备，同时也表明了他与太子、齐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所有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否正确，李世民都在忍耐、克制自己，谋划着自己心中的大事。
5.以德报怨，以慈待众
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威严，不容侵犯，但是开明的君主并不把自己置于高高在上的位置，如果自己高高在上，妄自尊大，就会脱离臣民，把自己孤立起来，其结果就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事变后，秦王府将领中有些人主张乘胜杀尽李建成、李元吉的党羽，并“籍没其家”，与此同时，许多人还不断地搜寻宫府集团的成员和兵勇，争相捕杀邀功，在这种肃杀的形势下，宫府集团的人惶惶不能自安，内心无比恐惧。 这个时候，性格大度的李世民决定放弃追杀的策略。采用明智的安抚政策，他一方面禁止秦府人员滥捕追杀，同时又以高祖的名义诏告天下，安抚宫府中的人。对于那些不敢出面的一些宫府集团的成员，李世民用一片诚意，不再追究他们的责任，并当众释放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但是，原秦王府的旧属，对李世民这种以德报怨、化敌为友的做法并不理解，还在伺机打击对方。 一次，李世民在宴请近臣的时候，有的大臣提出：“魏征等人以前是李建成的亲信，现在我们看到他们就像仇人，实在不愿意与他们在一起谋事。”
李世民不但善于用兵，而且还颇有文采，擅长书法。有一次，他与群臣饮酒，酒至半酣，看着在座的文臣武将，庞大昌盛的帝国，不禁感慨万千。于是，他书兴大发，命人笔墨伺候，很快一幅书法作品笔端立就。太宗童心大发，将书法作品高高举起道：“此幅书法作品谁能得到，就赐予谁。”此言一出，群臣争先恐后，其中有一位官员手疾眼快，登上皇帝的座椅，一把把书法作品抢到手。这下坏了，毕竟有清醒的大臣，一看抢书者没有人臣之礼，竟敢蹬踏皇帝的座椅，实是大逆不道。马上跪倒启奏，请治其不敬之罪。所有人顿时都吓醒了酒，抢书者马上叩头请罪，可唐太宗却哈哈大笑：“今日没有君臣之礼，不要破坏了饮酒的气氛。”可见唐太宗的慈，还包含着朋友间的友情。 由于李世民以德报怨，以慈待众，放下了皇帝高高在上的架子，用他博大的胸襟对待他的子民、臣民，使整个朝堂气氛活跃积极并富有生机，从而使国家的实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盛。
6.清明廉俭，慎用刑法
由于封建帝王的特殊身份，他们拥有全天下的财富，所以大多数帝王都挥金如土，如此一来势必上行下效。唐太宗即位之后，在提倡节俭方面为群臣做出了表率，这大大抑制了官吏们的攀比之风和虚荣心理，有效地防止了贪污腐败行为。 唐太宗即位后，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在历史上，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却不允许那样做。
为了从法律上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使赏罚制度更加明确，加强了法制建设，由长孙无忌等人为其做注，这就是后来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并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制定了令、格、式，组成了完整的法制体系。 在封建社会，法律贯彻得好坏，取决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而且对自己的亲属要求也非常严格，一旦有人触犯刑法，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发展经济的措施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等。在贞观初期，关中、河南等地原有的渠道都相继修复，并新修了大量的排水和引水工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利于防旱排涝，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贞观初年，由于连年的战争，全国劳动力普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民间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可以结婚，还将人口增长与否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到贞观二十三年，全国户数增加到三百八十万户，比唐高祖时代增加了一百八十万户。
武则天 传统社会的第一女皇 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男权社会，女人很难冲破这一束缚。但是武则天却以女性的身份登上了皇帝的宝座，给了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一记响亮的耳光。 1.凡事用心皆可成 武则天不光有美貌，还有过人的智慧，不然她无法在尔虞我诈的封建宫廷中站稳脚跟，她的最大智慧就是：处处用心，时时留意。 唐高祖武德七年，武则天生在长安城的一个官宦之家，武则天的身世并不显要。大业十三年，武则天的父亲靠做木材生意致富，后结识李渊，在晋阳起兵以后，李渊命他为行军府参军，一直为唐军提供军需，直到唐军进入长安，被李渊尊为“太原元从功臣”。以功拜光禄大夫，封太原郡公，跻身于14名开国功臣之列。武则天父亲的原配夫人去世后，唐高祖做媒为他续弦，迎娶了隋朝宗室宰相杨达之女，杨氏生下三女，武则天排行第二。
少女时代的武则天，是跟随父亲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度过的。贞观九年，她的父亲死在荆州都督任上，而她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武元庆、武元爽和他们的堂兄弟武惟良、武怀运等待杨氏并不友好，杨氏母女生活很困难。 贞观十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去世。第二年，太宗听说武则天貌美色丽，操行方正，就把她召入宫中，立为才人，并赐名为“武媚”。 当时武则天年仅十四岁，对宫廷生活充满着神秘的向往。武则天不像其他女孩那样，不愿离开自己的父母，她把这看成是一个进身的机会，同时可以摆脱兄长们的管束和压抑，因此，她很高兴被招入宫廷。
2.用忍耐的心性对待暂时的困境 曾国藩认为：用忍耐对付暂时的困境是最好的办法。做大事的人，绝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种种艰难险阻，这就需要心性的成熟和忍耐，这种忍耐并不是屈服，而是在为重新崛起制造时机。 一代英主唐太宗带着遗憾和失落而去，在他临死前下了一道圣旨，后宫除徐充容以外，凡没有留下龙种的嫔妃全都出家为尼，武则天就在其中之列。 武则天面对的是一种极不情愿的生活，一种毫无生气的生活，但是她个人是无法改变的。
精明的武则天大受皇上的感动，但她并没有忘乎所以，她明白时机还没有成熟，事情并不是非常简单的。所以她没有乞求皇上传召，她在隐忍中等待。 对于召还武则天的事，李治回宫后经过认真思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考虑。尽管武则天对他情深意长，但毕竟是先帝的妃子，而且现在又已削发为尼，一旦将她召还，朝中的议论怎样处理。另外，皇后仁厚温顺，后宫平静谐和，如果武则天进宫则有可能顿生波澜。基于各方面的考虑，高宗举棋难定，经常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 王皇后觉察到皇上情绪的变化，她向高宗探问因何事不快，高宗怕王皇后嫉妒，就没有告诉她原因。一连多日，高宗都郁郁寡欢，王皇后感觉事情不对，所以她用委婉的语言、关切的口吻向皇上进言。
3.干大事要舍得花本钱
封建宫廷的权力之争就像赌博，孤注一掷，或有一线生机，要么死路一条。比较起来还不如搏一把。武则天是一个有野心的女人，又是一个高明的赌徒，为了自己的前程，她狠狠地下了一注。 武则天从感业寺回到宫中后，为高宗李治生了一个儿子，过了一年，她又生了个女儿。由于是早产，孩子又小又弱，并且整日啼哭，武则天不喜欢她。不久，武则天就把她交给了乳母，也不大去照看她，仿佛那不是她的孩子似的，而对于她的儿子却关怀备至。 当小公主长到百天后，乳母向武则天报告，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长进。那时，武则天正在按自己的预谋进行着一场权力争斗。她听到乳母的报告后，心中好像突然有了主意。她一反常态，对小公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她不厌其烦地询问了一番小公主的哺育情况，接着便来到了她很少光顾的育婴室。
4.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封建王朝中的斗争惊心动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身败名裂。就看哪一方先出手，先出手必然占据主动，后出手必然被动。如果自己没有充分的守势，最好还是先发制人。 武则天做皇帝，不仅使李氏子孙极其愤慨，即便是一些外姓朝臣也是口服心不服。因而爆发了徐敬业在扬州的叛乱，朝廷内外，被搞得人心不安。但从整体上来说，当时的政局还在武则天的掌控之中，所以在这种事关社稷安危的问题上，大臣们多主张“兴兵诛逆”。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这个人就是宰相裴炎。 裴炎向武则天进言：“徐敬业兴兵作乱是打着匡复庐陵王的旗号。现在皇帝年纪不小了，却不得亲政，所以他们才有了起兵的借口。如果太后能够政归庐陵王，让他执政，徐敬业便会失去理由，自然平息。”
通过这次议事，武则天对朝臣中哪些人忠于自己心中有数了。于是她心中就有了计划，对于或明或暗地反对她的人，要逐步地予以清除。不久，她就找了个借口，下令将刘景先、胡元范收捕入狱，而将凤阁舍人李景谌提升为凤阁鸾台平章事，事情一步一步地按照她的计划在走，尽可能地把所有威胁因素都扼杀在萌芽状态。
赵匡胤 和平过渡权力的高手 有多少人为了权力而赴汤蹈火，费尽心思。尤其是封建宫廷，皇权之争充满了血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但是，有一个人却是例外，即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的确是权力过渡的高手，发动陈桥兵变，自己当上了皇帝，又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手下大将的兵权，稳固了自己的皇位。总之，赵匡胤的夺权过程，没有血腥和杀戮，反倒充满着和风细雨，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1.给自己树立威信 有了威信才能服众，才能驾驭群臣、统领百官。那么如何才能服众，却大有学问。这就要因人而异、见机行事了。但有一点要牢记：抓住一切可以为自己树立威信的机会。 赵匡胤即宋太祖，是宋朝的开国皇帝。传说他出生时有红光绕室闪烁，有异香盈室，经久不散。
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明显占据了上风，而这时的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徵不但没有想办法御敌，反而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面对危急时刻，赵匡胤很冷静，他立即建议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分为二部，一部由张永德指挥，抢占制高点，居高临下，用箭矢压住敌人的进攻；另一支由赵匡胤率领，从左翼冲杀敌阵。这一策略非常有效，北汉军队锐气被压了下去，同时也受不住突如其来的袭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终于转败为胜，击溃了北汉的军队。
在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也开始在军队中扶植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禁军的机会，将自己的生死之交罗彦环、郭廷斌、田重进、潘美、石守信、张琼、王彦升等安排在殿前司诸军中任领军，便于控制整个禁军。同时，又以自己高级将领的身份，与其他的中高级将领密切来往，并同其中的石守信、王审琦、韩重斌、李继勋、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王政忠、杨光义等结拜为兄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军中从上到下，无人敢与之争雄，为以后的称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条件不成熟绝不出手
有经验的猎手在碰到强壮、凶狠的猎物时，会考虑如何使猎物中计，然后如何下手，如果一枪不能使猎物倒地，一旦把它激怒，自己反会有性命之虞。 殿前都虞候这一职务在后周，并非是禁军的最高统帅，还远远地排在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以及四五位正副都指挥使之后。但是，赵匡胤控制、结交了禁军中的一大批中级以下的少壮派将领，使得他在禁军中有很大的活动能量，特别是在指挥禁军作战方面，远比他的上司们得心应手。显德二年，周世宗派兵攻打后蜀，先是派大将王景、向训率领罗彦环、潘美等部前往，但受到后蜀军队的顽强抵抗，一直拖了很久，军队及装备都消耗很大，也没有一丁点儿胜利的迹象。赵匡胤见此，心里非常着急，按捺不住，积极向世宗请战。开始时，周世宗考虑到他官职低微，怕派他去不能服众，后来见局势越来越危急，于是就改派他前往观察战局，相机行事。赵匡胤来到前线后，经过对敌我双方情况的分析，及时调整了禁军的布署，有针对性地向敌军发起了猛攻，结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举夺得了后蜀的秦、风、成、阶（在今甘肃成县、武都等地）四个州的大片领土，赢得了周世宗以及朝廷上下的一片赞扬。
大军扎营之后，士卒们东一伙、西一堆地窃窃私语着。有人说：“皇上年幼，我们冒死为国抵御外敌，又有谁知道？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再北征。”又有人说：“军队出发时，京城里的不少人都在谈论要改朝换代，点检就要做天子了，这是上天的安排，我们不如迎合天意、民意，就立他做天子吧。”士卒的这些话，也把一些将领们的情绪煽动了起来，纷纷要求拥立赵匡胤。一直在幕后观望的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见此情景，心中大喜，便走到将士们中间，激将说：“改朝换代，虽说是上天有命，实则还在人心，这才是成败的关键。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共保富贵。”于是，大家更是群情激昂，颇有些迫不及待。
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候王审琦，让他们在京城做好准备，以便策应。 此时的赵匡胤心情非常激动，他对外面所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而流连于帐中，思考着如何应付即将发生的事情。
3.恩威并重，拉打结合
“胡萝卜加大棒”是封建帝王惯用的伎俩，而且还屡试不爽。“恩”、“拉”就是给好处，以实惠和利益加以引诱，其好处无外乎高官厚禄；“威”、“打”就是示威、以武力相逼迫，使其服从。这两种办法如何使用，还具体看针对什么人，也就是说因人而异。 处理好了与后周旧臣、与拥戴过自己的功臣宿将之间的关系后，宋太祖的帝位更加巩固。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扩大自己的江山，实现统一。
一天夜里，大雪纷飞，宋太祖来到了最信任的幕僚赵普的府邸。同时还有他的皇弟、开封府尹赵光义。三人一改朝中的君臣礼仪，坐在堂中，围着红红的炭火，边吃着烤肉边饮酒，十分亲热。赵普的妻子和氏亲自把盏斟酒，太祖也一如称帝之前，称和氏为嫂子，仿佛又回到以前领兵打仗的闲暇之余，兄弟几个在一起小聚的岁月。赵普知道，皇上雪夜来访，绝不只是为了喝酒吃肉的，必有要事相商。酒过数巡，赵普已是颊红耳热，遂问道：“夜深雪急，陛下为何至此？”宋太祖说：“我睡不着。一榻之外，皆是他人的土地，怎么能令我安睡呢？”并用试探的口气说：“我打算先收复太原，然后再逐渐平定各地。”赵普听完，赶紧放下酒杯，严肃地说道：“太原位于我们的西、北两边，且北部又与辽国接壤。如果我们一举将太原消灭了，就为辽的南下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到时全由我们来阻挡了。倒不如暂且留下它们，等我们平定了南方诸国以后，再夺取它们也不迟。太原不过弹丸之地，对我们构不成威胁，到那时，自然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大祖听完笑道：“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的本意也是如此，先前的话，只不过是试试你的高见如何。”
4.把隐患消除在萌芽之中
一个人最容易从自己身上看到别人，赵匡胤夺走了后周孤儿寡母的江山，现在他最怕的就是他手下的将领效法自己，夺取江山。所以他要做的就是如何稳固自己的江山，于是，历史便上演了“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但是，由于五代时期是一个军阀混战、势力角逐的年代，怀有帝王野心的本来就大有人在，而周世宗去世后所出现的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无疑又刺激了这种野心。特别是手握军权的人，在陈桥兵变之前，也想像赵匡胤那样，积蓄力量，发动军事政变实现自己的帝王梦。赵匡胤捷足先登，使有这样野心的人失去了一次机会，但却没有打消他们的野心，仍在等待观望，希冀再起。 面对这种局势，宋太祖和赵普等人认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稳定京城局势，因而必须暂时笼络住后周旧臣，使他们保持稳定，然后再寻找解决的方法。为此，宋太祖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并在重大决策上征询他们的意见，使他们基本上消除了戒备、不安的心理，很快就成为了新王朝积极的拥护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后周旧臣都能被笼络、被“感化”。特别是那些自己也抱着帝王野心而又握有一定兵权、拥有一定地盘的大藩镇，宋太祖的这种优待笼络的政策就较难奏效。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举兵反宋。李筠是周朝宿将，自称与周世宗情同兄弟，以昭义节度使驻守潞州八年，领有泽、潞、邢、洛、卫等州，跨有河东、河北两个富庶的地区，是当时势力最为强大的一个地方藩镇。
宋太祖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就像是白驹过隙，转眼即逝。那些追求大富大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些金钱，除了供自己吃喝玩乐外，也使子孙们过上好日子。我想你们也不会不这样想吧？既然这样，你们何不放弃兵权，回去当个地方官，买些好田地，给子孙们创立个永远的基业，自己还可以多置些歌儿舞女，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一辈子呢？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我们君臣之间上下相安，两无猜忌，不是更好吗？”
为了进一步“安抚”被释去兵权的石守信等人，宋太祖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的钱财，而且表示要和他们结为亲戚。不久，赵匡胤把他的妹妹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赵匡胤的这些措施不仅使石守信等人在失得中获得了心理平衡，而且也避免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历史悲剧的重演，同时，赵匡胤与功臣宿将之间的矛盾终于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这就是历史上被传为趣谈的“杯酒释兵权”。
如在任命慕容延钊为节度使时，就乘机撤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在解除石守信等军职时，又撤销了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一职。逐步形成了禁军由官职较低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分别统领的“三衙分立”制度，它们之间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权力的过分集中，使那些武将们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朱元璋 用“威”字管住手下人
以权压人只能使人口服而不能使人心服，使人信服的最高境界是让人心服口服，让人心服口服的最好办法是用好“威”和“势”。朱元璋从一介布衣成为一代开国君主，靠的就是“威”和“势”。
1.借风使船，借力成事 太极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借力打力，最主要突出了一个“借”字。干大事如果单打独斗，恐怕很难成事，这时不妨动动脑子，在“借”字上下功夫。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通过这个事件，朱元璋对时局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他们五人（包括郭子兴在内），都不是能成大事的人。为了自己的地位、排名，他们互不服气，互不支持，内耗太多。长此下去，不是自己把自己打败，就是被元军消灭掉。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还得靠自己。但目前自己手下无兵，如何能树立起自己的威望呢？于是，朱元璋就说服了郭子兴，让他批准自己回家乡招兵。1353年春天，朱元璋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十几天的功夫，就拉起了一支七百多人的队伍。郭子兴喜出望外，当即升任朱元璋为镇抚，并把这七百多人的精壮部队交给他率领。这是朱元璋独自带领的第一支队伍。
朱元璋手握兵权，再也不愿待在多事的濠州，他决心独自打下一片天地。经郭子兴的允许，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正月初一，朱元璋带领着精心挑选出来的24名士兵，离开濠州向南奔向定远。这些精兵强将是他从700名士兵中挑选出来的，其余的全部留给了郭子兴。这24人是：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他们都曾经是受尽苦难的穷苦庄稼汉，此次南行，使他们成了朱元璋打江山的骨干。后来，他们3人封公、21人封侯（其中，耿再成和花云在开国前战死，公与侯为追封），全都成了有明一代名垂青史的开国功臣。
这时候，冯国用、冯国胜兄弟邀请朱元璋共商大计。冯氏兄弟，是两个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靠着祖上留下的一些产业，专好习弄刀箭，攻读兵书，钻研攻防计略，结交天下豪杰，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武全才。元末，群雄并起，他们也拉起了队伍。他们知道朱元璋智取驴牌寨，义说秦把头，夜袭缨大亨，很是佩服，便有投靠之意。朱元璋见冯家兄弟举止得体，温文尔雅，知道是读书之人，心里非常高兴，便向他们请教取天下的大计。国用回答：“书生有六字相告。”元璋急忙请教，国用说：“‘有德昌，有势强。’建康（今南京）虎踞龙蟠，帝王之都，拔而取之以为根本，成有势之强。然后命将出师，倡仁义，收人心，不贪子女玉帛，则为有德之昌。而后天下可定。”听到这番议论，朱元璋顿开茅塞。自打从军以来，朱元璋接触的都是些莽汉，还没有听见过这样清晰明白、高瞻远瞩的谈话，第一次感到了读书人的高明。于是，就将冯氏兄弟留在了身边，作为他的幕中参谋，为他出谋划策。
2.借助贵人成大事
所谓贵人就是对你事业有帮助的人，而且这种帮助能决定你事业的成败，可以说得一人得天下，失一人失天下。“汉初三杰”是刘邦的贵人，诸葛亮是刘备的贵人。朱元璋也同样碰到了贵人，因而他能成就帝业。 李善长，原名元之，祖籍安徽歙县，生于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比朱元璋大14岁。少时曾在家闭门苦读。他喜欢文案书牍、兵家法家著作，善于推测人们的心理活动，预见某些事物的发展与结局。
满腹才学的刘基也走了科举入仕的路子，他于1333年考中了进士，其后被授为江西高安县丞。官没做几年，刘基就辞官回家了。刘基虽然身在元朝吏籍之中，但他已经看透了元朝的腐败，他不愿像那些贪官污吏一样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因为他有一颗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心。所以，刘基于1340年回到青田老家，做起隐士来。这时候的元朝已是风雨飘摇了。元朝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为了反抗残酷的统治，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在这种情况下，有识之士或是心怀观望，寻找时机以图起事，或是干脆投入起义军中，再没人愿为元朝的统治者卖命了。 在刘基40多岁时，明主终于来了，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
3.好钢用在刃上，人才用在劲上 让人才发挥出他的真正作用，才是合格的领导。人们常说“好钢用在刃上”，就是这个道理。 当初朱元璋听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和李善长论述的平定天下之道，颇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初步看到了一条通向未来的光明大道，也深深地认识到了读书人的重大作用，此后，便特别注意网罗人才，向他们垂询问计，请他们出谋划策。
网罗到的人才越来越多，朱元璋很注意发挥他们的特长。他曾形象地比喻说：“锋利的宝剑可以刺穿犀牛和大象，但用它砍斫石头必会缺损；骐骥可以奔跑千里，但让它拉犁耕田必将趴倒。” 朱元璋特别强调随才使用。刘基、宋濂、朱升等是博治经史、长于谋略的人，留在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胡深等是精通兵法、骁勇善战的人，任为将官，让他们统兵征战四方；汪广洋、叶琛、章滏等是饶有智计、善于办事的人，则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 随才所用，可以使大家都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聪明才干，朱元璋的事业自然也就蒸蒸日上了。
4.大事之前要精密策划
高明的人善于用头脑指挥手脚，愚蠢的人善于用手脚指挥头脑。用头脑指挥手脚的人，做事之前，就已筹划好了，用手脚指挥头脑的人做事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而是遇见问题再想办法。二者比较，孰高孰低立见分晓。 与朱元璋同时起兵反元的陈友谅也是一位英雄，出身渔家，沔阳玉沙县（今湖北沔阳西南沔城）人，原姓谢，因祖父入赘陈家，改姓陈。自幼武艺高强，力大如牛。 他小时候曾读过几年书，懂得一些文史，在衙门中曾做过一段帖书，后来聚众起义，迫于官兵的追剿，投奔了徐寿辉，因功升为领兵元帅。
应天保卫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朱元璋能寻找机会，抓住机遇，变被动为主动，精心设计并导演了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他驾驭战争的能力。这次战斗进行的每一步都在朱元璋的预料之中，显示了他的军事天赋。朱元璋抓住陈友谅骄傲轻敌的弱点，诱敌上钩；又借助应天地理形势复杂的有利条件，将陈友谅巨舰引入狭窄的河道；巧妙准确地掌握江水涨潮退潮的时机，使之搁浅，逼敌军弃舟登岸。避开敌军擅水战之长，发挥了自己擅陆战的优势，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使应天转危为安。
降将张志雄所奏，安庆守将此次倾巢而出，大部已降，安庆空虚。朱元璋根据这一信息，立即派徐达元帅率军攻占安庆，不久，胡大海夺占了信州。袁州守将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深感不满，便献城投降了朱元璋，其他徐寿辉的部下，也因不满陈友谅的行为，而与之断绝关系，陈友谅自食恶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陈友谅对此次失利很不服气，七月，他命张定边又夺回了安庆，派重兵把守，朱元璋一时难以拿下，刘基向朱元璋建议，他说：陈友谅以重兵守安庆，后方必然空虚，可先取陈友谅老巢江州。朱元璋接受了刘基的建议，率师直捣江州，守长江天险小孤山的将军傅友德、丁普郎率众投降。陈友谅仓皇逃往武昌，江州被攻克，朱元璋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南康（今江西星子）、东流、蕲州、黄州、广济、兴圉、抚州相继被攻克。
5.以威立法，不徇私情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说的话是口谕，写的字是圣训。因此，他们享有法律之上的特权，在如此大环境下，能够做到不徇私情者寥寥无几。 朱元璋做了皇帝后，怎样巩固政权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他意识到必须严厉限制宦官的活动，因为汉、唐两朝的祸乱都是宦官所为，对此，朱元璋非常重视。
6.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 在封建社会，权力和地位是一体的，权力就是一切。作为一个统治者，第一要做的就是集权，因为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才能发号施令。朱元璋重威重法，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决不允许大权旁落，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公元1368年正月，40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正式登上皇位，国号大明，年号为洪武，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同时，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任命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至此，一个出身农家、横笛牛背的牧童，经过奋斗，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继刘邦之后的又一位出身布衣的开国君主。
朱元璋一向遇事冷静，越是打了胜仗，越是办事顺利，他的头脑就越清醒，就越是能从中捕捉到可能发生的隐忧隐患。现在当了皇上，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自然处在极度的兴奋当中，不过他很快就从激动的情绪中平静下来。即位第二天，他就告诉身边侍臣，说：“你们知道，创业之初是怎样的困难，而不知道守成会更加困难。”第三天，在奉天殿内外大宴群臣时，他又专门讲了保持忧患意识的重要性，说：“处天下者，当以天下为忧；处一国者，当以一国为忧；处一家者，当以一家为忧。身担天下国家之重，不可顷刻忘却警畏。”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开始批阅奏章，接见大臣，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大明的江山、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了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他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后代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妄加改变。
皇太极 深谋远虑才能把事干好
干大事要有高深的谋略，既能把握自己，又能谋划别人，把胜算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皇太极在问鼎权力颠峰和征服天下的时候，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智谋略，为清军入主中原创造了充足的客观条件，奠定了大清国的基础。
1.慎思顽强，冷静机敏
成大事的人，不一定都经历过困难，但艰难困苦的确能锻炼一些有潜质的人，使他们非同寻常。挫折是人生中的不幸，然而，挫折于懦弱者会磨损意志，于坚强者会愈挫愈勇。 特殊的家庭环境造就了皇太极顽强的性格，每当遇事时他总能冷静思考，并且做事具有全局的观念，仅此就深得父亲的信赖。
少年时代的皇太极得到了父亲的喜爱，过着十分优越的生活。皇太极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在努尔哈赤的妻妾中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因此，她所生的儿子皇太极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由于家境条件好，皇太极从小便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他天资聪慧，善于独立思考，很多知识一学便通。这个时候的学习，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当他长大从戎的时候，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没有几个人识字，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个比较懂文墨的人。
2.从实际出发，长于心计 成就大业的人，不仅有雄才大略，而且更有从实际出发的魄力和勇气，做一切事情都从长计议，并不操之过急。 皇太极登基汗王位后，就以一个政治家的胆略，对国家的制度规章、政策法令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创建、调整和改革。在集权的过程中，他采取了隐忍等待机会的策略，最终削弱了其他贝勒的权力。
尽管如此，努尔哈赤依然没有停止对汉人的奴役和屠杀，继续执行高压政策。结果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大量人口逃亡，丁壮锐减，田园荒芜，饿死的人不断，寇盗横行。 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形势，皇太极没有继续实施高压政策，即位后总结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大胆地冲破祖宗法度和传统习惯的约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改革和调整。
为了更快地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皇太极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禁止牲畜践踏农田，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必须追究牲畜主人的责任，而且由牲畜主人赔偿损坏的庄稼。 上行下效，皇太极深深地懂得这个道理，为了加强护农法令的贯彻，他以身作则，亲为表率。在行军出猎的时候，他从不践踏农田。 在皇太极的积极努力下，满汉的民族矛盾得到了极大缓和，后金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粮食逐渐充足。 皇太极采取务实的民族和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成就。后金逐渐摆脱了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得到了较大的安定，国力稳步增强，为其对外扩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为了建功以赎罪，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冲锋陷阵，获得了努尔哈赤的谅解。在后金立国的时候，努尔哈赤任命阿敏为四大贝勒中之二贝勒，其权势非同一般。 但阿敏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抹去对皇太极父子的积怨，这一不满情绪在皇太极即位以后，充分地流露了出来。当皇太极即位的时候，阿敏就曾以“出居外藩”作为拥立条件，但皇太极拒绝了，阿敏内心不悦。
天聪四年三月，阿敏接替济尔哈朗守永平，并且以大贝勒的身份，统辖京东四镇的后金兵马。但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四镇尽失，阿敏不但大肆杀降，而且在撤退时，又将永平、迁安的官民屠尽，造成了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妄自尊大的阿敏也不得不服罪了。 但是，皇太极只革去了阿敏大贝勒和旗主贝勒之称，将其终身幽禁，并没有处死他。为了笼络其弟济尔哈朗，皇太极把阿敏的财产都划归了济尔哈朗，并使他继为镶蓝旗主。济尔哈朗感恩戴德，对皇太极的忠诚至死不渝。这样，皇太极就牢牢地控制了镶蓝旗，其汗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莽古尔泰也是个英勇善战的人，他为统一女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为人凶暴、蛮横又不免粗鄙，在诸兄弟之中并无很高威望，与诸兄弟的关系也不融洽。做了大贝勒后，他更加肆无忌惮，暴躁粗鲁，经常对皇太极口出狂言。 在围攻大凌河的战场上，为了各旗兵马差遣调动的问题，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了激烈的口角。当时失去理智的莽古尔泰，突然把佩刀从身后转到前面，手按刀柄怒视皇太极，后在周围人的推拖下才被迫离开。
3.精于谋略，以柔克刚
方向比行动更重要，如果方向走错了，再好的行动也将是南辕北辙，做大事者更是如此。皇太极在征服对手的时候，深谋远虑，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战略方向，在具体的实施中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刚柔并用，最终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奠定了大清事业的根基。 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当时的形势是：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由于后金多年的扩张活动，使得明朝、蒙古和朝鲜都对后金有很深的敌意。 当后金逐渐壮大后，为摆脱险恶的处境，皇太极首先确立了在分化破敌中扩张的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认为他的主要敌人是明朝，对它应该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先解决蒙古和朝鲜的威胁。
皇太极看强攻不行，就智取。为了除掉袁崇焕，皇太极在激战中巧施反间计。他给一个被俘的太监假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准备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太监回去后如实禀告，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崇祯帝以议军饷为名，命袁崇焕到紫禁城。当时，北京城戒严，袁崇焕坐在筐里，被吊到城上。当袁崇焕到了紫禁城平台时，崇祯帝立即下令将他逮捕。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被凌迟处死。 当时京城上下都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很少有人同情他，都误认为袁崇焕“通敌”。一直到清朝修《明史》，在满文档案中才看到当时的真相。事过一百多年后，袁崇焕的冤案才由乾隆帝给予平反。 皇太极智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后，即率军击溃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连克永平、遵化、迁安等城。面对胜利的形势，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但皇太极却有他的谋略，他说，北京城虽然可以集中力量攻下，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这个时候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于是，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城的防守后，返回了沈阳。
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达到了极力削弱明王朝的目的，但是也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皇太极对明朝边打边谈，使后金的实力慢慢地强健起来。随着形势的变化，皇太极因势利导，最终抛弃了对明朝议和的幌子转为彻底的武力征讨。 皇太极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开始采取强硬的口吻：宣称天道的变化循环往复，帝王应当是轮流做的。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松锦大战在1639年爆发了。 锦州是关外明军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明朝在那里驻有大批兵力。在锦州的周围，分布着松山、杳山、塔山等城，是锦州的附翼。1639年，下定决心的皇太极发动了攻打锦州的战役，首先对松山发动了强攻。清军围困锦州，明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帝派洪承畴为总督，率8位总兵、13万步骑前去解锦州之围。洪承畴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战略，两军初战，经过反复争夺，清军一度失利。消息传到盛京，关键时刻，皇太极带病急援，亲临战场指挥。皇太极部署了伏兵，截敌退路，断敌粮道，阻敌援兵，经激战，终于化险为夷，扭转了战局。
4.解决难题从根本处入手
解决问题就好像在捋顺一团乱糟糟的麻，找不到头，会越弄越麻烦，要找到头，就好办了。尤其是关系到自己成败的大事，一定考虑好，想出万全之策，不然先别动手解决。 皇太极登基汗王位后，面临着许多棘手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些问题关系到自己的统治是否稳固。他经过深思熟虑，找到了问题的根本，然后制定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皇太极登极后，把发展农业放在首位。皇太极多次训诫惯于征战掠夺、轻视务农的满族贵族，让他们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
为了保护农业生产，皇太极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第一，对大牲畜实行保护政策，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第二，禁止牲畜践踏农田，一旦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牲畜主人要赔偿损坏的庄稼，同时追罚牲畜主人的银两。为了使护农法令有效的贯彻执行，皇太极以身作则，每当他行军出猎的时候，总是吩咐把自己的营帐扎在野外，即便是隆冬也不例外，唯恐惊扰了百姓或毁坏庄稼。 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业生产较快地摆脱了不景气局面，粮食逐渐达到了可以自给的程度。到1639年时，清国一年在酿酒方面的用粮就达数十万石之多。
经过皇太极10多年的励精图治，人民生活安定，国力增强，为进一步扩张和统一天下建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外扩张作战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更主要的是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实力。皇太极积极扩编八旗，就是要保持雄厚的军事力量，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 努尔哈赤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利器是一支英勇善战的八旗劲旅，但满族人口有限，并且在战争中满族八旗不断减员，这就造成了兵员匮乏，皇太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把蒙古人和汉人也收编在内，在满族八旗之外，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 为了在汉人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每次出征之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坚决杜绝八旗军以往烧杀抢掠的行径。他宣布不得杀害降民，不能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允许奸淫妇女，不准践踏禾苗等等。如果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罚。战事结束后，要认真总结，举报各种违纪行为，对违犯者一律严肃处理。
为了在汉人心目中留下好的印象，每次出征之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坚决杜绝八旗军以往烧杀抢掠的行径。他宣布不得杀害降民，不能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允许奸淫妇女，不准践踏禾苗等等。如果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罚。战事结束后，要认真总结，举报各种违纪行为，对违犯者一律严肃处理。 皇太极即汗位不久，就开设了文馆。文馆的职能有二：其一，翻译汉文典籍，进行文化交融；其二，记录本朝政事，协助皇太极处理往来书信及奏章，还可以参政议政。这是皇太极的重大创举。文馆表面上是办事机构，实际上是国家内阁的雏形。在文馆里当职的大臣有很多是汉官：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高鸿中等。
随着后金的不断发展强大，国家机构也随着扩大。由于形势的需要，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设大学士和学士等官，由皇太极直接主政。为了便于管理和监督，设都察院和理藩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机构。但是，皇太极的改革调整还是有限的，他没有从根本上除旧立新，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 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军政大事由各旗旗主贝勒商议定夺，汗王不能独自决定。皇太极虽然是汗王，但一直实行着四大贝勒并坐同受朝贺的局面。皇太极即位后，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这是一个不能不解决的问题。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从即位开始，就积极筹划如何加强君主集权。
天聪三年（1629年），他以政事繁杂，不应使兄长过于劳累为理由，免去三大贝勒按月分掌国事的旧例。兄弟并坐南面受朝贺的形式，竟维持了差不多6年！这对皇太极来说，实在是一种痛苦的磨砺、意志的考验。这还不是皇太极的最终目的，他还在等待时机。 机会来了，天聪四年（1630年），二大贝勒阿敏撞到了枪口上。 阿敏是皇太极的堂兄，舒尔哈齐之子。在统一女真的战争中，阿敏英勇作战，在后金立国时，努尔哈赤封阿敏为四大贝勒之一，获得很大权势。
玄烨 一切以大局为重 每临大事有静气，是一切雄才大略者的共性。康熙的确有政治家的稳健，一个“稳”字贯穿康熙政治生涯的始终。忍耐、应变、治吏、外交都集中体现了康熙的稳健。而且稳健中带有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不为一时而意气盲动，无论是擒鳌拜、平三藩还是出击沙俄，他都遵循章法，进退自如，把胜利稳稳地握在自己的手里。
1.稳操胜券方出手 武林高手过招，都不急于使出绝招，而是先稳住阵脚，试探对方的实力。在康熙与鳌拜的对决中，康熙自知势不及人，一直采取隐忍的策略，稳住鳌拜，为自己争取时间和培养实力，争取做到不出手则已，出手必中。
尽管康熙帝还小，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并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对于鳌拜的为所欲为，他时时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同时也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从亲政开始，就有意识地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每当他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总是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如此一来便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康熙帝认为，长期任鳌拜胡作非为下去，将难以控制，于是他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了。 康熙帝想除掉鳌拜，但鳌拜势力非常大，没有十足的把握，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危及自己的统治。 为了稳操胜券，康熙首先迷惑鳌拜。他下令封赏辅臣，把鳌拜授为一等公，鳌拜的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后来康熙又加封鳌拜为太师，他的儿子那摩佛加封太子少师。
康熙帝命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罪行，列出了大罪三十条，其中包括欺君擅权，引用奸党，结党议政，杀苏克萨哈，擅杀苏纳海，更换旗地等，按法判处其死刑，没收其家产，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 这时的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鳌拜脱下衣服，露出为清朝多年血战留下的无数伤痕，恳求从轻发落。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考虑到他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拘禁，其子免死，同鳌拜一起监禁。 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议政大臣会议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但康熙做了宽大处理，仅仅革去了遏必隆的爵位。 为了稳定大局，康熙帝对鳌拜的党羽没有赶尽杀绝，而是做了不同处理，对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数人均处死，对于那些谄附而无大恶的多数党羽，如尔马、阿南达等人，都予以从轻处置。与此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 在这次权力顶峰的博弈中，康熙施展了非凡的政治谋略，他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纵观这次行动，有惊无险，可为后人借鉴者有以下几点：其一，在制订擒鳌拜的策略时必须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一旦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其二，整个擒拿过程不能出现一点疏漏，一旦打虎不成必被虎伤。其三，在处理鳌拜同党的过程中不能过激，也不能过纵，该杀的必杀，该放的就放，以稳定政局。整个行动过程，都在康熙的掌握之中，真正做到了事无胜算不出手。
2.处乱不惊，从容应变 处乱不惊、从容应变也是稳健的表现，这种“稳”体现出了良好的心理素质，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无法胜任任何工作。年仅20岁的康熙，面对来势汹汹的三藩之乱，非常沉着冷静，制定了相应的策略，表现了政治家的从容和气魄。
康熙帝首先杀死在京的吴三桂的儿子，以坚定削藩抗吴的决心，同时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并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吴三桂，另一方面，将散布各地的原属吴三桂的官员一律赦免，以利大局稳定。 吴三桂挥军北进时，清政府在军事上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吴军进展很快，福建耿精忠举兵攻略江西、浙江等地时，吴三桂的前锋已抵长江南岸，与清军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局面。仅一年的时间，吴三桂就占据了江南。与此同时，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也发生了叛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康熙帝处乱不惊，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抑制挟私报复之风
自古以来，官吏因一己之私诬陷诽谤之事层出不穷，以致小人得志、忠良遇害之事常有。康熙对此严加明查，除恶扬善，故能开一朝正直之风。 康熙末年，江南总督噶礼贪婪而骄横，尤其喜欢诬陷别人。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由此怀恨在心，千方百计欲置陈鹏年于死地而后快，屡屡未能得逞。康熙觉得陈很有才学，便将陈鹏年调到京城编修图书。噶礼仍不肯罢休，又密奏康熙，说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兵”的诗，诗中有对康熙怨恨不满的情绪，宜从重整治，并将原诗密封附上。 康熙仔细阅读了陈鹏年的诗，并没有发现陈鹏年诗中有任何对自己怨恨悖谬之心，再细读噶礼的密奏，看出噶礼完全是深文周纳，挟嫌诬陷。
4.原则问题决不让步
凡事有个尺度，不论是谁都要遵循这个“度”，才有一定的秩序，这个“度”就是原则问题。康熙帝在面对沙俄的侵略时，放眼长远，立足大局，坚持原则，有理有度地与沙俄斗争。最终既打击了沙俄的侵略，又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完整。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把解决东北边患问题提上了日程。为了掌握实际情况，康熙不畏艰辛，于二十一年二月，亲自从北京出发东巡，经盛京，出柳条边，到吉林的乌拉，登舟巡行松花江。在吉林期间，他还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高级将领，听取他们对防务的看法和沙俄入侵的最新情况。通过这次巡视，康熙帝下决心对沙俄发动强有力的反击。 康熙帝返回北京后，曾同廷臣讨论征剿沙俄的事。当时许多大臣对反击沙俄持消极态度。康熙帝列举了沙俄的种种罪恶，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反击沙俄的战略决策。他派遣副都统郎坦等人，深入到雅克萨地区侦察沙俄入侵军的情况。
由于中方坚持斗争，军事上又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做出了让步，俄方权衡利害，终于决定撤出雅克萨。经反复磋商，康熙二十八年九月七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清政府反击沙俄的侵略，是一场民族自卫的战争。从开始至结束都是在康熙帝筹划和指挥下进行的。康熙帝从全局着眼，坚持原则，又能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和主权的完整。
5.把学习当成头等大事
开国帝王大多起自草莽，或是前朝的贵族。只有学习才能进步，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对于普通人来说，找点时间学习是非常正常的，但是对做了皇帝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而玄烨却能做到一直学习，并且博览群书，可见作为领导者更应重视学习。
6.稳扎稳打，以不变应万变
做事不能死打硬拼，要讲究方法，学会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这是稳中求胜的策略。 收复台湾一直是康熙的一块心病，除鳌拜、平三藩的斗争使康熙一直没有腾出手来解决台湾的事情。既然鳌拜已除，三藩已平，那么，收复台湾的问题就提上日程了。 机会终于来了，1681年春，郑经猝死，岛内政局一片混乱。郑氏重臣冯锡范杀死了郑经的长子，把郑经的次子（他的女婿）郑克塽推上了王位。康熙抓住这一机会，剿抚并用，做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同时，令福建总督姚启圣派人赴台谈判，可郑氏集团没有谈判的诚意，企图分裂祖国：“照朝鲜等外国例，称臣纳贡。”康熙闻听龙颜震怒，准备武力收复台湾。命郑军降将、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谋划进取台湾事宜”。福建总督姚启圣与施琅和衷共济，保证了施琅出征的粮食和物资供应。
在人类历史上，除了极少数君主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外，大多数明智的统治者在军事问题上，基本上秉承的是以战去战的态度，也即目的在于平息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非战的，但他们又是彻底的战争论者、国家军事论者。 其实，军事、战争虽为国家、民族的大事，但实际亦一般人情。大而言之，古人说的兵者乃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所谓自古知兵非好战；小而言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就不得不犯人。所以康熙的军事及战争思想也大抵如此。 说及战争，康熙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譬之人身疮疡，方用针灸。若肌肤无恙而妄寻苦楚，可乎？治天下之道亦然。乱到声讨，治则抚绥，理之自然也。”此言说明了战争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