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余想

大家好！我是余想，我是一名编辑。

我出生于湖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我还有一个哥哥，据我妈说，生我的时候，罚了2000元人民币。二十多年前，对于一个务农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小时候，我哥常把小了的衣服给我穿，过得虽然贫瘠，却并非不快乐。

我们那时候读书会被灌输“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一度，我也非常努力，后来走偏了方向。考入县城最好的初中后，我开始读杂书，跟教科书一点关系没有。如《篮球》、《看电影》、古龙小说之类。一下课有时间，就和同学去打篮球了。

读书基本是这样的节奏。临近高考的时候，班主任没收了我的一本《蒙田随笔》，并训斥：你读这些有什么用？考不上大学干什么去？

当时被他不幸言中了。高考落榜了，我却没有哭天抢地，仿佛解脱了，仿佛安迪逃离监狱，呼吸自由的空气。

我踏上了打工之路，在那个年代，进厂成为了一种无奈却普遍的方式。

那正是青黄不接的2009年。我在深圳蛇口一家手机加工厂，打螺丝钉、贴膜、扛物资……流水线上，看到一部又一部手机流过，那里凝结着很多人的心血。

也就在那时，我发现，我的心底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正慢慢地破土而出。每天不管多累，我都会在宿舍里看书。日光下，常看到上夜班的同事经过。

有时候，遇到淡季，我们会早早下班。那时，我就会走几公里路去蛇口沃尔沃超市，那里有一块大的图书区域。我坐在地上，翻阅《最美的散文》、《最美的诗歌》、《最美的小说》等书籍。

精神上的逐渐富足与体型成反比。或许是不适应，压力大，我瘦了许多，与从前的自己差别太大。回家，我就看到了我妈湿润的双眼。之前，送我上车去深圳的时候，我在车窗里看到外面的她，哭成个泪人。

我后来主动说，我想复读，读大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我不想伤父母的心。

我在长沙读的大学，却还是讨厌上课。上课如坐牢，不知道他们唾沫四溅讲的什么。我经常旷课，伪造假条。旷课一头扎进图书馆。

有一次，李占光书记逮到上课迟到的大头、柠哥、刘腾、刘宗勋，责骂他们作为班委，带坏学习风气，特别是那个学习委员……我也跟着躺枪了。

玩着、读着、写着……我仍然会感激这一段宁静的岁月，让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充实自己。

一晃就毕业了，每个人走向了不同的路。我开始比较浮躁，作过销售，主要是跟大学老师推销教材，第二份工作还是销售，在培训机构招生……后来成了人事专员，负责招聘。

这些工作，我都没耐心。直到从事文字工作，一干已经三年了。

我想，短期内换行业不可能了。工作之外，我还码字。写了二十多万字，有些在长沙晚报等媒介发表过，有些石沉大海。我把它们寄给出版社，回应者寥寥。北京金城出版社的编辑说，“五一”之后给我答复。祈祷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无论如何，我会一直写下去。正如马尔克斯所言“人要有一件可以作一生的事，而且够认真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成功和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