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

有人说学习一门语言最快学会的就是脏话或粗口。想想也是，要我说句日语，我会想起“八格牙路”；要我说句英语，我会想起“fuck”。

我姐的孩子现在时不时也会说出一句脏话，如“死爸爸”。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姐听到当然会生气，要去矫正他，禁止他说。可孩子的语言是通过模仿学习的，他会说脏话，那必定是有说脏话的环境。

可以说在我们的环境中，出现脏话或粗口是难以避免的。因为它们往往比较短，词语结构多是动宾结构，或主谓结构，有时省略“我”或对象，说出来时会感到很痛快。这样非常适合于表达极端情绪。当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如手机掉厕所，赶着去上班却在路上摔倒，写完文件后没保存电脑就死机等，我们就会脱口而出一句“我操”“去你妈的”。

有平时比较文静的朋友说：“我情绪差到极点的时候也喜欢爆粗。”我想这个喜欢是一种无奈，感觉没有别的词语能够表达情绪了，那只好爆粗了。也就是说我们不喜欢爆粗，那只是一种最后的办法了。这时“你已经发现了语言的尽头，不能再走得更远了。”

这时我们的爆粗是不良情绪的宣泄，我们针对的对象是周遭的环境，是所发生的事。还有一种爆粗则是针对人的。当我们发现某个人导致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时，我们就会展开攻击行为——骂人。

那我们会怎样去骂人呢？鲁迅有一篇文章《论“他妈的”》，指出“他妈的”是一种国骂。文章说：“那地方通行的‘国骂’却颇简单：专一以‘妈’为限，决不牵涉余人。后来稍游各地，才始惊异于国骂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连姊妹，下递子孙，普及同性，真是‘犹河汉而无极也’”

这种说法在相声小品中经常被当做笑料。如两夫妻买了东西要送给对方父母，就会说：“你妈的”“你妈的”。这样的对话，脱离场景就会让人以为是在对骂。我想，因为中国比较注重伦理纲常，家庭成员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绝不可被随意提及。

到了现代，蔡康永发现我们的国骂变了，成了“我肏你妈！”“我肏你祖宗！”。他说：“这个吵架的逻辑其实很幼稚：你肏了我妈，你就或多或少地做了我爸。那为了打败你，我只好奋力挖坟、不顾尸臭地去肏你的祖宗，这样我才能或多或少地也做你的祖宗，凌驾于你爸之上。”这里的逻辑同样在于伦理纲常，就是我成了你长辈，你就矮我一级。当然，还有性的方面。这也是国人所忌讳的。

其实，不难发现，所有难听刺耳的脏话或粗口都是与禁忌相关，都在打破禁忌。推而广之，世界上的脏话也是这样的。我想分几类，一是死亡禁忌，如骂人去死或全家死光；二是性或生殖禁忌；三是身体缺陷，如人身攻击，骂人矮骂人丑骂人胖；四是宗教禁忌，不同宗教信仰有不同禁忌，一旦触碰那就是大不敬。

当我们在说脏话或粗口时，就表明我们的情绪到了极端。这时，我们说出那些脏话是给自己情绪一个过渡期。《脏话简史》作者梅丽莎·莫尔说：“拿走脏话，我们就只剩下拳头和枪了。”我们通过语言的冒犯，来缓解我们肢体的冲动。

所以我想说，说脏话或粗口没什么不对的，不必以为这就影响一个人的气质与修养了。当然，要说明两点，一、孩子还是要学会文明用语；二、我不是提倡我们随意去冒犯他人，而是当我们需要发泄情绪时，不凡试一试。

无戒21天日更第十二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