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周末，不用上班。出去完成老马老师布置给我的作业，到学校附近采访五个小贩的生存状况，完成他给我的调查问卷。
蕉姨，40多岁，广西籍。在陈田村周围摆摊十二年，她已经摸出一套属于自己的时间表，她上午7点左右开始在白云山门前摆摊，中午移到外语学院后门车站的树荫处，晚上则到江夏夜市摆摊到午夜12点。我采访的时候，她那不大的推车上还剩下一半左右的香蕉。她老公当年跟她一起来广州摆摊，如今两人各有水果推车分开卖，每个月可以赚七八千。家中有一儿二女，最大的已有21岁，均出来打工自力更生，所以蕉姨并没有太大的生活负担，日常支出除了吃饭和付房租，省下的钱就交给老公喝酒玩乐。旁边卖木瓜的女人与她年龄相仿，是蕉姨来到广州后才认识的老乡。虽然也来自广西，两个村则属于相距甚远的不同城市。
谈及对城管的印象，她把陈田村街道办里赶她的人叫“小城管”，白云大道上的城管叫“大城管”。2008年北京奥运陈田村整治，街道办的人把她们赶出来不许摆摊，“那些‘小城管’很凶的，一上来就收你东西，他们是街道办的没办法。倒是‘大城管’他们不敢收，电视都有说，他们哪里有权没收你东西啊。”蕉姨继续说，“‘大城管’一来，我们就乖乖地牵进小巷子躲一两个小时，让上头检查的人过了再出来就好了。没必要起争执。”（中年女人，“大城管与小城管”）
林某，来自江西的“90后”。我路过他的摊位时，与两边卖力招揽客人的小贩不同，他一直低头玩手机。他本来在江西上学，暑假过来找在广州打工的爸妈玩。爸爸不想他整天打游戏，就让林某从表姐进了一批服装，每天晚上五点到十二点在南方医院附近卖。问到一个月能赚多少，他摇了摇头表示不清楚，才摆摊一个多月，只知道一件衣服大概可以赚10块，生意好的时候，一天才赚那么五六十。大概是出于暑假实践的目的，所以林某给人感觉并没有对生意好坏太在意，也不会打算把摆摊当作他长期职业。问到对城管有什么印象时，他想了会回答说应该是挺“公正的执法者”吧。不过他说他都是向旁边的同行拿经验，什么时间摆不会出事，至今都没遇过真正的城管。（年轻人，暑期实践）
高伯，一位操着浓浓河南口音的六十岁老人，每天晚上五点到十点在南方医院门前的天桥上卖指甲钳太阳眼镜等生活小用品，现在已是第五年。老伴跟他卖一样的东西，在天桥下的另外一头。每天一百多营业额，一个月能维持日常支出已算不错，生意淡季的时候可能还会入不敷出，而春节前是他们一年生意最好的时候，可以有一千多盈余。他表示，在广州生活不容易，因为没有社保医保等福利保障，到时候如果有什么重大变故，可能还是要回到老家会比较轻松。在他心中，城管还是挺协调理解的，但是有时候如果他们来赶人的时候收得不够快就会被他们没收。至于摆在天桥上，虽然会阻碍到行人通过，“但是没办法，天桥人多。”高伯说。（老年人，生活保障）
赵某，一位30多岁卖儿童电动玩具江苏人。在我跟高伯聊天的时候，他在旁边拿着掌上游戏机玩，可是一说到政府有没有安排固定摊位给小贩入驻的时候，他终于按耐不住插几句。原来京溪路那边曾弄了一块地方让小贩在那边固定摆摊，月租300元。结果他交了七个月在那边卖没多久，街道办的人过来说位置不够把一半摊位给拆掉了。现在他又不得不转回天桥这边摆。“有固定摊位谁会愿意来天桥摆，虽然要交月租但起码下雨的时候可以摆，大太阳的时候可以摆，怎么都舒服点。不过那个地方也不好啊，没人。”
赵某本来在江苏有一份月收3000的工作，一年前老婆生了孩子没人照顾，只好全家搬来广州让岳父岳母帮忙带小孩。摆摊也是无奈之举，“在广州每天工作十小时工资才两千多一个月，还不如我出来摆摊，时间灵活，老婆有需要打个电话立马收摊回去。虽然也是赚两三千，能维持生活就好了。”赵某说。问到对将来的打算，他表示不会一直摆摊，等孩子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回江苏再找份工作。（中年男子，权宜之计，固定摊位）
唐某，30多岁，在外语学院后门推车卖糖水的湛江女人。她和老公白天一起煮糖水，到了晚上五点就让老公先推着糖水车到学校门口，到了八点左右她再过来替老公的班一直到深夜12点。两口子卖糖水一年多，夏季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可以赚六七千，冬季是淡季则收入减半在三千左右。来到这边后认识了一两个老乡，也在陈田村或黄石东路口卖糖水。在她印象中，城管对她们还算客气，赶快搬走就没事。她认为城管是有权力没收她东西的，当我跟她说城管只有管理权没有执法权的时候，她摇摇头表示并不清楚。至于影响交通，她也知道这条已不宽敞的小路一到有公车要通过的时候就显得分外拥挤，所以她也尽量往里靠，不占据主干道。可是为了生存，还是得摆。（较年轻女人，赚钱之道，城管的执法权）
个人感想：
昨天一共找了12个小贩，在学校的小贩都比较和善，知道你是学生会很配合。但是在南方医院外的小贩相对比较警惕。尤其是三四十岁的阿姨和大叔，一听你是报社的立马摇头转脸不理睬，就算你后面补充说明这只是一份作业不会对个人隐私产生任何影响他们也不会搭理你。
有趣的一点是，我认为方言的确是可以迅速拉进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距离。如第一个蕉姨，我在刚开始说明身份到知道她籍贯之前都是用普通话，她显得很小心翼翼。后来我一听到她是广西的，我就说了一句“我舍友也是广西来的，怪不得我觉得你说话的感觉这么熟悉，你会讲粤语吗”。之后她就很愿意跟我聊她家里的情况，而且说回粤语她的语速也加快了，显得更加流利。而卖糖水的湛江女人也是如此情况。
另外一点就是，当你表达出对他们身份和工作的理解时，他们会放下戒备。这跟我们和别人交往很像，所以为什么《谘商理论》课老师会强调谘商师要有同理心。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在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如果表现出我理解你的想法和做法，不对对方做事先的立场预设会改善双方交谈质量。如果再把范围拉广一点，卖电动玩具的高某也提到，他也理解城管的工作，如果说大家都互相理解对方的难处，他们来不要砸场子收东西，我也会自动自觉乖乖走开。说到底，就是尊重。
不过我还只做到用“小贩”“摆摊”“推车”这些词而不用“走鬼”，这样一段对话下来我觉得自己会过于突出“小贩”这个身份，并且显得有点拘谨。如何比较自然一点的同时又显出自己的尊重，这也是个问题。
最后一点是，以前很多时候都是面对长辈说话，所以会很自觉地把自己摆在晚辈的身份说话。但是跟同样是九零后的林某聊的时候（他95年比我还小），就感到以前的经验不能套用在这里。既不能用对待表弟表妹那种哄小孩的语气说话，又不能跟同学那样嬉笑怒骂的随便语气。我到现在也还没弄出一套比较好的应对方式，不过我跟他聊的时候问了挺多其他与提纲无关的问题，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先拉近关系。
比如先赞许他的一些想法，如
我问：“这附近很多也是跟你一样卖衣服的，会不会感到有竞争压力。”
他说：“有是有竞争，但是大家都是卖衣服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气场，反而能卖得更多。”（我想他的意思是相似的商品放在一起，消费者可能反而都集中在这边买衣服，那么这几家卖衣服的营业额都增加了）。
我说：“你这点就跟普通小贩的想法很不一样了。”
还有一点也是我从我朋友身上学来的。他说跟别人交谈的时候如果让别人回答了否定的问句，最好最后再问一些让他肯定的问题，弥补。
比如说，如果我问林某这样摆摊会不会影响市容。其实大家都知道答案是肯定的。但这样会给林某感觉你在否定他，“你是不是在指责我。”然后再问他，其实你也很支持城管的工作吧，只是可能有其他苦衷？让他有机会澄清自己其实不是有意要破坏城市容貌之类的。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如果被采访者其实也没有很支持城管的工作呢？那他原本想法不是这样，为了好听就顺着我意去说。我在给对方台阶下的时候是不是也有改变对方想法的可疑？那是要尊重事实为先还是以和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