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是我的时候，让我死吧”
前不久傅达仁在家人陪伴下安乐死的新闻还在我们记忆里，本月日本NHK电视台又播出了一部纪录片，第一次全程记录了一位女性前往瑞士进行安乐死的全过程。
故事的主人公叫米娜，来自日本新潟县，今年52岁。
平时，她只能坐在轮椅或者躺在床上，她身上的痛不是身体的一处地方，而是到处疼，疼到无法说话。
她得的病叫多系统萎缩症，这种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病因不确定，也没有很有效的治疗方法。
通常情况下，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体大部分功能会加剧衰弱，最后只能靠人工呼吸设备来维持生命，直至死亡。
“得这个病最恐怖的一件事是，很多时候你已经不是你自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吃个饭、换个尿布，没有力气笑和说话，感觉不到自己在活着。”
米娜说，活着的意义在这种痛苦的日常消磨中难以把控，甚至渐渐失去。
她是姐妹四人中的老三，两个姐姐经常来医院照顾她，最小的妹妹住在外地，经常电话联系。
米娜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两位姐姐就是患病中的米娜最亲近的人。小时候米娜性格就很独立，和姐妹们不一样，她高中毕业后就去了韩国首尔大学，毕业后成了一名韩语翻译。
但在人生中途的48岁，她被诊断出多系统萎缩症。独自一人住在大城市的她在姐姐们的劝说下，回到老家和姐姐们住在一起，她在博客上曾描述过自己的病情：
“平时无故就会摔倒，拿东西会不知不觉拿不住，每天感觉越来越没有力气。”
她说一次自己趴在床上准备起身，姐姐就在旁边，但因为实在没有力气，连头都抬不起来。姐姐看在眼中，心里很不是滋味。
即便如此，米娜内心还是有继续和疾病搏斗的勇气。她想坚持治病，每次去医院两个姐姐都在身边陪同，米娜心里也充满了希望。
但就在去年3月，随着病情的恶化，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
在医生的介绍下，米娜去了一家专业治疗机构，当她看到病床边和她一样病症的人使用呼吸机挣扎的样子时，她内心受到了沉重打击。
“病房里没有人说话，感觉一片死寂，就连身体健康的姐姐们，都招架不住这里的气氛。”
不久后，姐姐们就在米娜的枕头下发现了一串用手绢绑起来的绳子，姐姐猜到她是想自杀，而最后之所以没自杀成功，是因为她连下床搬椅子的力气也没有了。
米娜坦白自己完全失去了活着的勇气，因为害怕下半生给家人添麻烦，最后连句谢谢可能都说不出来。
想安乐死，也很不容易
自杀和活着都没有出路。一次她从网上知道了“安乐死”，一直备受病痛折磨的她感觉到这是唯一的出路，但这在她居住的日本难以实现。
迄今为止，在全世界能实行“安乐死”的国家屈指可数，向外国人开放安乐死的国家更少。目前，只有瑞士的几家民间机构可以接待外国人。
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尊严“（图片来自官网）
即便是选择了安乐死，因为其本身的伦理争议和复杂性，整个过程也需要经历一番严格认真的准备过程。
首先，申请者必须成为实施“安乐死”机构的会员，才会正式进入实施程序。
根据瑞士一家安乐死实施机构网站的资料。这个程序包括：投递个人资料，包括安乐死书面申请、病例、生平简介。机构在审核资料后与会员联系，并将会员资料递交给一位有合作关系的医生，做出评判是否符合安乐死条件，如果符合，会员会得到一个“暂时通过”的通知，有了这个通知意味着可以随时赴瑞士实行安乐死。费用大概在200-500元人民币左右，依据情况，也可以免除费用。
安乐死不是一项可以盈利商业化的活动，费用只包括各种手续成本。
在整个过程中，当事人如果突然改变想法或发生犹豫，都可以随时中止这一过程。
在安乐死机构工作人员的桌子上，有一长串文件夹。已经封上的文件夹和贴有标签的文件夹占据两边。前者是已经去世的人，后者是已经有预约的人。
米娜申请的这家名叫“Life Circle”的机构，目前在排队预约安乐死的会员，有将近1600多人。
早在1941年，瑞士就将“协助自杀”进行了合法化，不过那时仅限于“消极安乐死”，即去除病人的生命维持系统或停止服药，后来扩展到“主动安乐死”，并通过法律修正案的形式合法化。
2011年前后，瑞士对安乐死进行过深入的社会讨论。大多数瑞士人认为，作为人，生和死都是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在一项全民公决投票后，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开始接收外国人。
自此，风光秀丽的瑞士旅游业中又增添了一项“自杀观光业”。单单在苏黎世一个地方，每年就有大概200人咨询“安乐死”，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人，大部分年龄都超过55岁。
去年11月，米娜给瑞士的“安乐死”机构发了邮件，开始了申请程序。米娜说，这都得趁着自己还能按得动电脑键盘时候，不然程序都无法继续。安乐死药微信:ybw380【Q-3375073353】█████
同时，她开始节省体力，连不必要的日常说话都省下来了，毕竟坐飞机长途旅行是一件耗费体力的事情，不想说话的时候，她就举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好意思，现在不想说话。”
因为排队的人太多，她得等将近3-4个月才能前往瑞士，而她的姐姐们对此心情复杂，尊重病人选择的同时，也不想看到自己最心爱的人离开这个世界。
但米娜知道自己将来会是什么样，等待亲人的是无尽的痛苦和麻烦，即便她们内心底里是愿意一直在旁照顾。
她最小的妹妹希望她能够改变主意，她写信说：“希望你能够卸下这些防备，即便是依靠家人照顾和药物支撑，也要坚持活下去。”
那些选择活下来的人
并不是所有和米娜得同样病症的人，都选择了安乐死或自杀这一条路。
50岁的另一位病人铃木就是如此，铃木的现在就是米娜的将来。
铃木同样患多系统萎缩症，目前瘫痪在床
铃木已经卧床不起，身体只有手指能动。凭着手指尖的移动，她可以在电脑上打出几个单词，然后用眨眼来回应他人的问题。
她原来是名出租车司机，得病时，她已将女儿抚养长大，开始准备用后半生来孝敬年迈的母亲，没想到自己却先倒下了。
已经瘫痪在床的她再过一段时间，就需要呼吸设备来维持生命，但这个选择需要她本人决定，因为话题太敏感，亲人还没有和她商量过。
在母亲的询问下，她眨了眨眼睛，意思是想在人工呼吸设备的维持下继续活下去。
母亲和女儿内心很感激。
面对同样的病症，米娜和铃木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去年11月，米娜终于来到瑞士，到酒店后不久，负责的医生就来看望她，向本人确认她是否满足安乐死的几个基本条件：
1. 有难以忍受的痛苦
2. 本人能够明确表达自己的意志
3. 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4. 病情发展的后果只有死亡
医生很直接地问她：Do you want to die？
米娜的回答很坚定：I want to die.
但医生并没有立即答应她的请求，她希望米娜能够在瑞士多考虑两天，米娜答应了。
医生说：“如果你的想法改变了，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家。”
最后的晚餐
即便是痛苦了多年的病人，面对真正到来的死亡也会犹豫。米娜也不例外，她思考了很久。
两位陪同的姐姐的内心也有了动摇，“如果最终实施安乐死，会不会我们在做一件完全错误的事？但如果中途返回，可能米娜又会重返尝试自杀的道路。”
死亡是一条单行道，这两天的时间里，申请者和家人都得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申请者也必须在最后的日子里，和家人认真地告别。
第二天，又有一批医生来到米娜的酒店，他们要确保病人没有受到他人的误导和要挟，两位姐姐此时只能在门外的走廊里等候。
最终，医生认为米娜都符合条件，米娜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安乐死将在来瑞士的第三天实施。
当晚，三人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在饭桌上她们没有谈论即将到来的事，而是聊了很多儿时的快乐时光，一直到清晨。
安乐死的施行地点在离城区车程30分钟的郊外，和姐姐们凝重的表情不同，米娜似乎更淡然，静静地看着车窗外略过的景色。
小屋设置的很朴素，两扇明亮的窗户、几盆花草、一排沙发、一张床。在几张手续文件上签完字后，米娜躺到了床上。
安乐死采用输液形式，医生在点滴中加入致死剂。米娜手中握有一个橘红色的开关，医生在实施前会反复向病人确认开关的使用方法（只需要简单按压就可以），输液的过程完全由病人掌控，开关打开后，只需要几分钟就会致死。
实施前，医生会大声询问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死亡全过程由床尾架着的一台摄像机记录，作为证据供警方查阅。
两位姐姐此时就陪在米娜身旁，在医生的一句“你准备好了吗？”之后，米娜满脸笑容地打开了开关。
“两位姐姐，这辈子谢谢你们啦，没想到在最后的时刻，你们还能陪在我身边。”
“那我打开开关啦”
米娜向她们挥了挥手，姐姐们也在病床前握着她的手，在哭声中向她喊了一句：“对不起，米娜”。
米娜的最后一句话是：“这辈子，我真的很幸福。”
说完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旁边的医生在确认死亡后，她走完了自己52年的人生路程。
为了家人想活下去
在日本，安乐死尚未合法化，家人也无法将米娜的遗体带回。在火化后，两位姐姐将她的骨灰抛洒在了瑞士一条清澈的小河里。
而那位选择活下来的铃木女士，今年4月则回到了家中。女儿和母亲亲自迎接她，将她抬到许久没有睡过的床上，帮她吸痰、擦汗，之后还开车带她去看樱花。
在母亲和女儿的陪伴下，看着自己最喜欢的樱花，铃木留下了泪水。
记者曾用拼字板询问她：“是什么支撑你继续活下去的？”
铃木在家人的帮助下，慢慢地在拼字板上拼出了两个字：“家人”。
而此时此刻，米娜的两位姐姐也在樱花树下赏花，身旁放着妹妹的照片，虽然距离妹妹去世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意识到她已经不在，也才是最近的事情。
姐姐说：“以后就要守着妹妹的那句‘我真的很幸福’，认认真真地活下去。”
4月的樱花下，两个生命，一个在天国，一个还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