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知识与品性

        最近学习《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一书，解决了我一直存在于脑海之中的一个困惑一一那就是在未成年人身上如何将知识的学习同孩子心性品格的发展统一起来!

        那种纯粹知识灌输的教学方式(比如:极端的应试教育)、那种靠外在压力(比如:惩罚)来试图建立学生其个人思想品格体系或者想完全采用读诵古代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学模式都没有做到把知识的教学与学生品格教育做到合二为一的状态!

        以前存在一种不自觉的思想，总会不由自主地把孩子想得很大，总以为他们懂得书中的、成人所反复宣讲的这些人生道理，并且会努力做到，经常忘记他现在大半时间内还是一个孩子，教育过程中在往孩子头脑里填塞现成的说法、结论、观念时，常常不给其机会去接近思想和生动语言的源泉，捆住了想象、幻想和创作的翅膀。当然学习也不是轻松的游戏，学习是一种劳动，但是在组织这种劳动时，要照顾儿童的特点!要知道儿童的脑力劳动同成人的过程是不相同的啊，现在如果儿童能通过背诵真理来形成世界观，教育就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了!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来源自身的实践同时也源于对王阳明《传习录》的理解!

    下面这些是我早前的理解!

    欧阳崇一在给先生的信中这样问到：“先生指出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见，若曰多闻择其善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求之见闻之末，而已落在第二义。崇一认为良知虽然不是来自见闻，但是学者的知识，未尝不是从见闻中产生的，拘泥于见闻当然不对，但见闻也是良知的具体运用。现在先生说见闻应放在第二位，可能是针对专门把见闻当作学问的人来说的。如果为了致辞良知而在见闻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了，崇一请示先生这样对不对？”其实欧阳的这个问题表面上是一个知识与道德如何兼顾的疑问，就算是放在现代社会也同样存在，特别是新教育中也会有这个争论，心性与技能，知识如何培养、如何兼顾？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这两者分成两件事看了，不能合一，总是二者对立起来，很“二啊”，纠结！！

来看看王阳明先生是如何回答的呢？

先生曰：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不离于见闻。孔子云：“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良知之外别无知也。故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今云专求见闻之末，则是失却头脑，而已落在第二义矣。近时同志中，盖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说，然其功夫尚多粗糊者，正是欠此一问。

大抵学问功夫只要主意头脑是当。若主意头脑专以致良知为事，则凡多闻多见，莫非良知之功。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也，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见闻，则语意之间未免为二。此与专求见闻之末者虽稍不同，其为未得精一之旨，则一而已（意为两者实质一样不懂得精一的主旨）。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即“云”择，又“云”识，其良知亦未尝不行于其间，但其用意乃在多闻多见上去择、去识，则已失却头脑矣。崇一于此等处已得见分晓，但语意未莹，则毫厘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正如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一念发动即是行等观点一样，此处的良知与见闻也合二为一，其实也是一以贯之，充分体现了心学的精一之功！也为我们今后的教育与学习指明了方向！精一就是不二，不二就是精一!

新教育注重孩子的思维与行为教育，而不强行灌输数、理、化、文等方面需要记忆和用来应试性的知识，这个教学理念想必是大多数家长都能接受的，但是出于一种思维的惯性家长心里面多少还有点认为“”数理化文“”是立足社会所需要的技能，难免对仅从行为上对孩子实施教育有着一丝滑向“”温良恭俭让“式的担心和不足的疑虑，其实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有之，在王阳明《传习录》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的阐叙，我自己在学习的过程中也很认可先师的教导，比如：

      陆澄问：名物度数，亦须先讲求否？

      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则用在其中。如养得心体，果有未发之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苟无是心，虽预先讲得世上许多名物度数，与己原不相干，只是装缀临时，自行不去。亦不是将名物度数全然不理，只是知所先后，则近道。（我的理解：名物度数可看作数理化文等一般知识，心可看作个人品性与心性，包括立志，感恩，至上等等，“知所先后一句说明先贤是赞同先要成就自家心体，把这放在第一位，用在其中是指知识在成就自家心体时自然就掌握了！”）

      又曰：人要随才成就，才是其所能为，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得纯乎天理处，我亦能不器。如素富贵行乎富贵，素患难行乎患难，此皆是不器，惟养得心体正者能之！（我的理解：所谓君子不器，就要心致善就可以做到，不管做什么行业都是佼佼者，当然这个善不是完全指现在的善良一词，这里就不多展开了！）

      “”因论王学一门，某人有涵养上用功，某人在见识上用功。“”

      先生曰：专涵养者，日见其不足；专识见者，日见其有余。日不足者日有余也，日也余者日不足矣。（我的理解：这不就是老子说的为道者日损，为学日益吗，可见心学的思想也是符合道的！）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夫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先生曰：如诵读、弹琴、习射之类，皆所以调习此心，使之熟于道也，若不“志道 ”而“游艺”，却如无状小子，不先去置造区宅根基，只管要去买画挂，做门面，不知将挂在何处？（我的理解：看看现在各种培训班，有些还不是孩子自己愿意去学的，父母强迫更是没用，且副作用巨大！）

    又曰：我此论学，是无中生有的功夫。诸公面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学者一念为善之志，如树之种，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将去，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树初生时，便抽繁枝，亦须删落，然后桶干能大，初学时亦然。（我的理解：对于大人来说立志是自己的事，孩子的立志就要看老师的能力和方法了！）

    我教人在心性上用功，此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精明。世儒教人在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暂能外面装饰，不见有过，最多也是一个“”义袭而取“”，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比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我的理解：心学是内求的学问，最重要的是为自己长远幸福打下良好的基础的学问！）

       

    这些论叙集中体现了《心学》中为学的思想，我感觉这同新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现今这个时代也发生了巨变，知识的获取变得容易，物质生产也大大丰富，孩子没有了为摆脱贫困而去学习的动力，所以现时代的孩子只能从更高的需求上成就自己才会更有内在的动力。

但是王阳明的这些为学思想在当时的社会也有质疑者，认为其只是反观内省，而遗弃讲习讨论、格物之功。

说起格物致知，必须要谈到二个人，一是朱熹、二是王阳明！朱熹的格物致知，原本是是从格物中去探索自然知识，但是探索完了后这些知识不归纳与推理，也不是用来改造生活，提高生产，而是上升到理学的高度！王阳明心学里格物致知中的格物内涵却变成了正念头，诚意的意思！二人最终都把格物致知引到了伦理学上，从而与自然科学岔道而行了！在格物致知的实践与认识上，朱熹的理学派与王阳明的心学还有一点差别在于：理学家为了弥补心的缺陷或者说为了谋生，会不顾心的需要，暂无目的地去外面寻求知识，各位看看是不是和现在的体制内教育一样！而心学家是在心里认为这个知识有必要去追寻时，然后才去探求！心学特别重视致良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高度、有格局，有了不为个人生存和名利的大志向后，再结合自己的兴趣天赋去成事！现在的新教育思想，多少有些应用王阳明心学的思想！        我那时的观点是:为了不把自然科学与人文伦理学搞混在一起，让自然的归自然，人文的归人文！ 

        以上是我前两年对心学的理解，其实我相当认同王阳明的立必为圣人之志，此是最根本之处，但觉保更适合应用在成人的自我修行上，克私复理!然而把这些道理直接搬到在未成年人的教育上总觉得不够圆润，有勉强和不对劲之处。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传统文化精华当中总把道问学与尊德性合而为一，但现实中总是分裂，也没有给出如何合一的路径，强调的是勇与悟!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一书给我很好的启示!苏霍姆林斯基这样说到:“培养全面发展的、和谐的个性的过程就在于:教育者在关心人的每一个方面、特征的完善的同时任何时候也不要忽略人的全面发展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所决定。这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就是道德或者就是我所讲的品性，从这一点来看这一思想同王阳明的立志之根本思想可说是完全相同的!

    我们之所以把知识的获取与道德品性对立起来，最重要的思维错误在于:把道德仅看成一套外在的规范!在苏霍姆林斯基看来，道德品性就是指自尊心，是指人的内心那种想要成为好人的愿望。这一点就是儒家所讲的"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也是统一的!!

    在如何培养儿童的品性上，苏霍姆林斯基给出的总体方案就是:要帮助孩子在学习、劳动、文体活动中克服困难，取得成功，进而获得高度的自我感受，体会到做为一个人的尊严与成就感，感受到自身对知识与规律的支配，并不断增强进一步克服困难的力量(包括责任感，勇气等)。这时我们就认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

    在这里就把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有机的给合在一起了 。如此，就少了很多的思维矛盾，《心学》就不会陷入“顿悟"的指责，科学与人文也将完美地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