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人生最困难的时期得到了小书房的关怀和帮助，我得了脑瘤，又遇到车祸，漪然带领朋友们一再为我捐款，还经常打电话问候我，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都非常感动，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再难找到像小书房一样精神纯粹的同伴了。元旦节，张冬和宽妈又代表大家来看望了我，在辛苦工作一年后好不容易有个假期，他们没有和家人在一起，而坐几个小时的车来看我，这样的朋友真的难得。谈到我这半年的经历，我说不清楚，脑瘤手术对我的记忆有些影响，也许是这段时间太多的疼痛、太多的绝望让我的记忆逃避这些事。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像张冬和宽妈一样在关心我，我想把这些日子的事情告诉大家，只能借我先生的记忆把它讲述出来。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以下是我先生写的）
上篇：车祸之由来
2011年，我在翻译一部关于宿命的书时，自身也遇到了不可抗拒的事情，我妻子先是脑瘤发作，又在车祸中断腿。书中有一则故事，让我在某种程度上宽恕了宿命的残忍。我刚读到它时想到的是漪然，现在也能从中看到自己妻子的不幸。
1871年，新英格兰一个6岁的小女孩，在一辆满载乘客的马车上淘气，突然推开车门摔了下去，后轮碾碎了她的膝盖。当时的医术无法置换她的髌骨，因此她从6岁起失去了站立和行走的能力，还终生忍受褥疮、血肿的反复发作。但是，“不能走路迫使我更多地阅读和学习，我的心灵在成长……我倾听心灵的声音，学会了更好地沟通，娴熟地写作。”她成了优秀的作家和教师。后来她在催眠中发现，在6岁的那场悲剧中，有一个声音怂恿她推开车门，这不是旁人的声音，而来自她内心。它也许是一种强迫症念头，但她在催眠中认为，这是她灵魂的声音，要她的肉身经受磨难，以便在轮回中接近圆满。这么解释人生也许很荒诞，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能够帮我理解冥冥中那些残酷的力量呢？以下是该患者与催眠师的对话节选：
医生：一旦你选择成为艾茜莉的灵魂，就成了她摔下马车的罪魁祸首，对吧？
患者：这……是我们俩一起造成的……那一瞬间，我们是合为一体的……她正在马车里淘气，胡闹，不听妈妈的劝，非要玩门把手，然后……我准备好了，她也准备好了……
医生：宿命就不能改变吗？你已经成了艾茜莉的灵魂，难道就没有别的法子避开马车悲剧吗？
患者：（停了一下）我可以告诉你，有过一闪念——或许可以抓住车门，不摔下去。但有个声音钻进了我的内心：“机会来了，别磨磨蹭蹭的，快摔！这不就是你要的吗？这是最好的做法了。”
医生：这个特殊的瞬间很重要吗？
患者：我不想让艾茜莉活得太久。
医生：可是，这孩子经受的痛苦和磨难……？
患者：是很可怕。头五个星期的剧痛超出了想象，我几乎死掉。可在完全忍受这些以后，我也学到了东西。现在我明白了，勒斯抑制疼痛的能力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并且帮助了我。
医生：在痛苦最强烈的时候，你心中有过懊悔吗？
患者：在最严峻的考验中，我反复拷问内心，开始积累精神力量。我学会了不理会受伤的身体，更好地抑制疼痛……躺在床上……这是医生帮不上忙的。我在抑制疼痛中掌握的技巧，后来让我在学习中聚精会神，而且我的灵魂向导在帮我，他们的方式很巧妙。
医生：就是说，你在无法行走的一生中受益匪浅？
患者：是的，我成了一个倾听者和思想者。我和很多人通信，学会了在灵感中写作。和孩子们相处培养了我的教学能力，我还感到某种内在力量的指引。
2011年7月22日，我妻子已经左眼失明，终于下决心摘除从小纠缠她的脑瘤。我们驱车前往位于香山脚下的脑科医院，经过延庆110国道时撞车了。我完全忘了自己是怎么进入110国道的，只觉得在高速公路上开着开着就看见了红绿灯，很奇怪，但来不及多想，绿灯亮了就得往前开。冥冥中有一种力量让我忘记了在收费站交钱的事。而且，对车祸的记忆也是混乱的，我记得是一团白光朝我压过来，但后来交警告诉我那是一辆蓝车。在一声巨响之后，我到了沟里，热血糊住了眼睛。我怕车爆炸，赶紧抹掉眼前的血，救后座上的妻子。不知从哪儿冒出七八个人帮我橇车门，但用铁棍也橇不开。妻子满脸是汗，一个劲儿问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她的小腿被倒塌的前座压着，我一拉她就惨叫。车门终于被橇开了，人们把她拉出去，我才发现她大腿小腿都断了，像面条一样耷拉着。当时，我心里冒出了一句很俗的话：“是不是在做梦？”但随后的警车、救护车、医院里蜂拥而上的护工、剪开她裤子露出的扭曲肿胀紫色的腿……证明这不是梦。
当天晚上做了手术，这只是初步手术，把小腿简单固定一下，大腿没管，因为大腿的两截断骨已经错位近十公分，需要至少一星期时间用铁砣把它们拉回去。在手术室门口，我还曾产生一种幻想——这么长时间没做完，是不是医生看大腿的伤没那么严重，顺便给接上了？我当时对骨科完全无知，在我印象中骨科神医在骨折处一捏，打上石膏，病人就可以出院了。她出来时，小腿上钉着钢架，大腿仍然软绵绵的，我的幻想破灭了。医生还告诉我，大腿骨折很容易出现一种并发症——脂肪栓塞，就是骨髓里的脂肪流出来，沿循环系统流到肺里，引起呼吸困难、高烧，有生命危险。虽然脂肪栓塞的发病率只有40%，但要仔细监视。
不幸的是，这40%落到她身上了。第二天上午，她先是昏睡，然后睁开眼睛不认识人，她妹妹来看她，她也不认识，发烧到40度，嘴唇发青。当她有一些知觉的时候，发现自己身上连着好多管子，嘴上鼻子上罩着一个憋气的东西，就把它往下扒拉，我们给她戴上，她愤怒了，说“我能喘气，你们给我这个干嘛！”我和她妹妹都焦急地劝她，她脂肪栓塞发作了，必须输氧。连在她手上的管子，是用来测血氧含量的，也不知怎么从汗液就可以测出血氧。她当时的血氧，在输氧的情况下，只有85%左右，而正常人在自然呼吸的情况下至少都有95%，这就是因为脂肪从骨髓里流出来，流到肺里去了。
她当时对自己受到垂死一般的照料感到愤怒，觉得自己很好，连腿都不那么疼了（实际上，这是她的神经系统开始麻痹了）。医生把她送到了重症监护室，简称ICU。这里不让家属陪伴，于是她纳闷儿——我丈夫跑到哪儿去了？我妹妹呢？他们花钱把我送到高级病房里就不管了吗？其实我一直在门口等传唤，星期二、四、六下午各有半个小时可以探视，我第一次探视就告诉她：“我就在这堵墙外面。”
我们隔着一堵墙，但是要看到她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ICU有两道后门，如果它们同时打开，就会露出病房的一角。我在那里等啊等，终于有人往ICU送器材了，两道后门同时打开了一条缝，在那一瞬间，我看到的是别的病人，我无法看到我妻子的脸上是否还有氧气面罩。我并不指望氧气面罩很快被摘下来，只怕它被另一种东西替代。
在ICU门口签《知情同意书》时，我知道了“呼吸机”这种刑具——在病人严重窒息时，切开其喉咙，把一根像洗衣机管子那样的塑料管插到气管里去通氧，它有可能刮伤患者的气管，使其永久沙哑甚至失声，但在其生命垂危时，医生没有时间征求家属意见，只能提前让家属表态，能不能上呼吸机。ICU的另一样刑具是心脏起搏器，在电视里这种东西看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好像是拔火罐一样在病人胸口拔几下，病人就脱离危险了，但实际上，它会使所有胸骨断裂，在心脏重新跳动之后，还要做胸骨手术。对这些，我能有什么选择，只能签字。
在探视时，我看见了别人使用呼吸机的情况，有三个患者都被切开了喉咙，一根“洗衣机管子”插到气管里去。我爱人身边的小伙子不光有这管子，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设备连在身上，周身发出神秘的嘀嗒声。他是开车撞树伤成这样的，脑子都撞坏了，开颅手术以后血肿不消，一直在昏睡、高烧，对他父母来说，如果他能像我妻子那样只是骨折就好了。但每个病人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中，我妻子对骨折也感到万念俱灰，她不能翻身不能坐，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已经连续几十个小时，以后不知还要躺多少个小时，不，对她来说那煎熬是以分钟计的。护士们为了防止她发褥疮，每个小时都要抬她的身体，这时她的断腿就钻心地疼，每天十几次忍受这样的疼痛，我在门外都能听见她的惨叫。ICU永远不关灯，她不知道这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知道是星期几，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她想分散注意力，但里面不让看书看手机，怕影响病人情绪，连收音机都不让带进去，据说它的电波会影响医疗仪器。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我在纸条上写字，用透明胶把它贴在饭盒盖子上，护工把饭送进去时她就看见我的信了，她也能在纸条空白部分回信，因为我托护工把一根圆珠笔芯带进去了。护工每次把空饭盒送出来时笑着对我说：“又有你的情书了。”实际上我们的“狱中情书”很朴实，这是写在烟盒纸、收据、各种碎纸片上的——
现在是星期三下午六点，明天下午四点半我们又可以见面了。你怎么样了？
我现在像婴儿一样事事被人伺候，每移动一步要费老鼻子劲儿，吃喝拉撒都在床上，睁眼不知白天黑夜，一切都与外界失去联系。现在有个问题，腰部剧痛不能动，如果不是骨折就是肌肉受伤了，一使劲就剧痛。问大夫，能用中药贴膏不？说可以，就走开了，不知是自己买，还是药房开？你帮我问问。
我问过大夫，他说骨折可能性很小，要是骨折你就侧不了身了。我求大夫检查一下，他说这要预约，不知他会不会去预约。但目前即使检查出来，也无法治疗，只能等你离开重症室才能做骨科治疗。现在你先贴上膏药看能不能缓解。注意，疼处是不是在麻醉针眼上，麻醉针损伤脊柱韧带也可能会像扭伤一样疼，而且会疼很多天。
星期四上午了。昨天为什么多要一块膏药？哪儿还疼？除了粥和蛋羹，还想吃什么？
昨天屁股上疼，就多要了膏药，贴了好多了。今天就是粥吧，别的想不出来，怕你不方便买到。下午桃子来个吧。
今天是星期五，你怎么样？
做了一晚上梦，梦见你在一边，醒来只有护士。白天没事干光睡觉，睡不着只好大吵大闹要安定片，才睡到天亮。今天腰好点了，腿不疼了，不动就不疼。直腿呆着，有书看就好了，不然白天睡多夜里失眠。中午有馄饨没？你要吃饱吃好！别上火。 ……
那段时间，小书房汇来了捐款，张冬代表大家焦急地询问海杯子的情况，我如实汇报，海杯子的危险期还没过去，“我们一起祈祷吧。”当时她看起来是ICU里最有希望活下来的，能喝粥能说话，但脂肪栓塞随时有可能引起猝死。后来，海杯子终于离开了ICU，我认为这是大家的祈祷显灵了，并且告诉了张冬。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除了祈祷别无对策，我求医生吗，医生说，脂肪栓塞没有特效药，基本上是靠患者自身的抵抗力，慢慢溶解血液中的脂肪颗粒。我说她腿疼腰疼，身上有玻璃渣，苦闷绝望……医生都不当回事，只说：“先保命再保腿吧。”我整天用手机查脂肪栓塞的知识——它的死亡率是多高、是不是有新药可以试试、溶化那些颗粒需要多长时间……其他家属看我睡在硬板凳上只盖几片尿布，告诉我医院小卖部就可以买到被子，可我不冷，就算冷我也想忍受，因为我所忍受的，比起我妻子所忍受的，要轻得多得多！我躺在硬板凳上，至少还有翻身、坐起的权利吧，她连这个也没有！她那么热爱自由，喜欢远足，能够一口气登上古城墙并且摘一篮子麻黄果，现在却被约束在ICU的牢房里。想到这些，我的泪水就止不住，躲开家属们的视线，对着黑暗的墙壁流泪。
这些家属有更大的不幸。就拿那脑血肿小伙子的父母来说吧，他们在ICU门口已经打了十几天地铺，钱花了十几万，还没看见一丁点儿希望。老父亲告诉我：“头几天，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想着我们凭什么遭这个报应，我们不招谁不惹谁的平凡老百姓怎么就遇到这种事，我们上辈子欠谁的了！现在我认了，只要儿子活着出来，借多少钱也认了，几辈子白干都认了！就算他出不来，钱都白扔在这屋里了，我也他妈的认了！”护工天天叫我去买粥，老两口看着非常羡慕，他们的孩子现在是靠输液维持生命的。大概二十天的时候，护工突然叫他们去买小米粥了，妈妈把粥端回来时手直抖，护工嘱咐她把米粒撇出去，把稀的给病人喝就行，她哆哆嗦嗦根本撇不净米粒，我就帮她，好歹把几口稠汤弄出来了。她把汤交给护工，满怀希望地等在ICU门口，她想，护工把孩子吃完的空碗送出来时，一定还能带点儿什么好消息出来。她在门口一直站了两个小时，护工终于把碗送出来了，里面的汤却一丁点儿也没动过，护工带出的消息是：那孩子一口也不吃。老母亲一下哭成了泪人。
ICU是人间悲剧的集中地，在我妻子住的ICU里，还有一个植物人，不光喉咙被切开、插进了呼吸机的管子，进食也靠管子，甭管稀粥还是蛋羹都从塑料管直接灌到她的胃里去，她连人间基本的乐趣都体会不到，却已经熬过了一年，还不知有多少年要这样生不如死地活着。即使她想解脱，也无法向儿女们表达，儿女们只能继续将她孝敬在这里。这里每日的开销是四五千元，就算她有高额医保，每月自费也达八九千元，这对她的家属也是严酷的考验——他们只是普通职工，不是偶然凑八九千元救急，而是，只要老人没去世，每个月就要花八九千元。如果生命真的永恒，如果浮生之后真的有无限的极乐世界，那么人世间的磨难也就是一刹那吧，将来对这些电光石火、梦幻泡影可以一笑了之。
我妻子在ICU住了一星期。有一天给我们“递情书”的护工悄悄告诉我，我妻子快出来了，氧气面罩已经摘了，只是鼻孔里插两根细管子输氧，她血氧现在是90左右。谢谢大家的祈祷，她的血液终于溶解了争夺氧气的脂肪。我妻子“刑满释放”后，又告诉我一件事：脑血肿的孩子能说话了，我妻子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他恶狠狠地说：“没有！”再聊才知道，这小帅哥是失恋后喝酒开车才撞了树的。我把这孩子说话的事告诉他父母，他们乐坏了。过几天，那孩子烧退了，他父亲来到我妻子的病房，作为回报，汇报我在ICU门口的表现——我睡硬板凳不盖被子、不吃东西、悄悄哭等等，原来都让老人家偷看了。
我妻子回普通病房后开始做手术前的准备。为了排除肺部的积水，要吹气球练肺活量，腿呢，从住院第一天到现在一直吊着秤砣，为了把大腿的断骨拉归位。旁边有一位断腰大姐，也吊着秤砣，其使命是把腰椎拉回正确的位置。任何探视的人一进病房，首先看见的是两大砣铁吊在床头，然后看见两个女人不屈不挠地撑着上半身，抵抗着秤砣的拉力，她们还要一寸一寸地往枕头的方向挪自己的身体，好让断骨拉得开些。我开玩笑说，她们俩是国家秤砣队的，要抓紧训练，而我媳妇与大姐不同，还是国家气球队的。她特别、特别渴望的，现在唯一奢望的，就是坐一坐。可是，好不容易把断骨拉开，只要一弯腰就前功尽弃了，而且肯定会疼昏过去。大姐安慰说她腰没事，做完手术就可以坐起来了，于是她日日夜夜憧憬着手术，每一分钟都等待着医生进来通知手术。一天，两天，这样的通知始终没有来，她又绝望了。也就是这段时间，她反复想到漪然。漪然一辈子都躺在床上，她只是一个月，就受不了了，现在才理解漪然是多么坚强！2011年8月4日，她终于又上了手术台。
车祸手术之后
对她的手术计划，是从膝关节插两根钢条进去，一上一下贯通大腿和小腿的骨头。小腿是要重新做的，上次做的不算（上次还有一个金属把手直接钉在她的胫骨上，这次要取下来）。在手术室换床时，护士们小心翼翼地托着她的大腿、小腿，却把她弄得很疼，疼得大喊“不做手术了”，这时一位戴眼镜的男大夫过来，拎着她小腿上的钢把手，反而让她觉得不是很疼。在她印象中，这次手术有十几个医生参加，主刀医生还讲课，估计中间有好多实习医生。医院对她的病例非常重视，实际上从脂肪栓塞开始，她就成了重点保护对象、活教材，成了标本。医生们小心翼翼设计她的手术方案，在脂肪栓塞的阴影下不敢使用粗钢条（怕钢条插进骨髓时挤出过多的脂肪），又要她接受这样的风险——细钢条固定不牢靠，将来骨折处可能会松动，可能长不好，那就要再做手术，把屁股上的骨头切下来补腿骨。
医生们的头儿是积水潭医院过来支农的一位专家，三十多岁，清瘦修长，戴着眼镜，在这里却是压倒一切的权威，大家都很服他，每一例大手术都要他主刀。他一天至少要做一台手术，忙的时候好几台。延庆这里车祸特别多，有一天晚上120连着来了八趟，骨科大夫们就做了八台手术。我觉得这里山穷水恶，月黑风高，每当经过这里，看着路边的黑风林，就有一种不安。要在这里做生意，恐怕有两种很好的选择，一是开汽车修理厂（我的车放在那里半年都没修好，因为急需修理的事故车太多了，把院子都塞满了）；另一种是开骨科医院（不过这不容易得到执照）。延庆县医院骨科每当传来120的警报声，医生们就开始奔走，不一会儿一辆钢床把血肉模糊的患者拉来了，刚要打烊的手术室又得开张了，遇到人手不够，值班医生也得上，就像去打群架一样。
十几个医生把我妻子拥进手术室时，她陷入了混乱状态。一块蓝布挡在她面前，不让她看到自己的腿。她这儿被扎一针，那儿被扎一针，不知道这些针是干什么的，但总有一针是麻药，她下肢失去了知觉，还迷迷糊糊睡着了。醒来时，她听到蓝布后面叮叮咚咚的声音，觉得是一群木匠在干活儿，他们在锯、在敲、在砸的东西，不像是她自己身上的。他们真的使了很大的劲，每个人都满头大汗，但她冷，冷得钻心，好像是赤身躺在雪地里，她的双臂平伸了不知几个小时，酸疼难耐，她求大夫们给她盖被子，给她松松胳膊，没人理她，她叫唤起来：“还没有完吗！”“我不做了，就这样吧！”“我真的不做手术了！”他们还是不理睬，主刀大夫正在给其他医生用投影仪播放刚才手术的步骤，我妻子哭起来：“我冷啊，你们不能等我出去再讲课吗？”有个医生训她：“坚强点！再坚持一会儿就完了。”但麻醉师拿来一块蓝布盖在她胸口，还把热水袋放在她胸口和手心上。好不容易讲课停了，医生们继续敲骨头，我妻子只能等下去，这时她又想到了漪然，漪然光是腿上的手术就做了六次，她才做了两次，觉得自己确实该坚强一点。也只有这样想，才能让她在彻骨的寒冷中熬过后面的时间。
后来医生承认，她在手术中的寒冷不是娇气，是确实出现了生命危险，钢条曾经把脂肪从骨髓中挤出来，医生们临时改变了方案，不再从膝关节插两根钢条，而是分别从股骨头和踝骨插进去。她听见的“打家具的声音”，实际上是把钢筋往骨髓里砸，这是个力气活儿，所以骨科手术师通常都身强力壮的。医学课转到她的病房里了，积水潭的医生更加骄傲地讲述他怎么急中生智应对了一个有脑瘤病史、脂肪栓塞史的粉碎性骨折患者在手术中突发的生命危险，就差把投影仪搬到病房里来了。有一位医生笑话我妻子娇气，她顶了一句：“你当然不懂，你又没骨折过！”这医生笑了，确实啊，一个骨科医生接了那么多骨头，自己却没尝到过骨折的滋味。电视上也把骨折表现得过于简单——英雄从墙上跳下来，骨折了，然后一位美女给他敷药，过几个镜头，他活蹦乱跳又去冒险了。实际上没有这么浪漫，骨折后的疼痛、血肿、下面的紫色淤血、脂肪栓塞、肺积水、窒息、高烧、褥疮、ICU、不自由……要持续好长时间的。我妻子在ICU病房里无法动弹时，整天想：等我好了，我第一件事就是痛痛快快地走它一百公里！
我们现在还是非常感谢延庆的医生们的，积水潭的那位支农大夫领导他们采用新技术，在病人身上只开很小的口子，就把钢条插到骨髓里去，这样，术后感染的概率就小了，而且肌肉和血管没怎么破坏，骨头长得快。我在手机上查到的过时资料说，骨折手术后一般要发烧几天，然后几个月不能下地，像她那种大腿小腿都断的，能先长一处就不错了。我把这些事情告诉她时，她很愤怒，“我已经从手术室活着出来了，满心希望康复，你怎么能说我可能还要进一次手术室，用屁股上的骨头补小腿呢？你老老实实去给我买骨头汤就行了！”她在手术后一点儿也没发烧，可能是小时候不爱吃药抵抗力本来就强，也可能积水潭的大夫倡导的秀气小刀口手法确实管用。麻醉师对她也很好，不仅以女人的慈悲在她觉得自己快要冻死时给她盖了一块布，还在她身上装了止疼泵，这是一种连在脊椎上的麻醉药管，有按钮可以自己控制，她离开手术室后疼得难忍，我就按一按那按钮，麻醉药就进入她的脊椎了，于是她在术后的疼痛中居然能睡着。坐起来的愿望在几天后实现了，她觉得天旋地转，正好有一位朋友来看她，她眼花得都认不出朋友了。
对她来说还有一件大事——护工大姐心血来潮，把她推到了户外，当时我们还没买轮椅，这位大姐是把几百斤的铁床当成一个大轮椅推的，她们躲过护士的监视，溜出了住院部，于是一个月来，我妻子第一次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了树上的小鸟。在小鸟的歌声里她给小书房的漪然打了电话，讲了自己住院的情况、治疗的情况，我看见她两眼含着满满的眼泪，硬忍着没有掉下泪来。
这位护工大姐有一米八高，胳膊粗壮，声如洪钟，特别适合做骨科的护工，她用厚实的巴掌托着我妻子的腿，逼她做康复训练，出院前必须屈膝到90度，不管多疼都要达标，不然肌腱和骨头会粘在一起，以后还要动手术分开。我妻子达标了，成绩是120度。护工大姐有力的膀子，像康复机的铁臂一样匀速运动，帮她每天突破10度。她把接屎倒尿的活儿全包了，从来不皱眉头，她一口一口喂病人饭……我觉得从事护工这一职业的，都是菩萨下凡。他们在家乡有土地，在城里也可以打其他的工，挣钱可能更多，但他们仍然选择这一职业，无法做其他的解释，就是活菩萨。
8月底，她出院了，流泪告别了护工大姐，躺在了我租的面包车上。一路上她紧紧攥着座椅边，司机每一次加速都让她心惊肉跳，我和司机一说话，她就阻止我，窗外飞驰而过的大车小车都让她恐慌。我虽然装得满不在乎，实际上一路上双脚顶着车的前壁，唯恐一次撞车再把我的头甩向挡风玻璃。后来我打的，只要坐在后座上，就把双脚搁在前面两个座位之间，而不是某个座位下面，妻子小腿被前座压断的事，也给了我深深的刺激。她还嘱咐所有坐车的人，永远永远地记住，系好安全带，车是一个铁壳子，它被撞一个坑不要紧，就怕里面的人没有固定好，乱滚乱翻，她当时很可能是从后座滑下来，小腿插进前座下面的。
回家两个月以后，我带她照X光，发现她大腿小腿的骨头都长了，骨痂像棉花团一样裹着断处，真是大喜过望。我原以为两个断口先长一个就不错，延庆的大夫还说过钢钉不够粗，断骨可能晃来晃去，结果呢，她的骨头很争气！这也归功于黄瓜籽粉。我在医院里就开始找民间续骨神药，弄到了河北怀来的秘方，还给她涂了内蒙的药酒，效果都不好。有一种类似于黄鼠狼的动物叫“黄鳐狸”，它的骨头焙干磨成粉据说七天就能让人的骨折长好，黄鳐狸在自然界是凶猛的食肉动物，可以群攻水牛，跳到水牛头上先挖水牛眼睛，再吃水牛脑子，黄鳐狸自己骨折后躺一会儿就好了，是河南平顶山产的，我差点儿就要去平顶山，但听一位邻居说，做了骨科手术就不能再吃这药，因为骨头上有钉子了，吃了这药，骨头长得太快，会把钉子崩掉。没想到，几块钱一包的黄瓜籽粉就让我妻子的骨头长了，这主意是女儿的钢琴老师出的，于是我在网上搜黄瓜籽粉，开始以为要从种子公司买黄瓜的种子，自己磨，但淘宝有现成的药用黄瓜籽粉，我就买了，每天冲水给她喝。
仿佛还有一件好事，她出车祸以后，左眼视力恢复了，好像脑瘤缓解了。我便在张冬等朋友中散布一种言论——车祸把海杯子的脑瘤撞没了，老天用一劫代替了另一劫。我甚至联想到在内蒙拜佛的事，我们当时在藏传喇嘛庙里祈祷开颅手术顺利，结果变成了开腿手术，脑科医院的业务被骨科医院截了。我认为开颅手术注定有磨难，老天用开腿手术替代了它。不管怎么说，延庆的大夫一定想知道他们的实验动物怎么样了，我就把上述情况反馈过去，他们在电话里很兴奋，有一种“作品得到了肯定”的成就感，这么柔弱的女人大腿小腿一起断，还经历了脂肪栓塞，结果两个断口一起长，这确实是很少见的啊。我猜某位实习医生要用她写毕业论文了。
下篇：头部手术之开始
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北风吹了，冬天来了，很快到了11月初，我妻子腿骨的骨缝开始愈合时，脑袋又闹事了，白天疼完夜里疼,疼得整夜不能睡觉了。
“腿部有钢钉是否能做开颅手术”的问题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上个月，三博医院的熟人听我们问到开颅的事，坚决拒绝：“钢钉没取出来，不可能开颅，因为开颅前后都要照核磁，钢钉遇到磁场会蹦起来的。”这就是说，我们至少一年不用考虑开颅的事了。这让她放松了一阵子，当时她左眼视力有恢复，觉得脑瘤消停了，我也觉得车祸是上天安排来替代脑瘤的，人不应该那么倒楣，几个月把两样祸事都占全。
但现在她又开始头疼，我们就得面对现实了。我带她去本地医院做了个CT，医生说脑瘤已经转化为实性的，也就是钙化了，必须尽快切除。那么切除就要照核磁，钢钉又要在磁场中蹦起来，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就在“好大夫网”咨询。海军总医院的大夫明确告诉我：开颅不一定要照核磁，钢钉不影响开颅。我对海军总医院的立体定向产生了希望——不开颅消除脑瘤，从四面八方用射线轰击脑瘤。大夫看了我传的CT片，说射线对她已经不管用，只能开颅了。后来协和医院的大夫也告诉我们，开颅是必须的，腿部钢钉不影响开颅。到现在，凡是医生看了我们的片子都只有一个建议：开颅。
我开始查开颅的并发症。尿崩、电解质紊乱、意识障碍、狂躁、抵抗力下降、血栓、颅内感染、血肿、脑积水、偏瘫……又使我畏惧了。她倒不在乎，她叫我别查了，她对开颅的种种并发症早已有思想准备。
现在不开颅又能怎么办呢？疼死？等着它变成恶性肿瘤？脑瘤群里一个开过颅的人说的话又使我不寒而栗，她上了呼吸机，而且据她说，开颅的人全得上呼吸机！她苏醒后发现自己气管里插着管子，很不舒服，可又无法叫喊，就使劲踢床，让护士拔管子。延庆ICU的呼吸机给我留下了极为恐怖的印象，如果开颅手术都要上呼吸机，我真的要重新考虑这个手术做不做了。
搜“开颅 呼吸机”，我得知不仅开颅，而且所有全麻手术都要上呼吸机！全麻后病人是没有自主呼吸能力的，管呼吸的肌肉都被一种叫“肌松剂”的药物麻痹了。有个帖子还贴出了手术室、全麻器械、全麻病人的照片，病人是全裸的，一根大管子插进嘴里，两根小管子插进鼻孔。我仔细找有没有切开喉咙，不确定脖子侧面的细管是不是通过气管切口插进去的。后来又问QQ群里那个病友，才知这呼吸机不切气管，只是从嘴里插管子。又在网上搜索得知，呼吸机分“有损呼吸机”和“无损呼吸机”，全麻一般使用无损的，除非出现危急情况，一般不切气管。谢天谢地，恐怖的呼吸机，对你的搜索告一段落。
有时候会突然有一个问题冒上心头，然后我就去查，“实性是不是好切些？”“实性和钙化是一回事吗？”“颅咽管瘤全切除的概率多大？”……每次搜索总能让我看到一些怵目惊心的字眼。在对手术的恐惧中我又想到一个搜索关键词——“脑瘤秘方”。与此同时她在床上叹息：“要是能不开颅该多好啊。”
我搜到了绛县偏瘫医院的广告，声称有效再付钱。打通电话，对方说确实如此，我说现在瘤子基本上是实性的，中药还能不能治？对方立刻说不行。我说动了手术后用中药巩固呢？对方说：“你别花这个钱了，就这样，挂了。”看来我还真找到了一个诚实的中医，可惜到了中药治不了的时候，才验证中医的诚实！除此以外中药方子、中医还有无数，可你相信谁呢？每个方子都要试好几个月才知道有没有一点儿疗效，哪耗得起？
要做手术的话，就找早已选好的三博医院，找石祥恩大夫。之前以为他的号很难挂，拐弯抹角找了个熟人在7月份预约了他，因为遇到车祸耽误了，那个熟人又说腿上有钢钉不能开颅，不肯帮忙了，我便自己打三博医院的电话，没想到，石祥恩的号当天就约上了。
取号排队时，有个病人增强了我对石祥恩的信心，他说：“我在天坛拉了两刀，都没切干净，到这儿来拉第三刀，切干净了！是石大夫做的！我今天是来复查的。”候诊时他一看我老婆的片子就笑，我说有什么好笑的，他道了个歉，说：“我看你媳妇的片子，就像当初看自己的片子，瘤子的位置、大小，都一模一样。”
石大夫九点过从住院部赶来门诊了，他是全亚洲最好的颅咽管瘤医生，全切除率达到95%。我一见面就告诉他，我媳妇拿一条腿做见面礼——三个月前在找他的路上断了腿。他看了我媳妇的片子，想都不想就说：“立刻手术，不能再拖了，再拖影响内分泌，骨头也长不好。”我问钢钉是否影响手术，他肯定地说，不影响。护士又告诉我，来住院不用找石大夫，直接给办公室打电话约床位就行。
实际上我对开颅手术抵抗到最后一天，从三博医院回来后，又对伽玛刀又产生了希望，这只不过是因为我忘记了一年前得知的伽玛刀无效的种种理由。我还有一种幻想——万一伽玛刀技术在这一年里又进步了呢？现在有了“超级伽玛刀”，二炮医院的最好。去二炮之前，我查了伽玛刀的并发症（骨科手术的脂肪栓塞，使我对任何手术的并发症都很敏感），主要是脑水肿，引起头疼，而且有的头疼一年半载，你说，做伽玛刀就是为了治头疼，要是治完以后还头疼，甚至更头疼，那还治它干嘛？我见到医生后提问的重点就是：“我媳妇用了伽玛刀以后，能不能马上消除痛苦？”对方说：“有可能。”（我知道这是“不一定”的委婉说法。）我又问：“听说伽玛刀出现脑水肿并发症的概率高达60%，那么你们有什么办法应对？”他说轻的可以吃药，重的要手术引流，又说大部分脑水肿是患者自己感觉不到的。但我不敢冒这个险，我对伽玛刀的希望破灭了。
我们从延庆到香山的旅途，经过了三个月，终于走完了。
三博医院在香山脚下，离北京植物园南门就一站地，在一条小胡同里，路边挤满简陋的店铺和民居。三博医院和化工医院共用一个院，前者有一幢门诊楼、一幢手术楼和一幢住院楼，但它出名不是因为它环境怎样，而是因为主刀大夫和内部设施好。我们到了石大夫负责的外三病区，这是住院楼内的一条走廊，两边都是病房，推开沉重的门进入走廊，感觉又闷又热，一位表情严肃的护士在前台候着，我们说石祥恩大夫建议我们住院，她就给我们登记。病房的房门基本都关着，我们打开自己的房门，感觉更闷更热，但最起码这里的暖气提前来了而且足够，太闷了可以开窗户。病房的设施虽然干净整洁，却只有一张固定的床，这当然是病人专用的。另外有一张行军床，折叠着靠在墙边，它的配套设施是一张褥子和一床被子，折在卫生间里。卫生间还好，马桶、洗脸池、洗澡喷头都齐全，水是电热的，房间里还有几个柜子和一个小冰箱，墙上还有一个不错的液晶电视，打开能看三十几个台。我觉得这里比宾馆差的地方只是床少些。护士说行军床可以到门卫室租，被褥也是。
有个医生要了我们的片子去看，他的值班室就在这走廊里。这是北京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又在美国念完了博士后，我又得知石祥恩的助手基本上是有博士学位的。大夫看了片子，说瘤子钙化程度很高，全切除难度大。我问，手术后能不能用些中药，他嗤之以鼻，实际上我接触过的西医全都反感中医，就连当初的骨科大夫听我说要买什么“接骨秘方”，都哄堂大笑。
我想知道西医的手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我妻子的病痛，医生没给具体答复，实际上我知道问也白问，反正这个瘤是必须切掉的，我们已经抵抗到最后一天，最终下决心来到这里，还怀疑什么呢？我妻子唯一关心的是手术后疼不疼（骨科的疼对她的刺激太深了），医生给予了很肯定的回答：“颅内是不会疼的，因为大脑根本就没有感觉细胞；要疼，顶多是伤口表面轻度疼。”对于经历过断骨之疼的妻子来说，疼，已经不算什么了。
头部手术之结束
入院当天，护士开始给我们发激素药片，这是开颅前必吃的，我估计这药得吃够了多少天才能开颅，所以我们周末来这里没有浪费时间。上午八点过、下午五点过，都有医生来查房，中间几个小时没事干，我们去游了一趟植物园。实际上有一个念头谁也不敢说出来——如果手术有什么意外，这就是她最后一次欣赏灿烂的阳光了。
我们在闷热的走廊里认识了一些病友，有一位东北大姐，已经做过两次开颅手术，都是石大夫做的，石大夫在天坛时，她在天坛做，石大夫来到三博，她又追到三博，她可以说是石大夫的铁杆粉丝了。我问她，两次都没切干净，她怎么还信任石大夫呢？她说这不怨大夫，是她的瘤子转移了。她说开颅一点儿也不疼，术后也不难受，无非就是插管子别扭，尿多些，其他啥事也没有。用东北话说“啥事也没有”特别有味道，后来我们就叫她“啥事也没有大姐”。不过，我从她嘴里掏出了一件事——腰穿。这是从腰椎扎针，吸脑脊液，“啥事也没有大姐”做腰穿后两小时平躺在床上不能翻身，烦透了。我用手机查“腰穿”，发现很多患者在开颅后都要腰穿，而且确实像“啥事也没有”说的那样难受。我没敢把这事告诉妻子。
终于盼来了星期一。一大早抽血查尿，快九点时医生们来查房了，这队伍可比周末的壮观，是十几个白大褂鱼贯而入，很像宫崎峻电影里“汤屋”的客人们，而且他们来临前，护士督促我们打扫卫生的紧张程度丝毫不亚于“汤屋”的青蛙们要迎接客人们，于是我和孩子把那些穿白大褂的天使们叫“客人们”，每天早晨我叫孩子起床，就像汤屋的青蛙头子一样做出神秘的表情，说：“客人们要来了，快打扫卫生！”“客人们”领头的是石祥恩大夫，他显然对我妻子印象很深，一进屋就问“腿怎么样了”，一个脑科医生见到病人不问脑袋怎么样，问腿怎么样，是因为他记得这个病人在拜访他的路上遭车祸断了腿，他还把她“拿一条腿做见面礼”的故事讲给其他大夫听，又吩咐：“这个病人的手术，要尽快安排。”
之后，问题的焦点在我妻子腿上的钢钉。医生们说，只要是钛合金的，就可以核磁。骨科病历写着钛合金，但我怕里面有铁元素，在核磁机旁边蹦起来，又打电话给延庆县医院，那边的医生很肯定地告诉我，他们在我妻子腿骨里放的钛合金髓内钉、锁钉，都可以安全地接受核磁共振。
随后做CT、眼科检查、核磁共振。在核磁室，我还是相当不放心，医生允许我站在核磁机旁监视，好在我妻子一直没有不适，倒是我裤兜里的钢蹦儿被磁场吸起来，把裤兜顶起一个包。
星期二，我们接到了手术通知：明天上午八点手术，今晚不能吃喝。下午，护士来剃头，她在这方面太业余了，把病人刮疼了，我们自己加了一些洗发精，剃起来才顺溜些，我媳妇成了一个小尼姑，后脑勺还有刀片刮出的血。这时有很多朋友来看望她，她自己给自己打气，不停地说笑，说自己是个漂亮的尼姑，很喜欢自己这个样子。
星期三，手术突然被推迟了，有人夹塞到我们前面了，据说那是个小手术，只要两三个小时，中午十一二点就能轮到我们。我们白饿一晚上了，现在又不能吃喝，只能输液。输液只能补充水和营养，但并不能阻止胃产生饥饿感。她为了忘记饥饿，不停地和来访的朋友们聊天，仍然很精神，很乐观。“啊，到今天晚上，我就是一个没有脑瘤的人了！”实际上这几天她还犹豫过要不要开颅，因为入院以后头又不怎么疼了。我说这可能是护士每天送来的药片的作用，她就打消了幻想。
到十二点钟，还是没人来接我们，上一台手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她饿极了，大家也饿，但都不吃午饭，怕刺激她的胃口。本来我可以带大家去饭馆吃的，但那样一来谁守着她呢，万一我们不在的时候手术室来人了怎么办？我们就一直熬着。
终于麻醉师来了，一个女的，很温和，照例向我宣讲了麻醉的危险。全身麻醉最恐怖的倒不是呼吸机，而是深静脉穿刺，针从锁骨扎进去，有扎破大静脉的可能性，但有什么办法呢，到这儿来就得赌。
主治大夫来了，把我叫到办公室，宣讲开颅手术最大的风险。颅咽管瘤位置深，与下丘脑、垂体柄等要命的器官结合紧密，手术难免会损伤这些部位，引起尿崩、电解质失衡等并发症，正常情况下一两个星期可以控制住，某些患者甚至可以没有这些症状，但也不排除长期忍受的可能性，我妻子的瘤钙化程度严重，切除难度大，但具体有多难，要等开了颅才知道。好的方面是，从片子看，它边界较清晰，似乎没有侵入周围组织，又是第一次开颅，有可能全切除。血栓是颅咽管瘤手术常见的并发症，特别是我妻子有条断腿活动不方便，血栓的概率比一般人还要大，术后多活动固然可预防血栓，但血栓一旦发作是很危险的，腿肿起来倒好办，怕的就是血块顺着循环系统进入肺部，引起肺栓塞、猝死。偏瘫的发作率虽然低，但也要我知情。颅内感染，手术时间越长，概率越大，我妻子的手术预计五六个小时，若因意外因素延长到七八个小时，颅内感染的概率就大了。一旦如此，有可能需要二次开颅治疗。另外，开颅可能会影响颞叶、额叶，这些地方是管情绪和记忆的，因此术后患者可能会狂躁、记忆混乱……我听完后说：“很多家属听了这些恐怕都不敢手术了吧？”大夫说：“你们到这儿来，肯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刚才说的那些，恐怕你也在网上查到了，既然来了，一般是下定了决心的，不过如果患者此时放弃手术，完全可以办出院手续。”我签了字。
下午一点半，手术室的车来了，伴着轰隆隆的轱辘声，手术室的听差在门口大叫我妻子的名字。我们把她扶上车，听差嗖嗖地抽走她的片子，挂在车头上，让我们帮着往手术室推。都没出住院楼，穿过一楼的另一个病区，就到了手术楼，再上电梯到了二层，我们就面对着手术室大门了。这医院有六间手术室，全藏在这大门里。从大门往里看，只能看到第二道门，根本看不到手术室的情况。大门口的一排椅子上坐着焦虑的家属们。载着我妻子的手术车迅速进入大门，消失在第二道门后面，我就只能在大门口守候了，听差告诉我，在手术期间别离开这里，里面有事会来叫我。
在等待期间，我看到ICU就在手术室旁边，但比延庆的ICU封得严，大门都是关的，但探视时间每天下午有一次，这又比延庆人性化。天啊，我不要探视，最好是做完手术在里面只待一晚上（这一晚上是常规的）就出来。ICU对面有个行军床，两个愁眉苦脸的家属在上面坐着，想必是患者进入ICU好几天了，不知什么原因出不来，但愿我们不要遇到这种情况！
手术只用了四个半小时。六点左右，手术室大门里面影影绰绰的，然后门一开，护士大声叫我，我就冲过去。手术车出来，毫不停顿，直奔ICU，我在她脚那头帮着推车，根本没有时间仔细观察她，只瞥见一根塑料管子插到她嘴里。她消失在ICU大门后面，护士又叫我在门口等着，一会儿有医生过来报告手术情况。等了一个小时左右，管她的医生来了，说手术很顺利，是全切除。晚上还要照一个CT，叫我回病房等候。
全切除！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另一个好兆头是手术时间比预计的少了一个小时，这说明手术确实顺利，颅内感染的概率也低。夜里10点过，又通知我去ICU，我们把她沉重的铁床推到CT室，她眼睛睁着，管子已经不在嘴里，我们把她搬上CT床时，她还很配合地动了动。我告诉她“手术顺利”、“全切除”这两个关键词，她表情茫然。
CT证实了全切除，而且没发现颅内出血和积水。以前被白色肿瘤占据的部分，现在成了黑色的空腔，只有一个很小的白斑，医生说这是止血棉，是可以被组织吸收的。
次日中午，她回到了病房，戴着氧气面罩，还有测心率、呼吸率和血氧的仪器和导线，输着液，脖子上插着一根细管子——这就是深静脉穿刺。我很担心她侧身时这根“长针”会扎破她的深静脉，但护士告诉我，这是一根软管。她血氧是98～100，即使摘下氧气面罩也有95以上，这使我很欣慰，当初脂肪栓塞时血氧85让我心有余悸。她大部分时间在睡觉，尿是自动从导尿管排出的，医生让我准确记录她的水分出入量，目前她的并发症是尿崩和低钠。
次日她摘掉氧气面罩，话音微弱、发颤，但没有出现被呼吸机管子刮伤的那种沙哑。她很多话是胡话，比如“我什么时候开始手术？（明明手术已经结束了）”甚至以为自己要做的是骨科手术。从全麻到ICU的经历，她完全不记得。有一次她说：“我好像觉得这是老冉家？”这是我们十年前住过的地方。她也会一时忘记自己腿断过，要下地撒尿。医生说开颅后都会有这种意识障碍，过五六天一般会好。其实她的意识障碍算轻的，有个病人从ICU回来后打人骂人。
到第六天，她还是糊涂，还是经常忘记自己腿断过，她变得冷漠寡言，话音粗哑，语速极快，似乎大脑曾经暴露在空气中让她的思维加快了，她还埋怨我们听不懂她说话。她不让人抚摸，一看见孩子就烦，只有一次在我靠近时伸手摸了我的脸一下，但马上就恢复了冷漠。我在网上查相应症状，发现了“颞叶癫痫”，这是开颅手术的并发症之一，不像普通癫痫那样抽风吐白沫，只是意识混乱。有些颞叶癫痫会持续一年以上甚至终生，严重的要重新开颅，切除异常放电的颞叶。还有一种叫“额叶癫痫”的也有类似症状。如果她确实以某种癫痫代替了颅咽管瘤，我们应该感谢上帝不让她头疼了。
好在随后几天，她的情绪缓和了，说话的速度放慢了，声音不像海盗的那么粗了，也许是呼吸插管的副作用消失了？她词汇表还有些乱，比如想喝水时会说：“给我铅笔盒。”我提醒她，那东西不叫“铅笔盒”，叫“杯子”，她还很愤怒，“那就是铅笔盒嘛！不是铅笔盒又是什么呢？”可见她脑子里的词汇表错位以后还贴得很牢固。晚饭时她吩咐孩子：“给你爸爸打点酒来！”实际上她想的是“打开水”。她的词汇有时会受我们影响，比如我刚说到袜子，她想撒尿，就说：“给我袜子！”我给她袜子，她说：“不对，我要的是袜子！”我说这不就是袜子吗，她急了：“袜子！这很难理解吗？我要的就是袜子呀，一吐为快的那个东西。”我这才明白是尿壶。她的胡话有时挺可爱的，“莫殊涵，把我最优秀的外套拿过来。”我和孩子都笑了，她要的是“最漂亮的外套”。
现在她的吐字已经很清楚了，刚开始，像梦呓，说梦话的人觉得自己说得很清楚，其实没说出口。有时不完全是梦话，她睁着眼睛确确实实在和我们交流，我觉得这像是催眠状态，在她大脑中发挥作用的是在催眠术引导下与催眠师交流的那一部分，人脑真是神秘啊。现在她的谵妄症状已经消失了，而且自己不记得。
每天抽一点血，查她的钠、激素、糖，每天吊瓶，她烦透了，我只好劝她：“你比其他病人强多了，人家手术后昏迷不醒，发高烧，偏瘫的都有。”恐怖的“腰穿”一直没有降临到她身上，她最吓人的是一次晕眩，那天早晨她驻着拐杖站在门口，靠着墙，站着站着就软了，往下滑，我赶紧扶她，发现她翻白眼，就大叫：“医生，快来呀，这是怎么啦？”医生帮我把她架到床上，她又醒了。后来又是测血糖又是量血压的，还把血氧仪搬来了，都没异常。应该不是早餐缺营养，也不像脑积水和血肿，医生说腰是这样她肯定不会这么快缓过劲儿来。分析来分析去，恐怕是她失水过多——昨晚尿了将近两千毫升，喝水才喝了几百毫升。医生向我强调，水分平衡是很要紧的，做了颅咽管瘤手术的患者，下丘脑不一定知道自己口渴，要主动给他们补充水分。后来我就非常在意她的水分进出表，只要进量小于出量就强迫她喝水。每天晚上，只要她尿了，就要她喝水。
她不爱喝水，却爱吃，每天输液加激素让她想吃，她特别爱吃软软的甜点，这都是她以前最反感的，现在她抓起一袋食品像个小动物似的翻来翻去，找到自己爱吃的，还分一份给旁边的人，真心实意地劝人家也吃。开始我是宠着她吃，可她肚子都撑圆了还想吃，直吃到水都喝不下去，这就太吓人太恐怖了！医生说这也要控制。于是她吃到一半时我们就狠心地把她的食物剥夺。她还有个不适是头顶隐隐作痛，我跟她问清楚那不是刀口疼而是“从里面来的疼”后，就紧张地找医生，可医生说这是正常的，养一段时间就好了。她妹妹上网查到的也是，开颅手术后通常会有这种头疼，过一两月自己会过去。她的疼有点像手术以前的头疼，但没那么厉害了。至少她现在睡得香喷喷的，以前那种头疼是让她睡不着觉的。我还是不放心，问医生要不要照一张CT看有没有脑积水什么的，医生坚决地说：“我觉得是没问题，你要想照，我可以给你开单子。”我想，出院前反正要照核磁，就没难为他。另一位医生说这不可能是脑积水或血肿，否则她会连话都说不利索。总的来说她的预后在整个病区里是最好的。11月29日，输液减为每天一瓶了，她可以少忍受几个小时的不自由了。她柱着拐在病区里走好几个来回，有时在病房里敢扔开拐走几步（似乎大脑发生了一些变化让她胆大了）。
现在她已经完全可以扔掉拐棍，在小区里走一两百米都不成问题，坐骨神经一作痛，就不能继续走下去了，希望时间能治疗这个问题……脑瘤摘除以后再也没疼过，视力完全恢复了，黑黝黝的头发长出1厘米了，疤还没有掉。她的意识也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是有时把刚做的梦当成真的。
相信在我们共同的祈祷下，海杯子会真正痊愈！感谢帮助过我们的所有朋友们！相信将来遇到困难的朋友会得到同样的温暖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