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开篇第一句话便是：“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取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于是文章便用班纳特一家来检验这条“真理”。
其中吉英与彬格莱，达西与伊丽莎白，丽迪雅与韦翰，甚至于柯林斯牧师和夏绿蒂，它们都在阐述一个社会问题－婚姻。
爱情的成分太复杂了，如果把它切分成语素，那么一定涵盖时间，性格，样貌，和理解。而在各式各样的爱情里面，梁山伯与祝英台，一见如故后三年同窗的情谊最后相爱，美女与野兽，贝儿在城堡里与野兽相处却能发现野兽的孤独，傲慢与偏见，从漫长的误会到最后的婚礼，所以相爱的两个人一定需要一个最核心的东西，那就是平等的理解，才能使爱情继续走下去。但婚姻却不是如此，只需要平衡，便可以维持。
而这种平衡就像是重量或是体积的对等，不代表共同属性的平等，正如班纳特太太与班纳特先生一样，因为班纳特太太年轻时的美貌，班纳特先生娶了班纳特太太，于是美貌和智慧成了平衡。这就是婚姻的平衡，类似于利益的平衡。爱情则需要共同物质的平衡。
在达西与伊丽莎白的爱情故事里，一开始就为这两人设置了障碍。达西傲慢的拒绝邀请伊丽莎白跳舞，使伊丽莎白对他产生偏见，达西则单方面的早就认定她们有那些不体面的亲戚。而在西方社会，尤其是阶级社会中，“manners”地位非常特殊，它涵盖了一个人几乎所有的文明教养程度。十八世纪末政治家、思想家勃克曾写过这样的话：“教养（manners）比法律还重要……它们依着自己的性格，或推动道德，或促进道德，或完全毁灭道德。”而不体面的亲戚则让达西认为伊丽莎白的教养不好。
《了不起的盖茨比》里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当盖茨比对汤姆摊牌的时候，汤姆便立马揭穿他的家庭出身，所以永远也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绅士。而黛西的眼神也说明了问题，尽管汤姆举止粗鲁，但是天生的财富让他可以披着绅士的头衔，从而成为一个外人眼中有教养的人。而真正的绅士盖茨比却要用谎言来证明自己拥有绅士的品格。
但显然，在《傲慢与偏见》中，教养却不再是一种家族特权。它单纯的附在了人的身上，就像善良，诚实这种品质一样，所以当达西与伊丽莎白相处的时间里，在彭伯里庄园，使达西完全消除了对伊丽莎白的偏见。
而伊丽莎白呢？当姐姐吉英问她什么时候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美丽的园林那一刻算起。”这句话好像在指达西的财产，其实也是指改变了的达西，如果达西依然那么傲慢无礼，那么她们之间也没法产生爱情的，更不可能有以后的婚姻。
她们尽管在利益方面出现了偏差，但在教养里，却是平衡的。所以这场婚姻里，充满了爱情。彬格莱和吉英亦是如此。
与之相对的则是夏绿蒂与柯林斯牧师之间的婚姻，夏绿蒂追求的“可靠的储藏室，日后不致挨冻受饥。”而柯林斯牧师需要一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太太。于是出现了平衡的点，夏绿蒂得到了房子，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柯林斯也得到了一个太太。而丽迪雅和韦翰更是出于性本能的冲动，完全不顾后果，以致于成了一桩私奔的丑事。
我们可以相对比中国古代的婚姻，《诗经•桃夭》是一首典型的婚嫁诗，也代表了中国典型的婚嫁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这首诗，祝贺人新婚，没有夸耀男方家世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要使家庭和美，说明在中国古代的婚姻观中女子最大的优点便是宜其家室。从本质上说，这也算利益的均衡，就如夏绿蒂和柯林斯牧师一样，各取所需，并且这种利益均等还得是同一个阶级。在《西厢记》，《墙头马上》等一系列中国戏剧里，门当户对，是衡量婚姻的重要砝码。
《西厢记》中张生和崔莺莺两个人自己自作主张地结成夫妻,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放在一边,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情节满足了人们追求美满姻缘的愿望。长亭送别，崔莺莺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所有热恋中的女子一样，这原本已经具有了冲破世俗，打破门第枷锁的自由思想，但为了结局的美满，让张生最后高中状元，我们且不论在封建科举制度里，中状元所需要花费的时间需要多久，只看中状元这个结局，贫穷书生唯一能鲤鱼跃龙门的一个方法，那便是高中。我曾在前面论述过爱情的平衡来源于同等物质之间的对等，而婚姻则更强调利益均衡，所以要使得婚姻美满，张生必须高中状元，达到和莺莺同等的阶级。
《墙头马上》则更是如此，故事讲述了尚书之子裴少俊，奉命到洛阳购买花苗，巧遇总管之女李千金。二人一见钟情，私订终身。李千金被私藏于裴家后花园七年，育有一双儿女，却仍不为裴家长辈所知。终有一日被撞破，但为裴少俊之父所不容，李千金力争无果，被弃归家。裴少俊考取功名，重新求娶李千金，夫妻终于团圆。首先李千金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女子，她是总管的女儿，在阶级层面她与裴少俊是平等的，甚至在宗族这一方面，她是高于裴少俊的。所以结局美满。
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爱情观里，共同物质的相通产生了自由的爱情，她们渴望冲破门第世俗的枷锁，与深爱的人长相厮守，但是爱情的最后必然是婚姻，而婚姻的平衡一定需要阶级的平等。所以大多数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里倘若女性地位低下，那作为另一方阶级的男性，地位也不会太高。这也是表明在宗法制的封建社会，女性没有任何途径改变自己的出身和阶级。所以倡导自由恋爱也不过是自由恋爱，绝非自由婚姻。
这其实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也并不少见。《简爱》里罗切斯特和简阶级分明，所以最后作者给了简一大笔遗产，让她成为一个有钱人，而罗切斯特则在大火中失去了眼睛，说明作者心里依然无法说服自己，平等的爱情就能带来平等的婚姻。能让婚姻美满的只有利益平等。《霍乱时期的爱情》乌尔比诺医生和费尔明娜之间的婚姻里，则是乌尔比诺需要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妻子，而费尔明娜也同样如此，她们的婚姻在一开始是没有爱情的，但是依然能够延续，她们在利益方面也是均衡的。这样看来，中国古代的婚姻最大的平衡点是阶级，而在国外婚姻里，婚姻的平衡点在利益。
家庭是社会文明进程里一定的组合方式，而婚姻则是它的纽带，我们可以相信，自由的爱情是存在的，就如同故事里达西与伊丽莎白，彬格莱和吉英。但自由的婚姻则是不存在的，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也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尽管现代中国的社会逐渐摒弃了宗族阶级歧视，但在一个信息时代爆炸的社会，其他阶级歧视仍然存在。所以维系婚姻平衡的阶级与利益对等也将永远存在于家庭中，决定婚姻是否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