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书摘戳：https://www.jianshu.com/p/490fdfb611c0
在读项飙的《把自己作为方法》之前，我其实原是在读托尼·朱特的《思虑20世纪》。那本书是朱特生病后的对谈，谈欧洲的问题和思想，但因为对欧洲历史背景并不熟悉，直接看对谈关键理解很难深入，困惑也较多，不知为何想起了这本在国内颇为流行的“对谈”，想先拿来看看。
因为对中国的历史背景、地域文化相对熟悉，读书的过程快乐了许多。
总体上，我既时常能感受到和项飙相似的“距离感”，也对各行“精英”亦有警惕，所以对他的很多观点可以点头称是，也很羡慕他能把自己剖析得如此细节却又平静温和。
我尤其喜欢的是项飙对于社会能出现更多“乡绅”的期许：
他观察道：
我们现在跟年轻人谈话，让他坐下来讲一下他们班、他们学校的事情，讲清楚这个体系是怎么运转的，基本的权力结构是什么，主导意识是什么，每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能够分成几类，大部分人讲不出来。
大部分地方院校的老师其实对自己身边的生活兴趣很小，看一下学术期刊上写什么文章，就往上套，主要目的是进入那个话语体系，而不是观察身边的世界。
有人说，中国开始现代化的象征之一，就是官僚退休不回家乡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循环性的关系被打断了。告老不还乡，点出了中国的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什么变化。
而过去不是这样。
我们看过去的地方志，也就是地方上的媒体和出版物，它们体现出来的对帝国的想象，跟我们今天心目中的图景很不一样。它不是说北京高于我们，我们地方是边缘、从属于帝国。它的想象是，帝国的基本原则，即儒家伦理，是内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的，不管你在哪里。所以每个“地方”都有一套帝国，除了没有皇帝。它所想象的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不是等级化的关系，有高有低，而是像月照千湖，每一个湖里都有自己的月亮，靠这样构造一个共同性。所以说内在化。
原来中学是地方上的最高学府，扎根性非常强，现在中学主要是为了向北京、上海培养输送大学生，地方大学也是眼睛看着外面，跟当时乡绅文化之下的中学意义完全不一样。
而项飙觉得，去乡绅化、中心边缘对立化实际上也滋生了许多不平等现象和焦虑的心态。
很遗憾，在现代性之下，“边缘”和“中心”变成一组对立关系，中国人又有那么强的中心情结，觉得边缘的生活不值得过，造成极大的焦虑。
边缘的人要进入中心的欲望特别强，这当然会让人发挥很大的能动性，但造成各种扭曲。而且一旦进入中心之后，很多人就变质腐败，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是谁想清楚，存在就是为了进入中心，把生他养他的土地、和周边人的关系都放弃了，变成没有原则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强大中心，很大程度上是靠把这个中心内化，每个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小中心，所以都会比较从容。
项飙是温州人，大众视野里最有名的成就是他关于“浙江村”的研究。实际上，我一直觉得江浙沪是有“乡绅”精神的地方，各自有各自地区的骄傲，不认为自己是个县是个村就有什么自卑的。
人们常开玩笑说“散装江苏”，一个江苏省以外的人如果问起江苏人你是哪里人，得到的答案常能细分到县市级，苏州人会说自己是苏州的，昆山人会说自己是昆山的，江阴人不会说自己是无锡的，启东人也不说自己是南通的；放在浙江也是一样，在我们家宁波人眼里，余姚、慈溪、奉化人都不算宁波人，反过来这几个县级市的人对外也不会说自己是宁波的，宁波人、杭州人、绍兴人、嘉兴人和丽水人、台州人、衢州人、温州人，也互相生不出什么“老乡”情谊，找个本地的另一半是许多江浙人的愿望。
这些地方的人也往往在生活上会多一层小富即安的从容。
但我待过的一些人口大省资源集中明显，人也有明显的往省会挤的趋势。
这种地方姿态的变化衍生开去，项飙觉得，可以折射更大的社会发展忧虑。
今天“地方”的文化意义真的是被抽空了。
今天全国需要几千个、上万个乡绅，如果他们能够发掘、系统化地方的声音，就很有意思。地方的声音就是强调它的多元，这会给中国的长治久安打下很好的基础，像中国这种国家，要想长治久安，不能铁板一块，而要像铁索桥那样，这边松下去，那边翘起来，是一个灵动的有机体。只有把那个局打破之后，地方社会文化的自主性、经济和上层设计的统一性，才能够结合。如果没有地方社会在文化上的这种自洽，大家都往中心挤，其实是蛮危险的。
大一统并不意味着一个刚性结构
今天我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确实需要强大的中心，因为有资源再分配的问题，比如上海和西藏的关系，要有互相帮助的精神。所以我强调文化和社会的自主性，但是在经济上，市场要统一，资源上，通过行政力量来二次分配，还有军队税收，这些都不能放松。第二个变化就是全球化。自洽不能是封闭起来的自洽，而是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小的中心，是汇集的地方，像一个穴位，贯通全身。
这本书与我不久前刚看完的迈克尔·桑德尔的《精英的傲慢》亦有许多观点相互印证，虽不尽相同，但趋向性是一致的。
这两本书都含有对单一标准分高下的现状的担忧，对于“优绩精英”（知识分子）的傲慢的批判。（《精英的傲慢》：世俗的成功与努力有多大关系？）
我原先分析，这是两个美国之间关系的调整，一个是全球美国、精英美国，一个是地方美国和平民美国。特朗普代表了平民美国对精英美国的反动。
现在所谓的逆全球化很多还是在话语层面上，特朗普关于关税、环保的政策，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结果。这样的话语本身很重要，它是讲反全球化，但它又是一个全球现象，各个地方都在讲这样的话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全球化？
大家都觉得1992年的讲话很好，“东方风来满眼春”，好像一个转身，一放开一自由，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对贫富差距、对公平等具体问题，认识很不充分。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民间疾苦、对内部的社会矛盾、对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认真去看，从下往上看。
知识分子的人生经验跟基层群体的差别还是相当大。这里可能有一个扭曲，把普通老百姓对当时官僚腐败、通货膨胀的反感，理解成对社会主义体制本身的反感。老百姓当然说物价要稳定，不要搞腐败，但不是要讲个人自由。
对于项飙所说的“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或者应当“把乡绅作为方法”，我目前还有些将信将疑。但在我做记者的几年间，我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课堂理念与真实社会进程之间的缝隙，对于什么是应有的社会进程，什么是公平的秩序，过去我高高在上信奉理论分析，后来愈发发现许多问题千头万绪缠在一起，反倒越来越欣赏乃至钦佩实践的力量，也对许多过去指手画脚的傲慢心生愧疚。
《十三邀》里有一集是许知远对话罗翔，罗翔说：
我上学是以技术主义为荣，我能够推导出和老百姓观点不一样的感觉，我感到开心，我说我没有白学。
后来慢慢发生了变化，就是你很多高傲的观点，跟老百姓基本的内心常识相抵触的时候，在逻辑上论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是抵触人内心的良知的。
…………
真的是希望能够影响他们（学生），让他们不会成为技术主义者……让他们不单单成为技术主义者，让他们知道技术背后的那种价值。
我如今与他的想法愈发接近，他的这番话曾看得我满脸通红。
别人的一生怎么走我不知道，我这一生注定是个不断被打脸、不断走出偏见的过程。
我很难说《把自己作为方法》是一本好书，对谈毕竟是对谈，观点多于事实，对许多话题的探讨也难免浅尝辄止，后续终归是要梳理完线头继续探索的。
但我丝毫不怀疑这本书依然是在助我走出偏见，至少是在教我对所有的观点都要心生警惕，对所有的表述都应该提得出具体的疑问，包括对项飙的许多论述。
无论是横向拓展，还是纵向深入，人生不能停止探索，读书亦是永恒的功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