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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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正躺在床上聊天，听到敲门声，离门口最近的张莉开了门，她没说什么话，只是向里面的程梅使了个眼色，就进屋了。程梅来到门口，看到丁辉大姐手里提着个塑料袋子站在门外，她没好气地说：‘‘你是来当说客的吧，放心，我不会缠着你弟的，你回吧。’’丁辉大姐急忙说道：‘‘你误会了，我不是来当说客的，我只是来看看你。我也有孩子，都上中学了，你能让我先进去再说吗？’’看着这个比自己大十六七岁的中年妇女，大老远跑来说着这样的话，而自己竟还是这个态度，程梅倒有些不好意思了，赶紧把丁辉大姐让进了屋。
王荣和张莉忙着给丁辉大姐倒水让座，然后俩人坐在各自的床上看书。
丁辉大姐把袋子里的东西倒出来，是一些油炸土豆片和蒸的菜卷。她一边往碗里放，一边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自家做的，你们尝尝。’’东西放好后她就顺势坐在程梅的床上，对程梅说：‘‘家里人那样对你，让你受委屈了，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因为我也是做母亲的人。我想替他们向你道歉。’’程梅连忙说：‘‘道歉就算了，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你们是亲母女，亲姐弟说什么都不见外，都是好的。’’ 丁辉大姐停了半晌才慢慢说：‘‘我知道你对大婶有成见，其实她也是个受苦的可怜人，有些事情你不知道，我们不是亲母女，亲姐弟，大婶是带着丁丽和小辉，后到我们家的。我和大妹都姓王，我叫王艳，大妹叫王婷，我们的亲妈早年离家出走了。现在在古城生活，这两年村里有人在古城打工，见过她，也不怪她，太穷了，她是逃命去了。你现在看我们村子条件都这么差，20年以前，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日子？那时候大多数人经常吃不饱饭。’’程梅这才想起来，丁辉大姐一直管丁辉妈叫婶，他们现在都是这种条件，那20年以前是啥样子？叫人都不敢想象，如果再来个天灾人祸，那家破人亡的事，就会发生。这些不幸，偏让王艳他们都摊上了：家里先是奶奶瘫痪，常年卧病在床，接着是大妹，都五岁了，腿软的走路还要扶着墙，后来还经常喊肚子疼。家里饭都吃不饱，哪有钱看病呀！爸爸狠狠心，把大妹抱到柴房里，每天就给她半个馒头，让她自生自灭，她也不哭不闹，给东西就吃，不给也不要。有时大白天老鼠都在她身上爬来爬去。
我妈是个爱穿爱打扮的人，这种生活她受不了，就走了。临走前她摸着大妹的双腿都哭了，大妹也哭着，她虽然年纪小，可能是因为长时间生病，最能感受到人情世故吧，她哭喊着：‘‘妈妈，你别扔下我，我再也不喊饿了，再也不喊肚子疼了。’’妈妈哭的更厉害了，她哄大妹说：‘‘婷婷乖啊，妈妈……这就去给你买药啊。’’然后就走了。大妹对着我喊，‘‘你快去追呀，妈妈是不会回来了，她不要我们了。’’当我反应过来追出门时，妈妈已经下了门口的坡，都走了很远了。当时下着雪，我站在坡上，看见一个中年男人在等她。是以前来过我们村收古董的古城人，那些年经常有外边的人来村里收老年人才有的金银首饰。
我妈走的第二年，大婶带着丁丽和小辉到了我家，当时丁丽三岁，小辉还不到一岁。他们是随着几个安徽人逃难到我们村的，经人说合，愿到我们家来。我爸开始不愿意，家里实在太穷了，又有两个病人，人家来，明摆着是吃苦受累的。但大婶不嫌弃，她说再穷再苦也是个家，就这样我们成了一家人。
大婶一来就把奶奶的房子打扫干净，还经常给奶奶擦身子，尽量使老人生活的舒服些。家里一下多了三个人，生活更困难了。但我却感到比以前好了，确切地说是心情好了。大妹当时腿已经不软了，能自己走路了。但还是经常肚子疼，她只是不说，疼了也忍着，整个人就一皮包骨。大婶把大妹从柴房里抱出来，当时大妹全身都脏的看不出衣服的颜色了，而且身上生满了虱子，特别是头上虱子产的卵，使她的头发看起来似乎都是白的。大婶烧了一锅热水给她把身上洗干净，换了衣服。又用剪刀把她的头发剪短，用皂角把头发洗干净。除去头发上的虱子和卵，大妹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晚上大婶忙完后总是一手抱着小辉，一手揉着大妹的腿。每次做完饭大婶就用一个布袋子装上灶底的热灰，给大妹暖肚子，大妹的脸慢慢变的红润了。从此家里才有了一些欢笑声。
一年后，在一个下大雪的冬季里，奶奶离开了我们。临死前，奶奶已说不出话，拉着大婶的手，眼睛盯着大妹就是不闭眼。我们都明白奶奶的心事，放不下大妹呀，大婶看着大妹对奶奶说：‘‘婶，你放心的走吧，小婷的病，我们一定给她看好。’’奶奶才闭上眼咽了气。按我爸爸当时的想法，人已经死了，用席子一裹，随便埋掉算了。活人都顾不过来，哪有能力顾及死人呀，但大婶不同意，她认为人活着受苦，死了，不能再遭罪了，好歹得有一副棺材。她知道家里没有买棺材的钱，就拿出了一个小布包给爸爸，对他说：‘‘你拿到镇上换些钱吧！’’爸爸打开包一看，是一对银手镯。说：‘‘用不了这么多吧。’’大婶说：‘‘还怕不够呢？还要给小婷看病呢，老大都十二了，老二快九岁了，总不能不上学吧。’’爸爸不说什么，把包塞在口袋里，默默向外走。大婶又把一个洗干净的蛇皮袋递给我说：‘‘把这个给你爸，让他买些招待客人用的肉和菜。’’当我追上爸爸把袋子交给他时，他眼圈红红的，他是既伤心又感动，因为爸爸平时轻易不哭，也很少说话。奶奶咽气后他只说了句，妈，你老不用再遭罪了。当年妈妈走了后，村里好几个人都让爸爸去古城找她，爸爸只说了一句话，让她享福去吧，我们不打扰她。把大妹抱进柴房时，他也是连连叹息，嘴里反复说着：别怪爸狠心，你是死是生就看老天的意思了。在我的印象里，即使在家里爸爸的话也很少，没事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蹲在门口的桐树下，把一些干枯的树叶揉碎，用纸卷起来当烟抽，穷苦的生活已压弯了他的腰，只有在抽着自制的烟卷时，他才能暂时忘掉生活的苦难。
办完奶奶的丧事后，爸爸和大婶借来一辆架子车，拉着我们去了县城给大妹看病。
因为拉着车子不能走小路，只能绕着走大路，早上天还没亮我们就被叫起来，喝了碗糊汤，就是杂粮跟野菜熬的稀饭，就出发了。爸爸在前面拉着车子，我和大婶在后面推着。王婷，丁丽，小辉，坐在车上。虽然走的早，但是到县医院都已经九点多了，医院病人不多，我们很快就看完了病，医生说大妹是严重缺钙，营养不良，还有中度贫血，给开了些药让回去加强营养，慢慢就好了。大婶说来一次不容易，顺便买些东西带回去。
在一个小市场转了一圈，大婶买了一些玉米面粉，几只小鸡，一些铅笔和本子，还有一只小闹钟。又给我们几个每人买了一个芝麻烧饼，那烧饼又香又甜，我现在都忘不了那个味儿。爸爸和大婶从一个布口袋里拿出一个洋瓷碗，里面盛着一些菜团子就是用杂粮和糠拌着野菜蒸的，因为掺的糠和野菜太多了，所以是散的，吃的时候只能用碗或者盘子盛着。吃完菜团子，他们就在市场外的水龙头上接些凉水一喝，就赶紧拉着我们回家了，因为还要走四五个小时的路，必须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从那以后，我们家里实行了严格的食物分配制度，要不然就治不好大妹的病，或者又有人像大妹一样病倒。每次蒸菜团子时，大婶都要蒸几个馒头，每天我们大家喝糊汤时，都给大妹和小辉另做一碗面糊糊，因为大人吃不饱，也没奶水，小辉早早就断奶了，经常饿得哇哇大哭，常常是哭着哭着就睡着了。我们吃菜团子时，大婶就把大妹叫到一边，给她手里塞一个馒头，到现在我都奇怪我当时是怎么控制住自己的，怎么就抵挡住了‘‘美食’’的诱惑呢？家里就那么大个地方，馒头就跟菜团子放在一个盆里，即使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时，我也不敢随便去拿个馒头吃，有时实在馋的或饿得受不了，我就拿些菜团子，给上面撒些盐和辣椒面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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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的时候，大妹的病也快好了。大婶让我俩都去上学，爸爸不同意，一是因为学校离家远，村里大多数孩子都不上学，二是家里条件差，能吃饱，活下去都不错了，哪有多余的钱，供我们上学呀。大婶的想法是：不管穷富都要上学，最起码要能看书，会写信，算账，不能再当文盲了，大婶小时侯没上过学，后来在扫盲班里才认得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在她的坚持下，我俩都进了学校，说是学校，其实就是三间破房子，周围六七个村子的孩子都在那儿上学，也总共才三四十个学生。学校有三个老师，一二年级一个教室，一个老师。三四年级一个教室，一个老师。五年级一个教室，同样也是一个老师。每天老师给一年级学生上课时，二年级的学生就看书，写作业。一年级的课上完了，老师接着再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三四年纪也一样，也不知道大婶给学校的老师说了多少好话，在教室里，我和大妹坐在一起，因为我俩要共用一个书包，一套课本。开学的第一个星期，老师和学生还都以为我是二年级的学生，也难怪他们，有谁十二岁了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啊！
也许就是因为年龄大吧，我特别珍惜这上学的机会，每天早上闹钟还没响，我就醒来了，等闹钟响了，我已经穿好衣服，梳好头了。大妹也一样，洗脸后每人抓些菜团子，边吃边走。大婶总是拿一块面饼塞到大妹手里，大妹不要，还分辨道：‘‘我病好了，把这留给弟弟吃吧。’’大婶一愣，坚决地说：‘‘上学是费脑子的，吃不饱，哪有精力学习呢，说着把饼掰成两半，递给我俩，催我们快走，我们拿着饼，一路跑着往学校赶去。
我和大妹上学后，大婶在家的活比以前多了，以前大妹在家看着小辉和丁丽，我和大婶可以去外边挖些野菜，两人还可以到沟下边去抬水，因为当时源上打不出水井。只有塬底下才能打出水，现在条件好了，村里都用上了自来水。我爸也是每天早早就去山里挖药了，带上干粮，中午也不回来，到晚上才回来。到家还要把当天挖的药分类，整理好，白天就让大婶把它们晾在院子里。卖药材的钱是我们当时唯一的经济来源，野生药材本就不多，挖的人多，所以基本上就换个油盐酱醋钱。大婶常带着丁丽，背着小辉在田地里干活，因为是干旱地，就是再辛苦的劳作，收的那么些杂粮，就是节省着吃也是很难填饱肚子，吃水就更难了，丁丽在家看着小辉，大婶一个人去提水，一桶水提到家就剩了多半桶，大婶的裤腿鞋子早湿了一大片，因为路太窄，太远没办法挑水。只能是一个人提着桶，慢慢的走。如果是两个人抬水，路上可以不停歇，到家里时，桶里的水基本上还是满的，人也比较轻松。
离我们家三里地就有一个矿区，这个矿区很大，还有小学，矿上工人很多，大婶带着丁丽和小辉常去生活区。捡拾些别人扔掉的废旧东西：什么破衣服呀，烂掉一半的蔬菜，发霉的馒头，糊墙的年画啊，有时还有一些短的铅笔头，正面写完背面没用过的练习本，有时候在路上还能捡上几块过往拉煤车掉下的煤块。回家后大婶先把那些坏了的菜、馒头剁碎喂给小鸡吃，还指望着他们长大换钱呢。再把那些破衣服洗干净，拆开，大片的留着缝补衣服用。我们小时候穿的裤子短了，就用别的布在下面弥上一截。小片的就留作纳布鞋底子用。晚上我和大妹趴在炕桌上的油灯下写作业，爸爸坐在房子外面的小凳上，抽他自制的烟卷。丁丽带着小辉玩，大婶把捡来的年画挂历用布擦干净，剪成跟书本差不多大的小纸片，用针线缝起来给我们当练习本用。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我三年级念完。四年级第一学期没念完，我就不念了，并不是我不爱上学，也不是因为成绩差，说起来都是令人心酸的往事。
那时候农村的劳动力很多，大家整天没事干，也就没有经济来源。贫脊的土地又产不出多少经济效益，而我们几个正是长身体吃饭的年龄，饥饿的阴影，老是笼罩着我们，特别是丁丽上小学后家里少了一个帮手，又增加了支出，生活更困难了。开学报名的前几天，大婶就发愁三个学生近20元的学费，家里那几只下蛋的母鸡下的蛋要三个月才能攒够。有一天大婶想卖掉两只母鸡，她提起这一只看看，又拍拍另一只，都正下蛋呢，那一只都舍不得。爸爸一急就是那句老话，‘‘都别上了，回来帮家里干活。’’听爸爸说这话，大婶就跟他顶嘴，爸爸说不过大婶就气呼呼地说：‘‘那你能找到钱就让他们去上学，反正我不管。’’说完就坐在院里去制作烟卷了。
大婶就到村里去借钱，往往是跑了一圈，也借不到几块钱，因为村里大多数人家都很穷，能吃饱饭在那时已算是好日子了。村里有两户人家的日子过得比较殷实，因为他们家各有一个人在外面工作，一个是县城造纸厂的工人，一个是煤矿工人，他们每个月都有几十块钱的工资，他们两家的小孩经常拿着白面馒头到学校吃，让别的同学羡慕不已。因为村里大多数人连玉米面馒头都吃不饱，只能吃杂粮馒头，甚至菜团子。但是他们也不敢借给大婶过多的钱，害怕还不起。人家的担心是必要的，我们拿什么还呢？大婶手巧，就帮他们两家的大人织毛衣，给他们的小孩做一些带动物图案的鞋子，来抵借的钱。这些活只能晚上做，繁多的操劳使大婶的十个手指头，一年四季都裂着口子，尤其到了冬天更明显。晚上我在写作业，大婶就坐在炕上纳鞋底子，把绳子从鞋底这边往那边拽的时候，她那龟裂着口子的手指头都能滴出血来，给鞋面上绣花的针很小，丝线也很细，她缠满胶布的手指头几乎都捏不住针。活做的也很慢，有时我都睡一觉醒了她还在油灯下赶活儿，早上我醒来了，她已经把一家人吃的早饭煮好了，看她那样劳累，我经常滋生出不上学了，帮她分担家务的念头，但都被她拒绝了，可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促使我下狠心坚决退学。
有一天，老师拿出一本小人书，《王二小的故事》，让大家在班里传着看。轮到我时，我在学校没看完，中午放学就拿回来了。走的时候就忘了拿，走到半路上才想起来，想着别的同学下午还要看，我赶紧跑着回家去取。到家大婶在厨房收拾碗筷呢，她没看见我，因为厨房太小，又常年烧柴，里面黑乎乎的，看不清外面。但我从窗口能看见里面。房子里，小辉一个人在玩，我拿了书从厨房经过时，无意识地向里面看了看，把我惊呆了，只见大婶把我们刚才吃过饭的碗，挨个都舔了一遍，又给每个碗里倒了点开水，把碗里的饭渣冲下来，倒在一个碗里喝掉。我怕她发现，就赶紧跑出去了。那天下午在学校里，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件事，当时我已经15岁了，早懂事了，家里的条件再苦，大婶也想尽办法让我们吃饱，而她自己可能也就吃个半饱吧。第二天中午我们几个吃饭的时候，大婶只吃了些菜团子，我说：‘‘婶，你咋不喝汤呢？’’大婶说：‘‘你们没回来时，我都喝过了，早饱了。’’上学时我让大妹和丁丽先走，我返回家去，结果在窗口又看到那让人心酸的一幕。第三天中午当我要求帮大婶洗碗筷时，大婶说：‘‘你不知道东西在哪放，我来洗，你快领着他俩上学吧。’’半路上我返回家中，这次我在窗口看见大婶自然而熟练的重复着那一连串的动作时，我的鼻子发酸，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了。我悄悄地走开，那天我没有回学校，而是在学校后面的土坡上坐了一下午。
我想了很多，大婶刚来我们家时，我是排斥她的，我也不叫她，后来感觉她对我们就跟亲妈一样，虽然心里也不再排斥她了，但也是不怎么叫她，总觉得很别扭。大婶也感觉到了，她不让我俩叫她妈，她说你就当我是你们的亲戚，或者隔壁的大婶，就叫婶吧。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叫她婶，这都是她到我们家半年后的事儿了。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去教室叫大妹，再等丁丽一块儿回家。老师也没问我为啥下午没上课，因为经常有孩子帮家里干活而缺课。走在回家的路上，我打定主意，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上学了，不管大婶说什么，我都不去学校，我要留在家里帮她，帮家里干些活，使家里不再有人经常饿肚子。
我退学后大婶负担轻了很多，最起码她不用再一个人去提水了。我还可以经常去山里捡一些野果，挖野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采到蘑菇，或者捡上几颗鸟蛋。每次去我都带一个玻璃瓶子，看见一些虫子就捉住带回家喂鸡，只盼着它们多下几个蛋。每天中午吃完饭，大妹和丁丽上学去了，我把碗筷端进厨房，就抱着小辉出去，在村里转一圈，一是不忍心看大婶洗碗的那些前奏，二是怕她看见别人发现自己的秘密后难为情。
大妹也很懂事，周末不上学时，她吃完早饭就背着筐子，跟村里几个孩子一块儿去矿区捡东西。一个冬天的下午，她回来的时候五点多了，大婶正在厨房做饭，她赶忙帮大妹把背上的筐子取下来说：‘‘快歇着去吧，饭马上就好。’’大妹却拉着她的手激动地说：‘‘婶，我有好东西给你。’’说着从筐底里翻出一个半红半绿的苹果，用手搓了搓，再在衣角上擦了擦，然后递给大婶说：‘‘你吃，可甜了。’’那几年我们都很少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更是稀罕品，想都不敢想。大婶看着手中的苹果，望着满脸通红的大妹问：‘‘哪来的？’’‘‘捡的，就在去矿区的路边上。’’说完就去洗脸了。大婶把苹果在一个水盆里细细地洗着，洗好擦干用刀把苹果切成几个小块放在盘子里，让我们吃。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苹果还是第一次，以前只是在书上看到一些水果画面。我们每人拿了一块苹果放在嘴里慢慢嚼着。盘里还剩几块，可我们谁都不去拿。大婶让我把剩下的苹果块再给大家一分。大妹说：‘‘给弟弟留着吧，他都长牙了。’’大婶拿了一块放在小辉手中，剩下的还是分给大家了，最后，她才吃了一块最小的。生活虽然清苦，但大婶还是经常教育我们要诚实、正直，处处教我们做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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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快过年的时侯，我们几个在家帮着大婶拆洗被子、打扫卫生。爸爸兴冲冲地跑回来了。爸爸高兴地对大婶说：‘‘今天运气好，发财了。’’说着话就把大婶叫进房子，从筐里拿出一个破旧纸包递给大婶。‘‘这是什么？’’大婶问，‘‘你打开看吧。’’爸爸说着话就坐在房门口准备抽烟了。大婶打开包着五六层废旧报纸的纸包，里面是一个已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手帕卷着的小布包。打开一看，是一些花花绿绿的钞票，大婶一数，整整五十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呀！大婶紧盯着爸爸问：‘‘那来这么多钱？’’爸爸吸了口烟说：‘‘捡的，在矿区的沟里，可能是过年打扫卫生，当废纸扔了。这回咱不光能过个好年，连年后俩学生的学费都有着落了。’’到底怎样处置这笔‘‘巨款’’，大婶和爸爸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大婶说她和弟弟从安徽老家一路乞讨，来到杜城，沿途很多人家都很穷苦，吃不饱饭。但是只要吃饭的时候遇上，都会想方设法给上一口，他们才得以活命。现在看着‘‘穿’’了这么多层外衣的零散毛票，这肯定是攒了好长时间了。找不到钱，一家人可能都会急疯。所以大婶让把钱送回矿上，还给失主。可爸爸认为，又不是偷的、抢的，为啥不能留着自已用。可又说不过大婶，他连连叹息着，抱着小辉去村里转悠了。在一起生活几年了，大婶的为人处事方式早就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几个都觉得大婶的想法正确，所以决定劝说爸爸，照着大婶的说法去做。
吃晚饭时，我和大妹就说：‘‘今年过年我们不要添置东西，不用再花钱了，把捡的钱还回去。’’连刚上二年级的丁丽都说：‘‘老师说了，捡到东西要上交，不能自已留着。’’往年过年前一个月，大婶就忙开了，她给家里除她和小辉外，每人都添置一件新东西。有人是一双鞋子，有人是一条裤子，有人是一件上衣。我们穿小穿破的衣服，一拆洗，改小给小辉穿。而大婶自已依旧穿着以前的旧衣服，她几乎没有不带补丁的衣服。用她自己的话说，过年就是给孩子过的，添新东西才有喜庆味，才有过年的感觉。看大婶和爸爸都不说话，大妹说：‘‘我的衣服还能穿，就是棉裤外面的裤子短了，只要弥上一截就行了。我们班有同学棉衣外面都不套衣服。爸，咱把钱还给人家吧，那是人家攒了很长时间的辛苦钱。说不定人家还等着用这钱买粮，等着看病呢！’’大婶看着大妹高兴地问：‘‘孩子，你真这么想？’’大妹点点头，大婶又转过来问我：‘‘你呢？’’我说：‘‘我跟大妹想法一样，你平时也是这样教我们的。再说我衣服都好好的，洗干净就行了。我都这么大了，过年有没有新衣服都行。’’大婶高兴地说：‘‘没白让你们念书，念书跟不念书就是不一样啊！懂道理多。’’她看了看爸爸说：‘‘你看，孩子多明白事理。’’爸爸再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他喝掉碗里的最后一口汤说：‘‘听你们的，还给人家，明早就去。’’
第二天吃过早饭，大婶把装钱的废纸包又装进一个布包里，挎在肩上，抱着小辉跟爸爸一块去了矿区。
因为快过年了，矿上都放假了。职工宿舍里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俩人不知该怎么办时，一阵狗叫声把他俩引到一排靠着土坡搭建的简易房子跟前。说是房子，其实就是个土窑洞，房子短而宽，三面都是土墙，房门有的是用几块碎木板钉的，有的是用树枝编的。有的门边有几只鸡，有的门外边跑着一只狗。狗见到陌生人就叫，听到狗叫声，同时有两家的男主人走出来。听爸爸讲了事情的经过，俩人对视一笑，都说这回老李可得救了，可以回家了。说着话，一位男主人就把他们几个让进房子，房子里一边是做饭的灶台，一边是一张大床。再就是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在这住的都是带家属的矿工，其中以河南人居多。里面光线不好，大白天还要开着灯。屋里女主人正在灶台上做油炸菜丸子，俩小男孩在桌边玩塑料手枪。女主人赶忙给大家倒水。听了俩矿工的话，大婶和爸爸才知道丢钱的是矿职工食堂的李师傅，他是个临时工，每月十五元工资。那五十元钱是他攒了好几个月，是家里几个孩子开学的学费和一家人过年的钱。丢了钱，李师傅不敢回家，在宿舍里都睡了两天了。爸爸忙说那赶紧给人家送去吧。一位矿工说：‘‘你们歇会儿，喝口水，这就带你们过去。’’
几个人来到一栋黑乎乎的楼跟前，上到三楼，在靠楼梯口的一个房子前停下。一个矿工去敲门，里面没人答应，另一个大喊：‘‘老李，你的钱找到了，快给我们开门。’’里面传来气呼呼的说话声‘‘去、去、一边去，少拿我寻开心。’’刚才敲门的人说：‘‘老李，人家捡了钱，给你送回来了。你不要的话，我就让人家走了啊。’’又故意大声说：‘‘走吧，走吧，这钱人家不要了，你们自己留着用吧。’’这时，房门打开了，走出来一位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就是他们所说的老李，他蓬头垢面，一看就是刚睡起来，当爸爸说明来意后，并随手把纸包递给老李时，他睁大肿胀的双眼，把爸爸和大婶从头到脚来回打量了好几遍。他双手抓住爸爸的手半天才说了句：‘‘老哥呀，你可救了我们全家的急呀！’’俩矿工走后，爸爸从老李的闲谈中得知老李虽是杜城人，但家离矿区远，也是几个月才回家一次。他也问了爸爸的家庭情况，爸爸也就如实说了，老李想了想对爸爸说：‘‘你以后每天来一次，把灶上那些工人倒掉的剩饭菜带回去喂鸡吧，你不拿也还是倒了，那些家属都是养两三只鸡，拿不了多少，你们是好人，要有好报，这是我能帮的上的忙。’’此后，爸爸每天下午都提个洋铁桶去矿区的灶上。职工灶总共有四个人，另三个人都是正式职工，他们每天给职工打完饭，自己饭一吃就走了。就老李一个人洗灶具，打扫卫生。爸爸每次去不光帮老李打扫厨房卫生，而且把厨房外面的卫生也搞得很干净。这样时间长了，领导就是知道你拿剩饭菜也不说什么。
最开心的就是灶上蒸馒头，刚开始，老李把蒸笼上铲下的馒头渣子要往爸爸带的洋铁桶里倒，爸爸就掏出一个手帕，让倒在上面，拿回来给我们吃，那白面馒头渣子，吃到嘴里又香又甜。大婶在家又多养了五六只鸡，还养了一只小猪。年底就把猪卖掉，再养小猪。从那以后，我们家生活慢慢好过了，最其码能吃饱饭了。过年、过节也可以买上点肉。
房子里，程梅的眼眶都红了，丁辉跟自己年龄相仿，小时侯她觉得家里穷，但吃饱饭是不成问题的。她没想到还有比自家更穷的人，丁辉妈受的苦，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现在她对丁辉妈的怨恨早消失的无影无踪了。而王荣听王艳讲的这些事，她感到只是在影视剧中才有的情节，那也是导演为了赚取观众的眼泪，没想到现实中真有这样的事。但是在她印象深处，有个安稳的工作，每月有固定的经济来源，是很重要的。因为她就经历过有固定收入和没固定收入在生活上的巨大差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