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太爱》侠隐“厚脸皮”蹭热点《邪不压正》，为的是有更多的话题。可当《邪不压正》正式上映后，这个“热点”似乎凉的有点快，让人猝不及防。
相信，姜文面对漫天而来的评论以及日渐减少的排片率，也有点猝不及防。
毕竟，四年磨一剑，北洋三部曲，观众的期待起点很高。
但，到底是为什么呢，很姜文的《邪不压正》为什么大家都没看明白，是我们理解能力有限，还是姜文太难懂。
第一时间看了《邪不压正》，看完只有一个感受，尴尬，不明所以，然后看别人的评论与解读，才明白电影院那一瞬间自自己哈哈大笑的背后，是如何深的隐喻，张将军、蓝公公、老西儿、小诸葛这些不经意的人物，又真正的对应历史上的哪些人物。但还是不太喜欢那种过分荒诞和夸张的剪辑与台词，“前言不搭后语”的跳跃逻辑，密集式的台词戏谑，以及赤裸到极致的杀人场面。家仇国恨，谁是好人，谁该相信谁，乱乱的，有点不明所以。
以前因为某些需要，需要写一写姜文，所以囫囵吞枣的看了他的《太阳照常升起》《阳光灿烂的日子》《鬼子来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感觉很高深，很哲学，具体怎么好，我也说不明白，每一个画面，每一句台词，都仿佛很矛盾但又合乎情理，没怎么看明白，不过是冲着他的“鬼才”导演的名声。
《一步之遥》上映期间，有观众说看到三四分钟就睡着了，对于这种情况，姜文说，如果自己的电影有催眠的作用，也是好的，因为看的人肯定是太困了，才能在看电影的时候睡着。当时觉得姜文真是有从心底里散发出的自信，从灵魂深处喷薄出的气吞山河的力量，这是他的本事，也是姜文的天赋，至少让他迥异于那种规规矩矩、满嘴客套话、假大空的中国电影人，让他有了“鬼才导演”“另类英雄”的崇拜式称号。
市场对于姜文的电影是大爱大恨，喜欢的人喜欢到极致，喜欢他拍的火车，喜欢他屋顶的呐喊，总是能够为他的电影叙事寻找各种借口，仿佛姜文电影就是电影的最高标准，认为他的电影无法归类，只能被称为姜文电影；也有一部分人“大恨”，相比较于《我不是药神》给现实的一记“耳光”，把《邪不压正》说成是无病呻吟、自以为是的戏谑，和怀疑到极致的荒诞。
拿我自己来说，看电影本来就是排解寂寞，看热闹的，如果能看的明白，触动心灵，就觉得所看的电影照顾到了我所代表的一大部分普通观影人的感受，比如《我不是药神》。而《邪不压正》的感觉，就好像看两个被打了两个肾上腺素的年轻人，在濒临垂危的四九城“耍性子”，是你杀了师傅，我还说是你杀的呢，可能导演的意思是让人们看到这些荒诞背后的“残忍”和“力量”，但是裸奔的李天然，杀人如麻的朱潜龙，把一切都不太当回事，看着很别扭。
蓝青峰要去买醋，华北第一影评人借改锥，爱写日记的老蒋，互扔手榴弹，忘记了地上的五把抢，六国饭店里互扇耳光……诸如此类的小细节非要别扭着说，跳着说，把观众好不容易严肃的情感一下子有抽离出来，就好像在本来非常应该正经的场合“跳大神”，弄得人要上不上，要笑不笑。
有评论说“姜文现在变得像是一个不着调的喜剧导演。不管处理什么题材，都要猛加喜剧的料子。不管拍什么严肃的场景，总要不时搞笑一下，抖下机灵，就是不让观众落入悲伤肃穆的情绪，就是不让观众有正襟而坐的机会，就是不让自己的电影变得严肃而伟大”，就是我想说的“笑不明白”的感觉。
其实，《侠隐》是一个国仇家恨的故事，侠时代的结束，国家的沦陷，爱恨情仇都有着强烈的时代背景。我一直认为，抗战打小日本的那个年代是肃穆的，是端庄的，是我们应该打心里里尊重的。那个时代的每一步走向，每一次战争，每一次抗争，每一次呐喊，每一位人物都是我们当下崛起的印记与基石，它不应该被戏谑，就算戏谑也应该最终给观众一些触动内心，直达灵魂的东西。而在《邪不压正》里这种东西没有，因为戏谑用的太多了，我们反而注意不到隐藏在啼笑怒骂背后的阴谋诡谲。当然，这可能是电影因为其容量过大，时长太短的问题，不论如何，总觉得姜文这个“会讲故事的耗子”没把故事讲明白。
说的再多，都是一家之言，看明白与否，全是主观感受。《邪不压正》是否能够创下票房奇迹，我们先搁置一边，但就姜文这个人而言，不得不承认其是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电影另类英雄”。
相对于那些高居朝堂的搅弄风云的贵族式英雄而言，姜文更像是在野的“绿林式”英雄。他脑后有反骨，就算进了紫禁城，弯下了膝盖也安妥不了野心，这种绿林式的反贼，比那时时猫着的贵族要可亲可爱， 其实他的力量可能远不足以给什么世界洗牌， 但你接近这么个家伙时会呼吸到一种自由奔放的空气， 使你感到在任何悲剧终了你之前， 还有壮烈或者痛快一生的可能。
有些事情，能力有限，点到为止，如果喜欢，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如果不知道喜不喜欢，更要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