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鲁迅的《阿Q正传》，我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阿Q虽然愚，但心态却不是一般的好。倘若我们现代人的心态能有阿Q的一半，怕是也不会有那么多心理症结了，因为转眼就会忘记刚刚发生的不痛快，美滋滋的睡一觉，烦恼全无。
阿Q大喊着“我姓赵”，被赵老太爷打了两巴掌，一句“儿子打老子”，便忘了脸上的灼热；被假洋鬼子拿棍子敲打一顿，却又通过调戏小尼姑哈哈大笑；对着吴妈支支吾吾一句“要跟你困觉”，丝毫不觉得羞愧，像个没事人一样还去看吴妈上吊的热闹；偷别人的萝卜竟强词夺理“你说这是你的萝卜，你叫它一声它答应吗？”；最后自己莫名其妙被抓，画押上刑场，他也觉得这大抵是人生该经历的，无所谓了，不去反抗。
这些在我们看来羞愧的无地自容的事情，在阿Q身上都不值一提，所以自然他没那么多烦恼。消除烦恼，逃避痛苦不正是我们人类汲汲以求的吗？那为什么不学阿Q的快乐方式呢？
试想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会有什么奇怪的化学反应。今天被上司欺负打压，不是垂头丧气哭哭啼啼走出办公室，而是潇洒甩头笑呵呵留下一句“老板也敢骂老子!”；在工作里受了气，回到家怒骂妻子和孩子来发泄；自己的性欲得不到满足，拉一个女人对她说“跟我睡觉吧”；没钱吃饭了走进餐厅拿起东西就吃，问店员一句“你说这是你的东西，你叫它一声，它会答应吗？”；平白无故当了炮灰，背了黑锅，仍觉得无所谓吧，可能大抵人生就是如此吧。
单是想想这些行为，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为什么我们做不出阿Q的行为？为什么阿Q的行为放在我们身上是如此怪异呢？
阿Q获得精神安慰，不是因为他看透了事情的本质，而是因为他看不懂也不明白。甚至是他也不愿意看透，不愿意让自己的思想再往前进一步。如果再往前进一步，他会和赵老太爷论证“我就是姓赵”；他会大声骂假洋鬼子，你就是秃驴！而不是找小尼姑撒气；他不会对着吴妈蹦出一句“我要和你睡觉”；他不会爬进别人家的院子里偷萝卜，也不会让自己不明不白的被抓，更不会那样轻易接受死亡的判决。
可是鲁迅没有让阿Q做出下一步的行为。阿Q承担着反映当时社会“愚民”的角色，他的行为遵循了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让自己内心不舒服，要让自己快乐。与其撞的遍体鳞伤，不如选择做一个麻木的傻瓜，快乐的活着。同时在他身上能体现出那个封建时代的特点：权力的压迫和生活的困窘。
作为人，反压迫争取自由也是本性。在文中，辛亥革命开始，阿Q他不懂什么是革命。在他眼中，革命无非是一群穿着白盔甲的人反抗打倒皇帝。他用筷子把自己的辫子扎在头上，跑到街上高呼：我也要革命，我喜欢什么便是什么。在电影阿Q正传中，阿Q做了一个梦，他成为了革命军首领，前去处罚曾经欺负他的人。他表情非常神气，有些嚣张，似乎可以为所欲为。他的潜意识里也流露出反抗打倒压迫他的人的精神。不过他对自身命运悲惨处境的反抗仅仅是转换身份角色——由受虐者转为掌权者，也能够颐指气使。
所以阿Q其实是一个不成长的人物，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被压迫的时代，而我们现在要成为一个成长型的人物，摆脱阿Q这个旧的中国精神文明的化身。
我们生活的时代比阿Q幸运一些，但并不代表没有压迫。压迫变成另外一种形式，以前是皇帝，官员，地主对穷苦人民的剥削。现在压迫有了另一重包装壳，比如在职场被领导欺压潜规则。有趣的是会发生三种情况，第一种，少数人：我不怕辞职或被炒鱿鱼，我要反抗；第二种，大多数人：我很痛苦，但必须承受。他们深切的知道自己被操纵玩弄，可依然只能忍受。造成的现状是，一部分人迫于压力结束生命，一部分人仍在泥潭中挣扎。这两种情况的前提都是我明确的知道我在被压迫。和阿Q相比，第二种人甚至比阿Q还要可悲，阿Q是个糊涂的人，而他们好像比阿Q要聪明些，但同样对于压迫的选择都是不反抗，他们在无边的痛苦中徘徊还不如阿Q的快乐自在。
难道我们要学阿Q的“精神胜利法”，用快乐原则来麻痹自己？万万学不得。鲁迅在写《阿Q正传》时表露过这样的担忧：“我害怕我所看见的阿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阿Q应当作为一面镜子，来让我们反省国民性弱点。当我们受到霸凌不再选择当缩头乌龟默默忍受。在黑暗现实面前，为自己发声，不是总抱着一种“算了吧”的态度。
我们要做成长型的人，在突破反抗自己所遭遇不公命运的同时，也是在拓宽这个世界的民主边界。阿Q所没能明白的事情，交付给后世的我们，我们要勇敢些选择反抗突破，挣脱所有的枷锁，去大胆追求，表达我们自己。
不去做一个现代阿Q，抛弃“精神胜利法”，哪怕真的受到伤害，也能把阿Q那句没喊出来的那句“过了二十年又是……”潇洒的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