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启事录

  2006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天下着蒙蒙细雨，在北京饭店C座的一间办公室里，我的诺基亚手机响起，显示出一个陌生电话，“我是常青”，我愣了几秒钟，一个沙哑却又熟悉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我现在北京西客站，你在哪”？……“你现在打个的士来我这里”。我挂了电话，心情难以平静。

  邓常青，一个失联了十年的朋友，我们曾戏称他是党代表，缘自早年的那支万泉河畔的红色娘子军故事。他是贵州黔东南的一个小镇青年，那里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1986年他毕业于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部，在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杜润生手下干了一年多就下海了。我离开国家机关后，第一次随他跨过琼州海峡，那是一片热土，地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中国最大的特区。

  一个小时后他提着一个脏兮兮的旅行包上了楼，黝黑的脸庞，胡子拉碴，头发凌乱，目光深邃，穿着一件灰色衬衫，略显消瘦，与记忆中的英俊潇洒判若两人。

  在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上有一个叫马绍尔群岛的国家，人口不足5万，四面临海，有碧蓝的海水和晶莹洁净的沙滩，是个与众不同的地方。1996年他带着两万美金上岛，与珊瑚礁、热带鱼为邻，他做贸易，干苦力，与总统有过一面之交，也曾与流浪者为伍，享过福，受过难，小腿肚至今还留下被鲨鱼咬过的伤疤。

  其实，他的逃亡生涯是自作多情，历史与他开了个玩笑。当年公司办得风声水起，我成了驻京代表。风流倜傥的他善交政府要员、国企领导，常常为所欲为，高朋满座，歌舞升平。九十年代中期国家金融整顿，海南过热的房地产突然崩塌，他的公司破产倒闭，留下1500万元债务。他无法接受现实，无颜向老总们交待。1996年，大约在冬季，他关闭了公司离开了中国，把自己的生活连根拔起，享受王老五的自由，远离父母，远离朋友，从此杳无音信。十年过去，所有信托投资公司荡然无存，老总们也退休下岗，那些风险投资早被一笔勾销，没有人再追究他和他的公司。

    我在东单给他租了一个平房，他每天往返于宿舍和公司，他是个夜猫子，白天与黑夜颠倒，公司的同事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周末我叫上他曾经最好的几位朋友见面，众人纷纷解囊相助，他都一一笑纳。不久他去了趟南方。

    澳门新葡京富丽堂皇的大厅光怪陆离，极致奢华，人流如鲫，赌客如云。在百家乐桌前，肾上腺素释放引发的激动、紧张、眩晕快感如同毒品一般，让他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喜欢一对一对的赌，发牌的小姐姐赶不上他理工男的思维，她落荒而逃，又换上了一个小哥哥，轮番上阵，疲惫不堪的他眼里布满了血丝，七天七夜的梦幻，灵魂都在颤抖，终于败下阵来，十万元付之东流。

    “我对不起朋友们。”

    我理解他想要翻身的感觉，就像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

    “我无法控制自己。”

    “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沉默。

    他变得少言寡语，如同当年他的性格，深藏不露，难以琢磨。在夜总会盛行的年代，在大富豪和天上人间里，他总是让朋友们先挑坐台小姐，等大家都心满意足后，他最后一个挑，而且是小姐堆里最丑的一个。

  一天他对我说，全球航空领袖峰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他想找海航的陈峰，当年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一起共过事，“我想帮助开通北京到马绍尔群岛的航线”。

  他找到陈峰秘书的电话……最后人家回话了：“董事长说不认识您。”

  那几天他情绪低落至极，我想那通电话给他自信心打击够大的，现在是一个只讲金钱、名利和地位的扭曲社会，人在最辉煌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暂时性失忆。我也只能安慰他几句。

    45岁的他已过不惑之年，还是孑然一身，风光不再，常常陷入沉思。有天，他说他想去趟拉萨，那里有一个开4S店的朋友发出邀请，他想走远，远离市俗，我行我素，情绪和想法多变，我想他呆不了太长时间。果然不出所料，一个月后他又回到北京，只说了一句话：“卖车这行当我是干不来的。”

    一周后我们一起吃了顿涮肉，临别，他郑重地对我说：“我又要走了，不混出个模样我是不会再见朋友们的”。我只当听听。

    一年过去，三年过去，十年过去了，我曾打电话，发邮件，但他仍是石沉大海。时常不见的朋友们偶有相遇，第一句话总是问邓常青现在哪？某天他的一个老同事问我能否找到他，说管辖派出所办理二代身份证最后期限到了。今年距他最后失踪头尾十四个年头了。

  我亲爱的朋友，你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