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伟卜博
在惠州市区，总有一些人称自己是本地人讲本地话，而且是延续两千多年的本地族群，自己跟客家人没有关系，他们的依据是，说话的口音跟惠城周边的客家话不同，甚至有学者把惠城人祖先跟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联系起来，说自己是秦汉古越族后代，讲的是缚娄古语，持这种观点的有南开大学教授刘叔新、惠州日报主编祝基棠，以及惠城文史专家吴定球、何志成、林慧文等人，那么他们这种观点有没有依据？这个“本地”是不是等于秦汉遗民或缚娄国土著？就让我们根据史料，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人，讲的是什么话。
（一）
首先，这是地域文化问题，要研究地域文化，就必须要了解我国的民族发展史，然后才对地域文化作出相应的判断。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几千年来，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既形成了各自的性格特征，也遗憾于各民族之间在发展道路上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过各种矛盾，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有五胡乱华、蒙人入关，满人统治等历史时期，每次民族冲突都带来大量人员伤亡和人口迁移，其中，蒙元统治中国，人口由之前的一亿多锐减到两千万多万，满人入关，中国明朝人口由六千万减到一千多万，据专家考证，现在四川人跟三国时期的蜀国人已经没多少血缘关系，现在的河南人和山东人跟古代的族群同样没有血缘关系。
惠州，偏居岭南一隅，古称瘴疠之乡，北方贬官流放之地。历史上的惠州称为归善、循州，所谓归善，就是古时的惠州野蛮落后，然后才慢慢开化、归善。
惠州历史，跟其他地区一样，有着相同的命运，都经历过社会动荡、人口流动和人口消失的情况。从宋末《太平寰宇》和《惠州人口大记事》就有记载，宋末和明末惠州出现过人口大更替，宋末原籍和客籍户数已经达到八千三百多户，但到了明中后期，惠州竟然民死田荒，多年未复，连种田的人都没有，说明宋朝以前惠州人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甚至说，惠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没有人在此活动都值得深究，这也使人联想到惠州宋代以前的所有史料消失的原因。
（二）
有些人认为，既然自己被称为“本地”，就应该是土生土长的居民，而且跟先秦时期的缚娄古国有关，那么这个说法有没有依据？
先看看关于缚娄国的信息来源，据史书《吕氏春秋》记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曾经存在过古缚娄国”。
因此，有学者根据读音的相似程度，推测缚娄即是傅罗，傅罗就是现在的博罗县，这样，有些专家就顺理成章的认为缚娄即现在的博罗，但历史研究是需要文献资料支持的，遗憾的是，专家始终找不到相关的资料证明。
2000年发现的博罗横岭山墓地，据专家考证确实是先秦时期的古墓，但只能证明先秦时期博罗地区有人类活动过，而且这类墓地广州增城也发现很多，因此不能证明是缚娄国产物。
既然找不到证据，我们就看看宋朝人对于惠州方言的零碎描述。苏东坡隅居惠州近三年，他对本地方言就有过简单概括，苏东坡说本地人讲话阙舌如鸟语难懂。
那么苏东坡口中的本地人是否就是现在惠城本地人的祖先？他们的语言有没有受缚娄国语的影响？
引一个段典故，话说苏东坡谪惠期间，在白鹤峰建了一座新居，当时卸任循州太守的周彦质路过探访时，发出“风流贺监常吴语，憔悴钟仪独楚音”的感慨，诗句以“乡音无改”的贺知章，比喻即将荣归故里的周彦质，又自喻为钟仪（春秋时楚人，宫廷琴师），哀叹自己将独自一人终老于惠州这“楚音”之地。可见在苏东坡的心目中，惠州话属于楚语地带，而没有半点缚娄语种的信息。
如果这个不能说明问题，用一个最易懂的方法解释就更明白，缚娄古国在现在的博罗县，如果现在的惠州本地话属于缚娄国语，那么这个方言就应该对外辐射才对，现在正好相反，惠州话是从河源辐射过来，从分布情况来看，惠城方言只是点状分布，而河源却成片存在，河源才是该方言的大本营，据专家考证，河源话的源头又是在江西赣州境内，不在博罗，这可以证明，惠城本地话是外来语，不是本地成长起来的方言。
为了进一步论证，我们再拿惠州周边的人口变化状况跟惠州对比一下。
广州作为广东省会城市，人口数量同样不稳定，有过几次大更替，历史上总共有过三次被屠城的记录。
唐代时期的广州城甚至是外国人的天下，总人口20余万人中有12万是外国人，正是因为这样的人口比例，这座城市在758年，被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屠城。
878年，黄巢率军血洗泉州，劫杀富商万人。第二年，黄巢向朝廷讨封广州节度使不成，大怒，遂攻克广州，又在城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清朝顺治七年(1650)二月，耿仲明、尚可喜两人又下令对广州大屠杀，死亡七十多万人。
可以说，现在的广州居民都是新广州人，基本都是清朝顺治以后才从周边迁入广州定居的。
佛山，对姓氏最早有记录的有四个姓，最老的“老”姓，也是南宋末年才迁入，而且是从南雄迁入。
惠东梁化方面，从秦到隋，有八百多年的时间作为县城所在地，但现居住在梁化的居民都是清朝后才迁入。
惠城区据说也有三家过千年的家族，分别是横沥钱氏、横沥赵氏和水北王氏，但后经考证，他们都是从外地迁入的，其中水北村王氏是明中期才从兴宁迁入。
可见惠州古时也是兵慌马乱的地方，《惠州市志.大记事》第45页: 1589年（明万历十七年）惠州市属以长年战乱，民死田荒，多年未复，兴宁、长乐及安远、武平异邑客民流入归善、海丰、永安等地界”。
注意！这段文字的内容，既描述了明朝前期的惠州人口状况，也描述了惠城人祖先进入惠州的过程，而且是群体性进入，这些史料也比较准确记载新移民的来源地和落脚点，他们大多是兴宁、五华人，从惠城文史专家组成员何志成、王国光、刘叔新、黄澄钦等人的族谱上也明确这样记录，也就是说，明朝中后期的客家人，就是现在惠城人的祖先，因为惠城周边，龙岗、惠阳、惠东一带的客家人，都是清朝才从兴梅地区迁入。
总之，很多资料都可以证明，惠州受战乱、饥荒和朝代变更影响，人口也不断更替，人口都不能传承下来，惠城专家又怎么断定缚娄古国有语言传承？全国都兵慌马乱，颠沛流离，唯独惠州与世无争，人口和方言一直保存下来，你说可能吗？
据考察，现在安远、寻乌、武平依然还有一部分方言跟惠城方言相同。几年前有个江西安远的网友在某论坛说过 : “我不知道自己家乡的方言是本地话还是客家话，我只知道自己的家乡话跟惠城话一样”，这说明在河源上游地区，仍然能找到惠城本地话的源头，这跟《惠州市志.人口》描述的完全一致。
（三）
再看看现在惠城本地人构成和姓氏来源:
桥东林氏祖籍在兴宁，代表人物有林振雄;
桥西刘氏祖籍在兴宁，代表人物有刘叔新;
江北王氏祖籍在兴宁，代表人物有王国光;
东平何氏祖籍在兴宁，代表人物有何志成;
小金罗氏祖籍在兴宁，代表人物有罗玉通;
黄氏祖籍在梅县紫金，代表人物有黄澄钦;
杨姓和叶姓祖籍基本来自梅县。
李、张、陈、吴大多来自五华。
无论从惠城人的籍贯还是史料，我们都可以发现他们都是兴梅地区迁来的居多，跟“本地”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兴梅人进入惠城核心地带做地主呢？简单来说，当时根本就没有多少本地人。
（四）
那么惠城区本地话属于哪种类型的族群？由于客家人迁徙的线路是由北向南迁徙，河源梅州作为赣州和汀州人入粤的门户，客家人迁移时就必须先经过河源梅州再到惠州。虽然在南迁的过程中，河源梅州两地不断有新移民的出现和更替，但不管怎么更替，惠州的居民都是从河源或梅州方向过来的，因此可以说，惠城人都是由河源或梅州这两个地方的人组成，惠州也就成为河源话和梅州话的交汇点，这样就形成了两种口音的客家，由于惠城跟河源属同类型客家话，因此可以肯定，惠城人的母语就是河源话，惠城“本地话”是河源话的延伸点和终止点，河源话在惠州只是点状分布，惠城只是其中的一个点。
早期客家学研究者徐旭曾，他本身是和平县人，祖籍在江西，明朝时期迁来和平县，他跟梅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他却以客家人自居，可见当时的“客家”是讲河源话的河源人，河源人是地道的客家人，如果徐旭增不是客家人也不可能站在客家人这边来说话。
惠城区的所谓“本地人”其实就是明朝迁入惠城的赣州、汀州和梅州人，称惠城人为本地的，是清朝初期迁来惠州的后批客家人，惠城人跟秦汉或缚娄古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谓“本地话”就是早期的客家话，是水源音的别称，是先来和后到概念，是客家人对客家人的称呼，是历史的概念，而不是土著与客家的概念。
《广东通志》对“土著”有不同的描述，俚、黎、蛋、猺、苗、獞、奢为土著，獞为古越族，“土著”多指早期进入某地占籍者，客民入籍后占籍同样为土著。
可见，惠州地区，单纯从“本地”的称呼，不能简单的认为现在的本地跟先秦时期的本地有遗传关系，“本地”的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入清以后进入惠州的客家人到现在也同样被外省人称为本地，因此“本地”跟土著不一定有关系，“本地”是寄籍到占籍的产物。
梅州地区得益于地理优势，首先承接了外省移民，宋初《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兴梅地区仍以畲瑶为主，梅州客家不过300余户，潮州更是没有客户。而过了一百年不到，《元丰九域志》中记载，客家人在兴梅地区已经成功“反客为主”。
随着梅州及周边的人口不断增长，为客家人继续南迁提供了条件，惠州人口也因此跟着增长，由之前的民死田荒到清朝中期的十万之众，分别居住在惠城的部分乡镇，这些移民已足于成为惠州的主体族群，由于这些移民中又以兴梅地区的为多，因此，可以断定，惠城本地话就是明朝的梅州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