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

皇权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一直有人以飞蛾扑火般的精神来接近它，获取它。然而今天，我想从儒法之争开始。

2000前年，还处于童年期的中国，开启了一股鲜活之气，开始绽放一个民族的文明之光。儒家首先对统治者提出了他的要求和构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共之”，“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风，必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儒家为统治者提出的人设要求是为“有德”，有德者，可以如春风化雨般，自然教化百姓，而臣民们也会像围绕着北斗星的众星辰一样围绕着君主。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更是对君主，父亲明确其应该有的职责和要求，君首先要像个君主，父要像个父亲，才能获得臣与子的顺从。这是一种双向选择的结果，里面包含了朴素的民主思想，而非后代宋儒们“存天理，灭人欲”的解释。

这也正是为权力所厌恶痛恨的。尤其是高度集中的皇权，以其至高无上的地位，希望突破一切的约束，获得至高的权力，而这种突破也就成为了历代君王前仆后继的努力。所以，儒家的政治理想，因其有了太多的理想主义成分，一旦遇上实践，总会中途夭折。

那么，君王们内心更愿意选择的当是法家思想。且看韩非子这段阐述：“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他的言下之意为：君主治理国家，不是依靠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而是要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如何才能做到全国整齐一致呢？那就只用有重刑，使人畏惧。

由此可见，宽厚是儒家的理想，严苛是法家的理念。

那么回到本书《饥饿的盛世》，这两种思想又是如何在乾隆治下得到体现的呢？

开篇第一章《帝国遗产的继承人》就写道了康熙帝对乾隆的影响。“在乾隆漫长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亲人是祖父康熙。”“祖父康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以人情味浓闻名。他为人真诚坦率，待人和蔼可亲，处事宽厚大度。小弘历从见到他的第一面开始就缠上了莫大的亲切感和信任感。”这是长辈的力量，这份榜样里有着乾隆对如何成为合格优秀的帝国皇帝的构想。而他学生时代早年的文章中，更是鲜明的流露中对儒家“宽厚”思想的喜爱与赞同。这也就奠定了乾隆为政初期为自己设立的统治理想与目标。他 下令回复了康熙年间参与夺嫡之争而失败的后世子孙的宗室身份，从而赢得了“宽仁”的美誉。

对文官集团的争取和拉拢策略，也是为“宽大”为名。书中写到“他效仿祖父，以宽待下，每每从大臣角度出发替他们考虑问题，解决困难”。以“宽则得众”的原则出发，乾隆赦免了一批雍正朝时获罪的官员，从而“一下子赢得了官僚集团的欢心”。

乾隆的这份“宽厚”从维护巩固自己皇权统治的角度出发，有多重原因，也有多种好处，即能赢得人心，也能实践年少时的理想，又能脚腕雍正朝施政刚猛之象，缓和阶层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一举多得之事，何乐而不为？

以儒家治国，自是能赢得人心。那么，以法治国，又当如何呢？

雍正的严苛即是榜样。这是为少年乾隆说不齿的。父亲的严厉，让他难以亲近，而父亲的施政也让他看到了吃力而不太好的结局。然而，要维护皇权统治，必须要集权，那么法、术、势的法家理念，就必须派上用场。第二章《盛世的保障——集权》，即写到了乾隆对皇室亲贵与官僚集团的利用与防范。首先，杜绝后宫干政。其次，是用君臣之义压倒了兄弟之谊，并杜绝了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的可能。再次，是防范太监干政，乾隆成为此项事业做得最成功的皇帝之一。这层严格的等级外衣之下，是遵循了法家对权术的运用之道。韩非子认为：“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也就是为人君者，当以威势治其国。

那么，他对官僚集团的驾驭之术，简直堪称经典。乾隆一对雍正朝留下的鄂尔泰、张廷玉等老臣礼遇有加，二又用防范之心，时刻警惕着臣工们的不轨。书中例举了若干事件，反复证明乾隆为政的精明。揣测，暗中调查，同一件事不同奏章的比对等等，乾隆总能从蛛丝马迹中查出疏漏之处，进而处分这些心存不轨的臣工。这种精明，或许就是来自父亲的基因，也为其后期执政风格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这种君权的威势，是君王的地位所赋予的，更是君王自身优秀的统治之术所获得的。从乾隆前期的执政看，他充分体现了传统君王治国时遵循的“外儒内法”的原则，并运用得十分成功。为盛世的来临，做了很好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