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宋] 辛弃疾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

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

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

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作于开禧元年(1205 )。当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赋闲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这年春初,又受命知镇江府,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 )。从表面看来,朝廷对他似乎很重视,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到任后,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自身处境的艰难,深感很难有所作为。

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北伐声中,当然能唤起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是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又感到忧心忡忡。这种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的情怀矛盾交织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首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这当然首先决定于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但同时也因为它代表辛词在语言艺术上特殊的成就,典故运用得非常恰到好处;通过一连串典故的暗示和启发作用,丰富了作品的形象,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词以“京口北固亭怀古”为题。京口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设置的重镇,并一度为都城,也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生长的地方。面对锦绣江山,缅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正是像辛弃疾这样的英雄志士登临应有之情,题中应有之意,词正是从这里着笔的。

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屡变,歌台舞榭,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是在贫寒、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的。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戈北伐 ,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故土。

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句话里。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他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作者发的是思古之幽情 ,写的是现实的感慨。

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百战中开创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词的上片借古意以抒今情,还比较轩豁呈露,那么,在下片里,作者通过典故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感慨,就更加意深而味隐了。

这首词的下片共十二句,有三层意思。峰回路转,愈转愈深。被组织在词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血脉动荡,和词人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给作品造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深宏博大的意境。“元嘉草草”三句,用古事影射现实,尖锐地提出一个历史教训。这是第一层。

史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 ”(见《资治通鉴·宋纪 》)。他曾三次北伐,都没有成功,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最后一次,失败得更惨。用兵之前,他听取彭城太守王玄谟陈北伐之策,非常激动,说 :“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见《宋书·王玄谟传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霍去病各统大军分道出塞与匈奴战,皆大胜,霍去病于是“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封、禅,谓积土为坛于山上 ,祭天曰封,祭地曰禅,报天地之功,为战胜也 。“有封狼居胥意”谓有北伐必胜的信心。当时分据在北中国的元魏,并非无隙可乘;南北军事实力的对比,北方也并不占优势。倘能妥为筹画,虑而后动,虽未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然而收复一部分河南旧地 ,则是完全可能的。

无如宋文帝急于事功,头脑发热,听不进老臣宿将的意见,轻启兵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焘大举南侵,弄得两淮残破,胡马饮江,国势一蹶而不振了①。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现实所提供的历史鉴戒,是发人深省的。辛弃疾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南宋朝廷: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北伐,由于草草从事 ,“封狼居胥”的壮举,只落得“仓皇北顾”的哀愁。

想到这里,稼轩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随着作者思绪的剧烈波动,词意不断深化,而转入了第二层。

稼轩是四十三年前,即绍兴三十二年(1162)率众南归的 。正如他在《鹧鸪天》一词中所说的那样:“壮岁旌旗拥万夫 ,锦襜突骑渡江初 ,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朴姑 。”那沸腾的战斗岁月,是他英雄事业的发轫之始。当时,宋军在采石矶击破南犯的金兵,完颜亮为部下所杀,人心振奋,北方义军纷起,动摇了女真贵族在中原的统治,形势是大有可为的。刚即位的宋孝宗也颇有恢复之志,起用主战派首领张浚,积极进行北伐。可是符离败退后,他就坚持不下去,于是主和派重新得势,再一次与金国通使议和 。从此,南北分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辛弃疾的鸿鹄之志也就无从施展 ,“只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同上词)了。时机是难得而易失的。四十三年后,重新经营恢复中原的事业,民心士气,都和四十三年前有所不同,当然要困难得多。

“烽火扬州”和“佛狸祠下”的今昔对照所展示的历史图景,正唱出了稼轩四顾苍茫,百感交集,不堪回首忆当年的感慨心声。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两句用意是什么呢?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时,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拓跋焘小字佛狸,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民间把它叫做佛狸祠。这所庙宇,南宋时犹存。词中提到佛狸祠,似乎和元魏南侵有关,所以引起了理解上的种种歧异。其实这里的“神鸦社鼓 ”,也就是东坡《浣溪沙》词里所描绘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情景 ,是一幅迎神赛会的生活场景。

在古代,迎神赛会,是普遍流行的民间风俗,和农村生产劳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在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农民祈晴祈雨,以及种种生活愿望的祈祷,都离不开神。利用社日的迎神赛会,歌舞作乐,一方面酬神娱神,一方面大家欢聚一番。在农民看来,只要是神,就会管生产和生活中的事,就会给他们以福佑。

有庙宇的地方,就会有“神鸦社鼓”的祭祀活动。至于这一座庙宇供奉的是什么神,对农民说来,是无关宏旨的。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只把佛狸当作一位神祗来奉祀,而决不会审查这神的来历,更不会把一千多年前的元魏入侵者和当前金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因而 ,“神鸦社鼓”所揭示的客观意义,只不过是农村生活的一种环境气氛而已,没有必要再多加研究。然而辛弃疾在词里摄取佛狸祠这一特写镜头,则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稼轩曾不止一次地以佛狸影射完颜亮。

例如在《水调歌头》词中说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 。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 。”词中的佛狸,就是指完颜亮,正好作为此词的解释。佛狸祠在这里是象征南侵者所留下的痕迹。四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扬州一带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迹,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安宁祥和景象,全无战斗气氛 。辛弃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兴和议以来,朝廷苟且偷安,放弃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时机,使得自己南归四十多年,而恢复中原的壮志无从实现。在这里,深沉的时代悲哀和个人身世的感慨交织在一起。

那么,辛弃疾是不是就认为良机已经错过,事情已无法挽救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对于这次北伐,他是赞成的,但认为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是否充分,关键在于举措是否得宜,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议,应当把用兵大计委托给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准备以垂暮之年,挑起这副重担;然而事情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就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词意转入了最后一层。

只要读过《史记·廉颇列传》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 ”的老将廉颇,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 ”(刘过《呈稼轩》诗中语)的辛弃疾联系起来,感到他借古人为自己写照,形象是多么饱满、鲜明,比拟是多么贴切、逼真!不仅如此,稼轩选用这一典故还有更深刻的用意,这就是他把个人的政治遭遇放在当时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的焦点上来抒写自己的感慨,赋予词中的形象以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深化了词的主题。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体会。

首先,廉颇在赵国,不仅是一位“以勇气闻于诸侯”的猛将,而且在秦赵长期相持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非畏缩,为秦国所惧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 ”,也是因为“数困于秦兵 ”,谋求抗击强秦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而不仅仅是廉颇个人的升沉得失问题。其次,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赵王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搞阴谋诡计,蒙蔽了赵王。廉颇个人的遭遇,正反映了当时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这一故事所揭示的历史意义,结合作者四十三年来的身世遭遇,特别是从不久后他又被韩侂胄一脚踢开,落职南归时所发出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瑞鹧鸪·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 》)的慨叹,再回过头来体会他作此词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忧愤之深广,也会惊叹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岳珂在《桯史·稼轩论词》条说:他提出《永遇乐》一词“觉用事多”之后,稼轩大喜 ,“酌酒而谓坐中曰 :‘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 。”人们往往从这一段记载引出这样一条结论:辛弃疾词用典多,是个缺点,但他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创作态度可谓严肃认真。而这条材料所透露的另一条重要消息却被人们所忽视:以稼轩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味改其语 ,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 ”,想改而终于改动不了呢?这不恰恰说明,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能代替的。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不是辛弃疾的缺点,而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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