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篇，笔者想先援引一则在考察阳明心学接受史时，常常会被人提及的故事：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打赢了日俄战争凯旋而归，被人们问及“一生中最钦佩的人是谁”，他笑而不语，解下佩戴半生的腰牌，只见上书七个大字：“一生俯首拜阳明”。东乡平八郎作为日本近代“军神”，其心向往之的不是日本历史上的诸如宫本武藏、坂本龙马、伊藤博文等本土的历史名人，反而是中国明朝的一位古人。
笔者在未接触阳明心学之前，不禁发问，王阳明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居然令他国的一位枭雄一生拜服？然而当笔者了解了王阳明的一些人生经历和思想主张之后，就不以为奇了。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全才，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带兵打仗，可以说他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真正做到了“立言、立德、立功”三不朽。方志远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人像王阳明那样，在学问和事功两个方面都做得如此漂亮，都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笔者也正是被王阳明那近乎完美的人格和传奇经历所吸引所折服，才开始投入到《传习录》的阅读中来。初涉心学，便觉心学魅力，果然非凡，难怪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曾经说过：“二十一世纪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下面笔者想简单梳理下王阳明心学的主要理论（如“心外无物”、“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并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笔者想结合王阳明个人的经历，谈谈阳明心学乃至儒学在当下社会对于我们的意义。
一、从“心外无物”到“满街圣人” ：阳明心学基本主张爬梳
要想了解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首先需要了解的是在阳明心学中，“心”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来看《传习录》中关于心的两条语录。“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 “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第一条王阳明所说的“心”具有知觉功能，如知痛知痒之类，这属于感官知觉，已经接近现代医学于对人的意识和神经活动的科学认识。第二条强调了心是“主宰”，认为心可以主宰身体的各种感官运动，如视听言动。阳明紧接着提出了“心外无物”的主张，后世很多人不懂心学，只是听到这四个字，就给阳明扣上“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其实不然。阳明并没有忽视外界的客观存在，他所说的心外无物，只是在强调外在的客观事物，只有通过心才能在主体意识中显现。没有“此心”的参与，外面的万物必然沉寂在一片虚空中。“南镇观花”那个著名的例子，就生动地诠释出这个道理。“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阳明用很诗意很有禅学气息的话语解释了心与物的关系，即心与物是彼此相连的关系，离开了主体存在的（心），客观存在（理）也就没有意义。由此他推导出“心即理”的主张。“心即理”的提出标志着阳明心学“心本体论”的完成，宋明理学建立的“理本体论”开始受到挑战。
然而阳明对心的理解还不仅停留于此，因为不论是“知觉”还是“主宰”都只是具有生理学或心理学的意义，并不能推导出伦理学意义上的准则或规范的之意。王阳明对“心”还有更深层次更重要的界定。“窃谓良知，心之本体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惧之心也，犹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惧为良知，何欤？能戒慎恐惧者，是良知也。”在阳明看来，视听言动或戒慎恐惧之本身只是感官知觉而非道德良知，而道德良知才是感官知觉运动的动力所在。因此，阳明心学中的“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感官知觉”，更是道德意义上的知觉，即“知善知恶”的道德知觉。王阳明反复强调的圣心，就是没有一点杂质的纯净之心。诚如他所言的“精金喻圣”，尧舜是万镒，孔子九千镒，凡人在知识和才智上虽然无法与圣人比肩，但凡人如果能够“致良知”，便是“精金”，纯粹的金子，也可是被认为是圣人。这便是阳明“满街圣人”观点提出的理论依据。“满街圣人”得益于阳明对人性善的自信，他认为即便是小偷恶贼，心中也有良知在。什么是良知呢？我们看阳明的解释：“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阳明的良知概念首先是直接继承孟子性善论而来的。他指出良知乃是判断是非的道德标准，并且这个标准是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的，良知是每个人的自家准则，而不是外在的东西。“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良知这个东西，每个人心中都有。
阳明虽然肯定了“满街圣人”得以实现的理论依据是人人心中有良知，但是阳明同时对这一种提法保持了警醒，人人心中有仲尼，但并非人人是仲尼，“满街圣人”也并非“现成圣人”，它在理论上成立，但在现实中不见得成立。《传习录》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对话。王阳明的两个学生王艮和董沄出游回来后，都对王阳明说，见到了“满街圣人”。然而阳明对两个学生的回答却不一样，他微微挖苦了王艮，但却肯定了董沄。笔者猜度阳明之所以挖苦王艮，可能是在打击王艮心中自以为是的孤傲偏执之气。“满街圣人”很容易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普通人和圣人没有什么距离，这样会滋养一种自以为是的狂妄自大癖。因此，愚夫愚妇想要成为“圣人”，必须学会“致良知”。笔者理解的“致良知”有两层意思，第一层，要求我们都要自觉地使“良知”呈现于我们自己的心灵。第二层意思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将内心的良知切实地贯彻到我们的生活实践中，而这两层意识实际上也符合其“知行合一”理论的内在要求。
二、“万物一体”：阳明心学的终极价值关怀
阳明心学从“心外无物”到“心即理”再到“致良知”，理论框架开始逐步成型，然而笔者认为直到“万物一体”说的提出，阳明心学的理论大厦才真正完善起来。无论是“心外无物”也好，“致良知”、“知行合一”也好，笔者认为它们都只抓住了阳明心学中的一个侧面，而阳明心学中最为基础和核心的主张是其晚年提出的“万物一体”论。对阳明来说，“万物一体”不仅是一种仁者的精神境界，更是一种“一体同善”的社会理想。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包含着秩序重建的意义，如何重新安排社会，建设一个“心学纯明、万物一体”的社会可谓阳明心学背后一个终极的价值关怀。王阳明在《答顾东桥书•拔本塞源》这篇文章中，对其“万物一体”的主张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阐发：“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在这篇文章中，他表达了对唐虞三代心体纯明的向往。他认为上古时代是一个没有“人己之分、物我之间”，人人“同心一德”，彼此犹如“一家之亲”，一派“万物一体、心体同然”之景象。阳明这里所讲的上古时代，与其说是一个已然发生过的历史事实，不如说是一个理想型的象征符号。似乎大多数古代哲学家都有回到“唐虞三代”理想。在阳明身上，同样存在这种情感倾向。当阳明将心中“心学纯明、万物一体” 的美好社会的愿景表露无遗时，我们才发现他之前所说的“致良知”“知行合一”不仅仅是改造一人之心，阳明的抱负远不在此，他的终极关怀在于拯救天下，换言之，阳明借万物一体说，重新安排社会秩序，重建一个“万物一体”的理想世界。
关于阳明的“万物一体论”，笔者有一个疑问。阳明的“万物一体”突出了儒家仁爱的精神，强调人己不分、休戚与共的博爱精神。这种爱是一种普遍的、万物与我同一的爱。然而儒家传统中所强调的爱一直是一种“爱有等差”的爱，即爱是因为对象的亲疏远近而有所不同的。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说一个人先做到了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之后，再去关爱其他的人。孟子也曾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根据爱有差等原则由己向外推及他人。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也用“差序格局”来概括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阳明这种万物一体的大爱，是否与儒家传统的“爱有等差”原则有所冲突呢？其实这个问题，阳明的弟子已经向他请教过了。“大人与物同体，如何《大学》又说个厚薄？”这句话的意思是，既然先生您说，与物同体，那么应该奉行一视同仁的原则，不存在任何差异，那么为什么《大学》里说“其所厚者薄，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呢？阳明说“惟是道理，自有厚薄”，万物一体作为抽象的道理，是不存在问题的，如果落到实处，必然会有薄厚之分。比如说你的至亲与一个路人都快饿死了，你手中有箪食豆羹，只够其中一个人吃，吃的人就能活下去，不吃的人就会饿死，那么你会救谁？当然是你的至亲。这是人之本性，由心而发。“道理合该如此。”。与物同体与爱有等差原则就好像是普遍原则与具体原则的差别，是理一分殊的结果。可见，阳明的万物一体说，并不是抽象地讲仁爱，而是以具体的人伦关系为其基础的，因此良知原则绝不意味着背弃“爱有差等”的原则。
三、内圣外王：阳明心学及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对于我们的意义
王阳明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很早就立下了做圣人的远大抱负。相传年幼时，他问私塾的老师，何为第一等事？私塾老师答曰:“惟读书登第耳。”阳明不以为然，说道：“登第恐非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阳明一开始就与世上的书生禄蠹区分开来。做圣人现在我们听起来可能会觉得很虚空飘渺，实际上在古代，成为圣贤是一个人很必要的气质抱负。中国儒家自古便有“内圣外王”的传统，内圣就是讲求个人要修身养性、提高个人品行，求得内心圆满。外王则是要求一个人追求事功，以便造福百姓苍生。阳明基本上就是以“内圣外王”的准则来严格要求自己的。王阳明一生践行自己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理念。比如宁王叛乱时，他只是一个过境的小官，既无皇命，也无多余精力去处理这个事情，然而他知道了宁王叛乱这个事情，就必须要有所行动，即所谓知行合一。只“知”不行，不是他的风格。他临终前，别无他话，只说了句“此心光明，夫复何求？”。此心光明，内心圆满可谓他在“内圣”层面达到的境界。在“外王”层面，他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他是一位百战百胜的儒将，他十五岁时就曾去居庸关逐马追胡儿，后来又平定过宁王之乱，扫平过西南匪乱。可以说，王阳明的一生将“内圣外王”做到了极致。
阳明心学认为“心外无物”空前抬高了心本体的地位，从而凸显了“致良知”作为“内圣”之功的重要意义。“知行合一”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明理学以来“知先行后”造成的“内圣强而外王弱”的消极后果。
长久以来我们低估了儒学的意义。晚晴以降，在西方船坚炮利的打击下，中国从“康乾盛世”的迷梦中醒来，被迫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在全方面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也逐步展开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激烈反思和批判。无论是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还是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运动，都对传统儒家文化造成一定负面的影响。由此一度有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认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造成中国社会停滞不前、落后于西方的罪魁祸首。儒家文化一度被放置在不公正的待遇中，遭到人们的污名与抵制。被誉为中国近代最后一名儒者的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并非落后与西方，只是意欲取向不同。西方文化是一种向前看的文化，它追求实现环境的克服以实现人类欲望的满足，意欲是一往无前的，而中国文化要求自身与环境之间求得一个平衡。它不顺着人的欲望走，而是讲求心态与环境的契合安乐。梁漱溟认为这两种文化类型没有好坏之分，如果真要分的话，中国文化更为早熟一些，它应该是西方文化的下一阶段。当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以后，西方文化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未来世界文化将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