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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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人评价王安石，说这个人的思想不大像古人，像现代人穿越去了古代。这样说的人主要是指王安石的政治经济思想太超前，其主要的变法内容完全符合今天的现代政治经济思想。

        所谓“变法”，是古人的说法，用今天的话讲，其实就是改革。新中国从开始到现在就一直处于变法的过程中，改革开放远没有达到尽头，因为国计民生远未稳定。达到稳定了，改革才能暂停。稳定久了，又要改革，不变则会走入穷途末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久了又要穷，再来一个轮回。用哲学的说法，历史是个周而复始的螺旋递进运动，是动态和向前的。我们不知道它的终点在哪里。

        王安石的时代，就是已通了很久而进入穷的阶段。这个穷，不仅是指政治走向僵化的穷，而是实实在在财政也在走向穷。用时下话讲，就是神宗时代的国家财政，正在走向赤字。王安石的变法最大的成功，其实就是解决了国家财政，实现了盈余。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王安石，这是一个宏观经济学高手。今天我们时代的所谓宏观调控，王安石在遥远的宋朝就已经实际操作过了，并且非常成功。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代表法案，即是“市易法”。

        终王安石一生，即便是在其变法被推翻蛰居乡间以后，皇帝对王安石都是始终厚以相待。原因其实就在于变法虽然失败了，但这是表面现象，内地里，变法已经成功的解决了宋朝内部的财政危机。

        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两个重要契机，一是当时几乎涉及半个国土面积的天灾，二是郑侠的《流民图》。天灾的发生让皇帝以及一众庙堂大臣惊慌失措，以为变法真的得罪了上天。在这里，董仲舒的“天人合一”学说发生了作用。有了这个前提，其实有没有郑侠和他《流民图》，变法都是一定会被终止的。没有郑侠，也会有李侠王侠。总之一定会有这么一个契机出现，直达神宗皇帝的心目，进而促使神宗皇帝无论是否信仰董仲舒的那一套，作为国家最高责任人都必须考虑平息物议，终止变法，稳定舆论。

        当然，这么说容易造成一种对于王安石的坏印象，以为他的变法整个就是只考虑皇帝的需求，不考虑人民的需要，所以解决了皇帝的财政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民生，也一定会失败。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王安石的变法起点，首先是惠民，其成才是实现财政收益。

        比如“青苗法”，实际上就是现代的农业银行政策，开春政府贷款给农民增加种植，秋收还贷付息，利息即是国家财政收益。这个利息比民间要低，这个法案实际上是影响了民间以放高利贷为生的，甚至以此为盈利工具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以地主，富有的士大夫和工商业人士为主。而恰恰是这些人，他们是庙堂而外的社会舆论领导阶层，亦是社会中层群体。且庙堂之上朝廷之中，遍及五湖四海的大小官吏，无数人出自这些阶层中的家族。王安石的政策影响了这些人的利益，其所受到的反对，后果其实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再好政策也难免执行群体中的人投机倒把，钻空子打擦边球，借机牟利，伤害到无辜普通老百姓。王安石的变法，其推进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

        再以另外一个宏观政策“市易法”为例，其出台主要是打击买空卖空，操控物价获利，危害市场的囤积居奇的垄断商业。物价低时由政府收购，物价高时政府抛售平抑物价，稳定了民生，国家财政也获得了低买中卖的收益。这样一来，受益的是无数普通老百姓和政府财政，受伤的是失去了暴利的垄断商人。可想而知，这些垄断商人及其利益圈子该有多么痛恨王安石的变法。如果不是神宗皇帝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是不可能得以施行的。

        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的另外一大原因，是王安石这个人的自身性格不尚团结别人，不会结党，他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执政团队。王安石的变法有很好的顶层设计，政策架构，问题在于落地的执行团队乏人。终王安石的变法整个过程，我们只看到两个坚定不移的身影：作为帝国最高领袖的皇帝和作为变法主持者的王安石。围绕着这两个身影，几乎淹没了他们形象的是一众反对派，司马光，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文彦博，范纯仁，韩琦，吕公著，吕诲等等。这些人，每一个都是吼一吼整个北宋政坛都要跟着震一震的人物。在这些声震影高的反对派之外，才是稀稀拉拉的几个变法支持者，吕惠卿，曾布，韩绛，舒禀，李定。这些人，可就比不上司马光那一众反对派形象高声音大了。更可悲的是，王安石最得力的变法助手吕惠卿仅仅是个势利小人，后来背叛王安石，又与曾布交恶。颇有给人以狗咬狗之感，实在不太雅观。

        我们今天回顾王安石的变法，其后来所以失败有天时不好的原因（大灾荒），有地利不具的原因（在各级政府中缺乏高效坚定的地方官政策执行队伍），有人和不足的原因（新法在朝廷中有强大的反对派联盟，在社会中有利益受到伤害的中间阶层）。王安石的整个变法，最大的受益者是皇帝的财政，以及底层的普通老百姓。所以王安石的变法皇帝支持，普通老百姓支持，朝廷的大官僚和地方官僚，社会中间阶层不支持。

        这就好比打扑克斗地主，王安石手上有一个大王，然后是一堆连不起来的插科打诨的小数字牌。小王四个2，A和K、Q、J，这些基本都在别人手里，10以上的牌有一两个，更多的是10以下的散牌，不能连也不成炸。这牌没法打赢，再绝顶的高手，非输不可，就看能支持多久而已。

        后来大明王朝的张居正变法，很是吸取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张居正和内廷太监拉联盟，在外廷则组建坚实可靠的执行执政队伍。所谓“定战略，建班子，带队伍”，终成张居正不世功勋。当然，张居正的变法若谈现代性，是不能和王安石的变法相比的。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落地，是得以善始善终。

        王安石虽然政治经济思想前卫，而其为人，实在不失为一个传统的儒家君子之风。这也是王安石所以变法失败的内在文化原因，不能取法诸家为我所用。我们看张居正的成功，其实是外儒内法。还有一个曾国藩，我们看他的成功，实际上是外儒内道。我们回顾王安石，实际上是外儒内儒。

        王安石这个人文化思想的修为上，是很表里如一的。这当然有好处，可以铸就一个人的光辉人格，所以历来有无数人可以批评王安石的变法，但很少有人敢于批评王安石的品格。但对于一个有志于有所事业建立的人而言，这可能就不太妙了。在手法上，起码缺乏变通和灵活的姿态。而要驾驭一件大事，变通和灵活的操作手法，实在是一件事业所以得以建立得以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条件。

        往事已矣，千年回首，不过须臾弹指。回顾在我们耳际的，是一个锐意改革进取者“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铿锵之音。孟子云：“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此一语，实可谓王介甫公之一生写照！

2018-10-1于咸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