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班是一只黑猩猩，多年来他居住在雨林深处，直到探险家发现了他，把他带到城市里的动物园。
到动物园的第三天，班就逃走了。
在乌云密布的夜里，他乘着被遮蔽的月光，在踩着幽暗的影子，来到郊区。他被郊区一间工厂的厂长看中，把他带进工厂，要他成为生产在线的一员。
班告诉厂长：「我是一只猩猩。」
厂长说：「只要你穿上制服，开始干人类的活，你就不是猩猩，是我们工厂的一颗小螺丝钉。」
班穿上制服，开始每天打卡上班，在生产在线组装人类的手机。当他感到疲劳，想要休息的时候，厂长会把他叫到一旁训话，还威胁要扣他的薪水，让他买不起喜欢的水果。
日复一日的工作，班融入在群体中，他每天都感觉疲惫不堪，但越是疲惫，越是担心自己生病而无法工作。越是担心，他就越会督促自己无论如何，无论身体怎么不舒服，心底如何倦怠，都要去工作。
因为担心总是一层一层的，从担心买不起喜欢的水果，到和其他人类一样，担心没有稳定收入，以后无法成家立业，有天会成为社会角落的成员，人们唾弃的对象。
有天，郊区发生地震，所有人都逃了。
班也逃了，他逃向雨林，在那里他和过去的同伴相遇。
同伴们都不接纳他，说他是人，不是猩猩。
其他猩猩说：「猩猩不会穿衣服，猩猩也不用上班。」
班无话可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猩猩。
◎心理
一般坊间的写作课经常会听到一个概念，「最好的故事，就是自己的故事」。如果不知道要写什么，从描写自己的生活开始就对了。
话说得很简单，问题是怎么入手？
或者说即使知道怎么入手，所谓「写自己的故事」具体来说该怎么做？
把生活写成流水帐？
跟写日记有什么不同？
有句俗谚形容一个人很了解另一个人，我们会说了解的程度如同「肚子里的蛔虫」。
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认识或许并没有我们所设想的那么简单，简单到我们以为我们了解一个人，我们就真的了解。
这是很难避免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别人。
同时，我们很可能也不了解自己。
这才是很多人无法写出故事，并且即使试图拿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写，依旧写不出东西的原因。他们就像文章开头故事里的熊，认不清自己的样貌，所以你要他说出自己是什么，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什么梦想，有什么恐惧或希望，他压根写不出来。
然后有些人转攻另外一条思路，放弃去做更深入的自我探索，而是去寻找极端、猎奇、怪异的人事物，用博取眼球的方式作为故事的灵感。但这样往往会把自己推到另外一个写作的深渊，就是写出来的东西无法感动多数人，因为这些极端、猎奇、怪异的人事物对一般人来说很遥远。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如叙事治疗心理学家麦可．怀特的研究，我们的自我认知，往往如哲学家傅科（Michael Foucault）所言：
在我们真正知道我们了解什么之前，我们已经被灌输了许多观念。这些观念在我们未曾怀疑下，甚至成为我们的原则。
傅科称其为「正常化判断」（Mormalizing Judgment），也就是社会设定了某些人的形象为所谓的「正常人」，并告诉人们什么叫「正常」，然后其他人以此为标准，去判断自己或他人到底正常或不正常。
和正常化判断互相配合的，则是社会对那些被定义为不正常的人，进行「分离实施」（dividing practice），将那些贫穷、疯癫或弱视者，与所谓「正常人」加以分离。
于当代心理学，他们延续傅科对于正常化判断的警醒，好比纳粹当初就是用一套少数人定义的标准，作为实施种族歧视，屠杀犹太人的借口。
积极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就曾提到，现代心理学的转向，就在于从过去专注在少数特异的病人身上，少数特殊的病症，转而回到真正多数的正常人。
过去心理学家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研究少数、特殊的情况，却忽略世界上的多数人其实过得并不幸福。
但对于所谓的正常，定义不断的在改变，正如不正常的定义在改变。曾经同性恋被视为不正常的，被编入《精神病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到了1973年才从此书中废除。
这听起来有点荒唐，心理疾病竟然是由少数人决定，更有趣的是每次DSM的改版都会「消灭」某些心理疾病，却又「新增」一些闻所未闻的心理疾病。
难道正常与不正常，就因为每几年改版一次的手册，随之出现或消失？
从叙事治疗的立场，怀特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外化对话」（externalizing conversations）将问题客体化，为原本被我们内化的问题加以一个替代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就在于将自己问题切割，告诉自己：「问题是问题，问题不等于人。」
同样地，猎奇与极端也许让人一下子很兴奋，获得短暂的注目，但你以此创作出来的作品，便容易沦为「为博取目光，而非获得感动」的作品。等到你那些令人惊奇的点子消失，读者也就跟著消失，因为你未曾和这些故事产生真正有深度的连结，更遑论要读者和你产生连结。
既然问题不等于人的本质，进而也就不等于我。
也许你选择那些极端、猎奇的故事，是因为你被他们吸引，但那不等于被吸引，就是你的创作本质。但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去追问为什么我们想要沉浸在这样的刺激之中。
然后，我们要从这样的刺激之中走出来，切换到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当我们处在当中，我们可以将感同身受，或者就是我们自身的感受写下来；切换到旁观者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故事的整体面貌、背景、多角度的叙事描绘下来。两者相加，就会形成一个立体的故事。
好比当我们描述一个不幸的家庭，当中有著父亲对孩子的家庭暴力。于是这个家庭中有施压者让被压迫者，感觉被压迫者之所以受到各种暴力，都是他自己的错。好比有的家长将自己的生活压力，怪罪在孩子身上，并通过惩罚孩子来泄忿。
孩子如果判断能力不够健全，他可能就会误以为自己真是扫把星，是他害了爸妈，甚至害了整个家。他会对自己的存在产生否定，对自己的价值感打上无数个负分。
这样的孩子，他把问题等同于自身，于是他就很难从暴力中脱身。因为在他看来，他实在一无是处。
那么我们描写了孩子，又描写了父亲，又描写了与之相关的人事物，故事就成为一个丰满的整体。读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信息，促进他沉浸在故事之馀，也有足够的燃料去推进他的想像力。
此外，当我们说「描写自己的故事」，并不必然我们就要完全沈入，有时那反而容易让我们写出日记，甚至充满情绪的垃圾，而无法产出结构、逻辑皆备的作品。
所以描绘生命，不是描绘全部，就像流水帐。我们还要把握我们要谈的故事，重点是什么。好比你可能觉得自己非常不幸，想写一个不幸的故事，但每个不幸的故事，其实都有一个故事核，比如在《奥德赛》谈的是命运、在《悲惨世界》谈的是自我救赎、在《泰坦尼克号》谈的是爱情跨越阶级。
唯有当我们放下过分贪心，自认自己的一切都很重要等自恋的迷梦中跳出来，我们节制的选择主要的、足够在有限的篇幅，有限的能力中操作的生命故事，变成一个单独的故事核。就像外科手术割除肿瘤一般，我们能够更好的聚焦于主题。
最后，当我们沈潜到自己的生命深处，我们还是要跳出来，让生命的种种成为作品，而不仅仅是私密的日记，或是发泄情绪的随笔，也不是只有自己才懂的天书。
毕竟只有在这样的节制与实践中，最后产出了完整的作品，我们才能说自己「懂得」写作。
◎方法
外化对话，是一种把我们的心理困境，或者某段痛苦的激励，加以外化的分法。
外化包括两个作用，一个是「具体」，一个是「聚焦」。通过这两个作用，使我们能够转化出某种叙述的方式，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心情与心态。
举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小女孩摔跤，妈妈可能亲吻她的伤口，然后要她和自己一起对着伤口吹气，说：「把痛痛吹走啦！」
理智上，我们知道痛不可能被「吹走」，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孩子就得到一种具体的操作，使她面对病痛不会陷入茫然失措的不安中，进而有效的控制她面对痛苦的心情。
在叙事写作的第一阶段，就像我们进行任何写作的项目，我们都需要先对我们写作的内容进行设定。
包括「人物设定」，这是树立角色的阶段，而角色的行动和彼此之间的互动，构成故事整体。
当我们面对自己的伤痛，我们也可以给伤痛命名，也可以重新的给事件中的角色命名。
我们可以这么做：
1. 给我们的痛苦命名
如和某A之间多年的恋情，最后付之一炬，这个痛苦，我们可以取名为「彼得」。每次痛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彼得来了」。
2. 给我们的痛苦加上故事性的描述
譬如我们可以这么形容：彼得来的时候，就像一阵风，这阵风带来彼得那些张牙舞爪的同伴，苏克（胸闷）和威廉（头痛）。
3. 试着安排这些角色
譬如我们可以写道：苏克的嚎叫，每每让我无法专注于工作，好像每一次嚎叫都会抽走几升空气中的氧，让我呼吸困难，但大多时候，比起威廉的利牙，他的叫声倒显得温柔了。
4. 试着跟角色对话
好比我们可以试着跟威廉说：今天对我是个重要的日子，需要在教室跟大家做课堂报告，我恳请你和苏克放我一马，回头我会给你们最好的骨头，让你们饱食一顿。
5. 试着每天书写一点对他们的描述与对话
通过故事性的描述，让我们和自己创造的角色熟悉，也等于让我们和自己的痛苦熟悉。当我们和痛苦之间不再那么水火不容，或许就是让他们重新进入我们自身，重新内化的时机。
◎结语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符号帝国》（L’empire des Signes）写道：
「书写正是这么一种行为：在同一个架构之下，结合那些（在单一扁平的表现空间中）无法捕捉在一起的东西。」
叙事治疗的书写，使我们捕捉肉眼不能见的痛，就像捕捉恼人的害虫，成为我们走出痛苦的一步。
但那不意味著写作就是大杂汇，写作需要发散，更需要收敛。
所以写作比的不是谁的故事多、谁活得久、谁认识的人多，若是如此，那世界上最好的作家可能是一线城市的出租车司机。
写作最终还是需要对自己的生命故事，进行有效的整理，当中包括前述的「外化」工夫，使我们对自己的生命故事进行「具体」和「聚焦」，使素材精鍊为可读的、感人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