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拿动物做医学实验？”
“因为我们不能拿人当实验品啊！”
这听起来像一个笑话，但是从医学的进展和学术道德上来说，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专业人员不允许用人做一些可能造成潜在伤害的实验。而与人类DNA极其相似的动物，如老鼠、猴子等成为了被频繁使用的实验室动物。
在上世纪80年代，一个好战的动物保护组织对医学界利用动物做实验的行为发起了强烈的抨击。他们反对所有用动物做实验的医学研究，即使是癌症、心脏病、艾滋病的研究都不可以。他们强烈反对人类吃荤，也不准养宠物（说这是蓄奴）。
研究之初
1981年，当行为学家爱德华.陶伯在短暂地度完假回到他位于马里兰州的医学实验室时，他发现他被警察和记者包围了。陶伯此后被警方指控犯有11项虐待动物的罪名。
陶伯1933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行为主义。如今我们都知道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受到大脑的支配。但在当时，行为主义坚持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对刺激的反应，把大脑和意识排除在外。
陶伯在读研究生时了解到，大脑和意识一定跟主动去做很多行为有关。他在实验神经学的实验室找了一个研究助理的工作，想更了解人的大脑神经系统，以推翻反射理论的错误。在实验室里，他们对猴子做切断输入神经的实验。
切断输入神经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技术。189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查尔斯·斯科特·谢灵顿爵士最先开始用这个技术。切断输入神经是用外科手术将运送感觉信息输入的神经剪断，使它们的脉冲不能再送到大脑。被剪断感觉神经的猴子不再知道它的手臂在什么位置，你碰它时，它也不会感到触觉或痛觉。
谢灵顿无法解释为什么被切断感觉神经后猴子的手不再能动，因而他提出运动是基于脊椎反射反应的感觉部分。因为切断了输入神经，就破坏了猴子的反射反应的感觉输入，因此猴子被切断神经的那只手臂不再能活动。
陶伯在进行切断输入神经实验时多做了一步，他不但把猴子一只手臂的感觉神经剪断，他还把猴子好的、没有被剪断神经的手用绷带绑起来，使它不能动。
他想到假如他把猴子好的手臂也用绷带绑起来，使它不能动时，也许会强迫猴子去用那只剪断神经的手来进食，因为不进食就会饿死，那只手可能会动。
结果他成功了，猴子在没有办法动用健肢的情况下，果然去动用那只被剪断感觉神经的手。
陶伯后来把在猴子身上应用的方法改善之后转用到中风病人身上，即最大限度地限制患者使用正常肢体，反而尽可能引导患侧肢体的锻炼与恢复，并因此点亮了无数中风患者的生命之光。
然而从科学实验到实际应用这一条路，陶伯用了整整7年，甚至差一点搭上身家性命。
坎坷的学术生涯
1981年5月，陶伯49岁，正领导位于马里兰州银泉的行为生物中心。他踌躇满志要把他在猴子身上看到的方法转用到中风病人身上，当时有个22岁的学生亚历克斯·帕切科志愿在他的实验室工作。
帕切科实际上是善待动物协会（PETA）的共同发起人及主席，他隐藏身份来为陶伯工作的真正目的是解放17只实验猴子，使它们成为动物权利宣传的口号和主角。
1981年夏天，陶伯外出度假，帕切科趁机闯入他的实验室，拍了许多猴子看起来非常痛苦、被虐待、严重受伤且无人照顾的照片。凭着这些相片，帕切科说动了马里兰州的警察去突袭陶伯的实验室，并没收了这批猴子。
当陶伯回到他的实验室时，被门口包围的媒体吓坏了。同时感到恐慌的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其实验室是全世界用最多动物来做生物医学实验的地方，显然会是善待动物协会的下一个目标。他们决定背弃陶伯，附和动物保护协会，并与陶伯划清界线。
陶伯的案子变成华盛顿的著名诉讼案例。银泉猴所得到的曝光率把善待动物协会变成美国最大的动物权力组织，而陶伯变成人尽可诛的魔鬼。
陶伯后来被逮捕，以虐待动物的罪名受审，检察官起诉他119项罪名。他被同侪孤立，失去薪水、研究经费、他的动物，他被停止做实验的权利，并且从银泉行为生物中心被赶出来。他的太太出门被跟踪，两人都受到死亡威胁。
陶伯通常必须担任自己的律师，一周工作7天，一天16个小时，来洗刷名誉。在官司开始时，他银行的户头有10万美元的存款，官司打赢时，存款只剩4000美元。
1981年11月陶伯案一审即将结束时，检察官所起诉的119件控诉被撤销了113件。二审时，马里兰州高等法院发现反虐待法实并不适用于研究者，陶伯在无异议一致同意的情况下被释放了。他打败了善待动物协会。
但是陶伯依然无法在任何一所大学找到教职，也没有猴子，当1986年亚拉巴马大学终于决定聘任他时，学校有示威游行反对他，威胁要停止学校所有的动物实验，但是了解他研究的人，都站出来支持他。
陶伯终于在七年后拿到了研究经费去研究中风，并且成立了一家诊所。
常规的康复治疗与陶伯的限制.诱导疗法
在所有的疾病中，很少像中风那样使人闻虎色变。因为大脑的组织死亡，人的身体和思想活动因为失去了指令官而不能动弹，人生也就失去了尊严。
中风发生后，急诊室的医生可以用溶血栓药物或停止大脑出血的方式，减轻中风患者的后遗症，但是一旦伤害已造成，现代医学可以着力的地方很少──直到陶伯发明以神经可塑性为基础的限制-诱导治疗法。
陶伯让他们知道，只要受损组织附近还有活的细胞，就还有希望恢复一些功能，因为神经细胞具有可塑性，周边活着的细胞可以把受损伤神经的功能接手过来。这一研究发现使一半的中风病人都可以从这个疗程中受益。
在陶伯的诊所中最常见的东西是厚厚的棉布手套和吊腕带。所有进行康复训练的患者在整个治疗期间，都必须在他们未损伤的手上戴着厚重的棉布手套，在手臂上吊着吊腕带。
陶伯认为即使中风后，使我们能够做动作的运动程序可能还保留在神经系统中，所以必须对病人使用他对待猴子的方式：限制使用好的手臂，强迫瘫痪的手去动。他利用用“塑造”的训练方式，一点一点地引诱患者朝着康复目标行进。
一般医院和康复中心的复健疗程通常一次一个小时，一周3-5天。在陶伯的诊所里复健是一天6个小时，连续10~15天不休息。
这是陶伯根据他的可塑性研究发现的训练法则：训练的项目越接近日常生活用到的技术，效果越好；训练应该慢慢进阶、循序而上；训练应该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即所谓的“大量练习”。短时间内大量练习远比周期长、次数不频繁的练习效果好。
安德鲁7岁时第一次中风，45年后他找到了陶伯诊所。他没有想到在几乎半世纪的中风后，限制-诱导治疗法居然仍然对他有效。
安德鲁最初进入陶伯诊所时，他的平衡、走路、用手的机制几乎已经退化光了，但是给予适当刺激后，大脑还是可以重新组织它自己，并发现新的方法来保持旧的功能。
安德鲁的进步证实了大脑的可塑性和重组神经的能力，医生对有强烈意向复健的中风病人不应该太快下断语，说他顶多只能复原到什么地步。
中风的病人大约只有一半的神经元可以用。这不只是肌肉的萎缩，使得动起来比较困难，其中还有大脑神经萎缩的问题，当限制-诱导治疗重新恢复大脑中运动皮质的区域时，动那只受损的手就没那么吃力了。
生命之光
陶伯的研究每一天都在帮助着世界上不幸遭遇中风打击的患者，每一次他们练习使用自己麻痹的手和身体，或开口说话时，他们的生命被重启，而陶伯坎坷的学术生涯也因此重新发出生命之光。
在陶伯的研究和他波澜起伏的人生中，动物试验一直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它们改变了陶伯的命运，也重塑了众多中风患者的生命。
动物试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揭开生命本质及其起源之迷、保证人体健康及满足人类需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如同善待动物协会所宣扬的，动物的权利就应该被忽视吗？
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会反过来影响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所有对非饲养性动物蓄意的杀戮、对实验动物残忍的处置都将造成人性的泯灭和人类生态链的破坏。而在保证人类生存和健康的合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下谈保护动物，或者说为了保护动物而伤害人类的生存与繁衍，这并不是合理的保护生命，而是一种教条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