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居正大传》及其他

关于历史说点什么

1941年朱东润先生执教于乐山武汉大学开始撰写《张居正大传》，而在此之前的1937年蒋百里先生写下1 0万余字的《国防论》，1939年钱穆先生完成《国史大纲》。放眼当时的世界，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首都南京沦陷；1938年，当年国内最顶尖的西南联大在昆明组建，梁思成五易其稿，为其新校区建起茅草房，华夏疆土一半沦陷敌手；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1940年，除英伦三岛，欧洲基本沦陷德意志战车之下；1941年，苏德基辅战役，苏军66余万人被俘，英日马来亚战役，英军13余万人被俘；1942年，中国十万远征军兵败野人山······黑夜总是如此的漫长！

《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还不是国歌，但中华民族确实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所以蒋百里先生《国防论》中说：“当君国危难的时候，牺牲区区生命，不算一回事。历代殉国诸人的真精神，我以为根据于此而来的。唯其爱护后进，故传授学徒，著书立说，使几千年的历史有继续不断的成绩。王夫之、顾亭林于国亡家破之后，犹拼命著书，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养成了华族悠长的气概。”所以，文字之间，闭目之际，犹能耳闻目睹，膏沃尽丧，贼焰方炽，一天一地、一桌一椅，一人一灯，一笔一砚，一纸方寸，书写民族大义——“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钱穆先生语)”

2005年凤凰大视野在拍十集纪录片《中国远征军》的时候，在街头做了个随机采访，基本上是没人知道中国远征军是怎么一回事，我第一次听到中国远征军的时候也是在2005年的课堂上，直到2009年上了大学才通过学校图书馆和网络系统深入地了解了中国远征军，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从抗战看到北洋军阀，到清末，到整个中国近代史，以及更往前去的明清，甚至秦汉先秦史，所以我自诩为“中国历史脑残粉”。

近日看了一个外国小伙子在街头采访录制的一个视频，他问“谁能完整的说出中国历朝历代的名称”，从六七十岁的老大爷到四五十岁的大妈，到初中生小学生，只有一个他们称为“学霸”的小学生回答出来，中间还有两个地方是错误的，可想而知，中国对于历史教育的缺少和不重视到何种程度！但我同时很反对中国历史教科书近乎完美绝对定论式的冰冷冷的论述，所以我又标榜了自己为“坚决反对中国历史教科书的一面之词！”。

最近听到一句话“我们给子孙留下什么样的世界，取决于我们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子孙！”，如果中国几千年的辉煌历史文明都不值得你动心的话，想必我们未来的子孙后代对于我们的时代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也将是习惯性失忆!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关于张居正

他说：“茍利国家，死生以之”，他还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弱之，垢秽之，吾无间焉。此亦吴子所知。有欲割取吾耳鼻，我亦欢喜施与，况诋毁而已乎？(张居正《答吴尧山言宏愿济世》)”。梁启超说他：“明代唯一的大政家”。熊十力说他：“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茍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救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豆瓣读书有人这么评他：“你愿意做对他人有益的事情吗？你愿意违背自己的做人原则吗？你愿意用一生去这样吗？”。

他25岁的时候上《论时政疏》直指时政弊病，他直言不讳：“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这一政治方略贯彻他一生，这一方略也让他的一生毁誉参半。

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模式是“以士为中心，以农、工、商为外围铺展开来的平面模式，并且外围比中心要低(雪珥《改革都有红利吗》)”，而“士”这个阶层就包括了以读书人科举进入仕途的为政者，也包括乡村士绅阶层，他们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既是民意的代表也是一个具备综合管理功能的行政机构，为保护和增进地方利益也对政府及胥吏进行公关博弈，在封建王朝里当然还包括了宗室。

张居正的《论时政疏》条条直指“士”层，后来的种种举措更是把所有人都给得罪了，他对于万历帝，大权独揽，乾纲独断，他作为一个首辅，他最本职的工作应该是有效加强最高领导人的权威，提升最高决策层的行政效率，他本末倒置，最终造成了万历帝在他死后对他及其家族进行了最为彻底的清算。

“转型是痛苦的，也是血腥的(雪珥《改革都有红利吗》)”。权力如何安全地传承不至于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关键在于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不被消耗在无限的内斗上。从严嵩到徐阶，再到高拱，最后到张居正，以及整个言官弹劾制度，张居正深受其害，政敌弹劾攻击他，就连他的学生门生、一手提拨的属下都弹劾攻击他，所以他知道再血腥的改革，他也必须改，他所有策略都针对整个“士”层，但“这个‘士’层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为了维持，壮大既得利益，他们一定会运用已经获得的政治资源，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雪珥《改革都有红利吗》)”，最后，张居正失败了，他低估了这个“士”层以及他们所掌握的政治资源，他励精图治的十年，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为这个病入膏肓的王朝打入一剂强心针，让其能再茍延残喘的活个几十年，哪怕崇祯帝朱由检发出：“思陵之季，抚髀思江陵，而后如：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的感慨，最后的最后，三尺白绫挂煤山便是必然！

作于2018.3.25

整理修改于201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