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句话，我第一次听到，是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品三国中，在讲到曹操的马践踏麦田，曹操要求部下对其治罪，用了这么一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来概况部下如何为曹操脱罪。此语出《礼记·曲礼上》。
从我们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那就是大夫犯了错误，是不被刑罚所责备的，而对待庶人，是不用讲礼仪的。从这个解释上来看啊，仿佛给人一种不平等的感觉，与其相对应的反义句子，“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好像更适应现代人的思想，是一种更先进的概念。
这句话的意义，是有很多争论的。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中提到，“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士大夫也不会量刑上受到优待，老百姓不被排斥在礼仪之外。在这里的“上”和“下”那就可以替代为“尊”和“卑”，这么一来，在满足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刑不尊大夫，礼不卑庶人”，就显得要更为合适。
其实对这句话还有其他的解释，在知乎上，我见到：“所谓刑不上大夫，是指顾及士大夫的颜面不在刑场行刑，而在囚室让他们自裁，绝非逃脱惩罚。而礼不下庶人，是指礼法规定繁杂，庶人忙于生计无法学习演练，所以不因为「礼」上的疏失而苛求庶人。” 这种解释亦有其道理所在。
如果熟读易经，深得易经的思想，就会明白，华夏民族，一句话是有很多含义的，这不比西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先人讲话，特别是古之贤人，通常不会将话讲透，一句话可能蕴含了多种意义，若以一概全，未免有些不得要领。故老子以五千言著道德经，其毕生思想皆蕴含于其中。
现在我要理解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也只是从一个角度进行理解，或是说，我只是从其中领略一点点心得而已。
大夫，在古时，低于诸侯而高于士，这里面的大夫，我们可以理解为地位高的人，庶人，那就理解为地位较低的人。刑呢，可以将其扩展，是一种规范，一种制度，礼，我们可以解释为对于人的一种待遇，或者一种态度。那么这样就可以把这句话这样翻译成现代汉语：对于等级地位高的人，是不用遵循规范制度的，对于等级地位低的人，是不用以太高的待遇与态度去对待的。这样解释过后，那么其思想到底对不对呢？要是乍一眼看过去，好像和原话没有太大区别，表示的还是一种不平等的思想。的确，在封建时期，这句话确实是用来体现地主阶级与一般平民的区别的，是一种统治的思想。
那么换一种思维方式。地位高的人，通常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人，才能到达一定的高度，这些人的思考、想法通常来说，比一般人更全面，更能从形势上、根本上来分析、解决一个问题；而古时候之庶人，特别是隋唐之前，通常是没有什么资源用于学习知识的，这个阶层往往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问题，考虑的是明天我该吃什么。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进行分析了，“刑”，也就是本文的制度，制度的作用是规范一套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以保证没有人能做出对团体、社会发展不利的事情。制度是很重要的，没有制度那么社会就会动荡。但制度是死的，即使是现在，我们还常常讨论“法外开恩”这么一个东西，这就说明，在考虑到一定的条件时，现实的局势是要高于制度的。 所以，从这里来讨论“刑不上大夫”，就有理论支持了。对“大夫”来说，对政治的判断，对形势的分析要远远重于“刑”，这时候，如果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么就要优先考虑当时的情况了，而不是如同“酸腐文人”一般，墨守成规，这无异于坐以待毙。
“庶人”，有两个特点，第一，认知水平差，不能从根本上分析问题，第二，基数太大。那么，这时候，“刑”就有其作用了。制度是基于最普遍情况下的一种最优解决方案，在不能清晰分析问题之时，用一套标准的制度来规范，是最符合也最有效的；同时其基数过于庞大，如果让有能力的人去对每一件事情进行分析，根本管不过来。所以无论从情理上还是得到的结果上来考虑，都要求“刑下庶人”。 那么同理，在“庶人”根本不懂形势之时，对其“以礼相待”，结果也只能是徒劳，他们只关心当前，而不明白如何为最好，所以“礼不下庶人”。
最开头提到的曹操之故事，是记载在一本吴人所著《曹瞒传》当中的，用于表现曹操的虚伪，但实际上，曹操也是受了刑的，叫髡刑。如果当时，真把曹操杀了，当然对于法令上来说，是绝对正确的，但这样的话，中国历史恐怕得改写了。这就说明一点，如果在事情上不随机应变，那恐怕是不能做好任何一件事的。
汉高祖刘邦曾经与韩信讨论过带兵的问题，问到了如果刘邦带兵的话，能带多少，韩信答：“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于君如何?”曰：“臣多多益善耳。” 刘邦之才在于帅，韩信之才在于将，帅能令将，将能令人，而帅不能令人，倘若以帅统兵，则必败，因为高高在上的人不会用刑罚来控制底下的人，而其才在于用“礼”来领导各路“将军”，用“礼”来对待手下士兵，效果将大大降低。
但对于原则上的事情，那就不能单纯掏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了，这时候，无论是于理还是于法，皆不能容忍。 昌邑王刘贺，在位二十七天，荒淫无度、不保社稷，霍光效殷商伊尹故事，废黜之。这时候，“刑”的作用就显示出来了。
蜀汉开国昭烈帝刘备，对面对国难而只求田问舍的许汜不屑一顾，而对待卧居隆中的诸葛亮，却以三顾之礼待之。许汜是当时的名士，很有名气，诸葛亮呢，名义上不过一个耕夫。当时刘备是左将军领豫州牧，虽然是空职，这个豫州当时不归他管，但他好歹是大汉皇叔，年纪又比诸葛亮大，他要这样去对待一个才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也正因为此，才促成了以后的孙刘联盟，得到荆州，为其实现“欲伸大义于天下”的政治抱负打下不可或缺的基础。
这几个例子，好像相互之间是矛盾的，有这种感觉，这个对，那个就不对，那个对，这个好像就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是不矛盾的。还是要强调那一点，曾仕强教授一直在强调一个事实，华夏民族的文化中，对一件事情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的，这个可以解释为“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庸，也不是和稀泥，而是重在表现“有经有权”，有些东西是精髓的，有些东西是权宜的，不能混在一起。要是全盘接受西方的“绝对”思想，恐怕不适用于中国人。
回到主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而不是一味讨论其对与不对，否则为“腐儒之见”。所以啊，大多数情况下，对“大夫”来说，用“礼”来对待比用“刑”来对待更为正确，而对于“庶人”，用“刑”比用“礼”来对待更合乎道理，这样来解释，可能要更为有理，且更有意义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