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我的包办婚姻与自由恋爱
1943年冬是我难忘的季节，具体时间已忘得一干二净，就在父母包办下未满16岁的我与宋光怀结婚了。
1943年暑假大嫂见我放假回家，笑容满面的向我招呼。大嫂对我说：“你要结婚了，已经为你合了八字。听幺婶说定于今年腊月份给你抬婆娘。”这一令人吃惊的消息，让我无法安静。我立刻跑入厨房，向正在做饭的母亲说：“妈妈听说你们已为我合过八字，查完了结婚年月？”她面带笑容的说：“你怎么知道的？”“那是否是真的？”母亲见我问得心切，便老实的对我说：“真的，你爹已经去合了八字，决定腊月为你结婚，人嘛迟早都要结婚成家的，家中无劳力不如早点结来算了。”我气愤的说：“我不同意，为什么事先不征求我的意见呢？”至此母亲似乎有些生气的说：“你长大了，读了初中就不听父母的话了？”我说妈：“怎能说不听父母的话呢，结婚是一个人一辈子的事情，当然应该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年纪还小才15岁，正在读书，长大了再接，难道不好吗？至于劳动力家中有的是，大嫂早已接进了屋，还有大小长工根本不缺劳动力，为什么非要过早的为我结婚呢？”我这一席话竟把她问得无言以对，干脆推口说：“你去找你爹讲是他决定了的。”
不一会儿父亲骑着大青骡子赶场归来了，在马圈外栓好马，提着马鞭手里拿着垫褥，一进屋照样在屋角挂好马鞭，把垫褥铺在靠墙壁的大板凳上坐了下来。我见他有些醉意，双颊分外红润，我已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怕惹起他的责骂。于是与往常一样的叫了一声：“爹，你回来了。”他嗯了一声后看我一眼说：“把烟袋提来吧。”我赶快进入我俩的卧室，在枕边灯柜上提了出来交给他。
晚饭后，我闷闷不乐的与狗娃一同出外，割了些牛马草回来。见大家都在饭桌旁起劲的聊天，可我却高兴不起来，低着头挨着母亲坐了下来，她侧身看了我一眼后又继续谈起另外的事情，明知我的心思根本不予理睬。
晚上就寝时，我仍像小孩似的为父亲提上水烟袋跟在他后面走进大室内。未上床前我边脱鞋，就一边急不可待硬着头皮问起关于我的结婚问题：“爹听说你们要为我结婚吗？我年纪尚小正在读书，为什么那么急呢？过早结婚会影响学业的。”父亲说：“是的，已经定于腊月你放寒假归来就结婚，由于家中无劳动力结了也好，婚后你读你的书根本不碍事。”我说：“我家劳动力有的是，何必过早的结婚？一个年纪小身体尚未长成过早结婚是有害无利的，这些老人应该比我更清楚。”自此父亲低头不语。闷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早是早了一点，但事已至此，亲友们已发出请帖，不能改了，婚后你好好读书，家里的事儿你少管。”我说：“爹，你老人家说的事要算数啊？”他答一定算数。尽管父亲如此答复，但始终不安，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提起婚姻问题，我都要大发议论，说明早婚之害。
在此思想不通的情况下，曾向邓明洪说起，他答应一定找父亲谈一谈，最好能迟几年再说，后来仍无结果。父亲坚持说：“年月已定众亲友已请，怎能改变呢？”
假期结束我仍与吴绍凤等一同到西昌省中念书，左思右想对父亲包办早婚一事如何抵挡为好。很快到寒假同学们已全部回家，而我还留在校内住着。父亲得知后，立刻派了大姐夫王国宝赶赴西昌省中，给他的任务是非把我弄回不可，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婚期早定众亲友早请，根本不能更改，至于婚后我读我的书，不必过问家中的事。经大姐夫的再三劝说认为无能为力，否则情理难容，无奈只好与大姐夫一同回家。结婚期间家里照样大办了不少酒席，热闹了一番，可我始终高兴不起来，三天后不愿与女方一同回门，就匆匆的跑回学校，此后寒暑假也很少回家，纵然回家也邀了些同学，如王国喜，王国孝等在文昌宫校外补习，尽量逃避不归。在此情况下亲友中闹出不少父母亲姐姐的劝说等有趣的笑话。
最后实在熬不过父母多方的压力劝说，终于在43年的寒假中开始同居，也许是不可抗拒的生理自然规律，还当了第一个孩子的父亲。父母亲很高兴又添了一个孙子。可我确实认为是一个耻辱，因为在尽量抵制父母包办婚姻中抵制出一个娃娃来了，所以在同学中不但无脸谈及是否结了婚的问题，更不好意思说你有小孩儿的羞事。在学校，有时还对个别容貌姣好的女同学暗自产生爱慕之情甚至溢于言表。这种现象不但西昌高中时期有，在川大更为突出。如与方君公开恋爱约会两年，后来由于家中父母不同意解决我不合理包办婚姻问题，最后只有挥泪而别。方君后来在成都成了一位南下厅级老干部的妻子，听说他们都已离休欢度着幸福的晚年，至今50余载，仍然情意绵绵，记忆犹新，遗憾终身。
记得在52年的春节礼拜六的下午，我仍在川大疗养院养病，她仍按时到疗养院看我。每次一进病房照样一声不响的在铺上枕下，四处寻找脏衣脏帕进行洗涤，洗完后又默不作声的坐在我的身边。或询问我的病况如何，只要听说已无任何大碍时，她就会感到由衷心的高兴，一旦知道有何不适就低头不语或轻微的叹息，最后就是默默的离开。离开时我总要送她一程，多数时间是送到九眼桥头，有时走完水晶厅，一直送到东门大桥，把她目送进东大街。
关于我和她两年多的友谊，实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个问题曾考虑再三。过去尽管我俩均有同样的想法，认为在万恶的旧社会，像我这样的由父母包办的强迫性婚姻很普遍多如牛毛，而今进入新社会总会获得合理解决。可是解放后通过一系列的学习，如果原有包办婚姻没有通过法院宣布解除再行另娶是不行的，再加上我已是一个孩子的爸爸。49年回家时我就曾硬着头皮向父母提出要与宋某某解除不合理的包办婚姻，双老就一再表示宋某某对他们很孝顺，不能解除，你在外再接几个都可以，事实上这也是封建思想，在新社会是行不通的。
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我认为长痛不如短痛，下定决心苦劝方君还是尊重自己的前途和我撒手，不再拘泥于纠缠两年多难舍难分的情谊，并强调说明：我是无法违背父母的意愿与他们包办的婚姻一刀两断，希望保持一种姊妹关系。决心虽下，但当面却难以启口，反复思之，唯有先从书面上沟通之后再当面简要说明。务盼原谅。
这封信被我随手放于枕下，当礼拜六她又前来探望我时，一下就从枕下翻出，刚看了几句就倒在铺上，说了一句你好狠心，即泣不成声。我上前规劝很久，并一再说明不得已的苦衷，万望她多多原谅，今后我们间的友谊，保持一个姊妹关系就是了，同时少些来往，以免影响她的正常交往。无论我怎样解释，她虽停止啼哭，总是默不作声，不言可否，天已黑很久了，按平时她早已回家。为了让她回去时不致关门，经一再动员她才勉强同意离开。同意多送她一程，结果一直到她们单位的大门口，最后与我吻别。这确实最后一次香吻，不知是谁送友人出门时我们拥抱才撒手，这是最后一次最紧的拥抱了。次日礼拜天的下午，一般她也要来辽养院的，但当天她没亲到却委托单位的一位好友，带了一大包礼物点心类的东西前来看我，并说明川西区地委要开党员扩大会，不能脱单希望我能原谅，好好保重，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我也趁机请他多劝方君，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前途，不要以我为恋，我是不值得她留恋的。可贵的只是我们间两年多的友谊是纯真的，我从未产生过任何对不起她的邪念，对此我是问心无愧的。方军的知心好友也一再提及，我之所以难舍难忘于她，主要是两年多来她一直很看重我从未产生过越轨的邪念，我们的友谊确实是纯真的、可贵的。
此后我与方君的来往逐渐减少。等我住院结束时前来帮我搬家，把我护送回校。最后听说我已在川大毕业，分配在西康省民政厅时，她又与其好友一同前来送我。当我到达雅安不久就接到一封热情洋溢的长信，真像一个大姐姐教小弟弟一样的，热情坦诚直率劲表扬了我为人公正诚实的优点，又指出了人际交往中应该谨言慎行，谨防上当吃亏。金玉良言至今难忘，回忆起来我吃亏也就谨言慎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