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新礼乐》第一辑编后记

自从2003年在曲阜师范大学攻读专门史（儒学）方向研究生以来，不佞一直亲身经历、参与着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这是一种历史的机缘，也是个人的荣幸。我自幼喜欢历史，故当年不顾前程而选择了历史学专业。大学时，我钟情于中国思想史，尤其对禅宗与庄子格外倾心。当然，大学四年也认真上过《论语》课，读梁漱溟、钱宾四、陈寅恪，对新儒家、学衡派等颇为心仪。回到母校读研究生后，由于方向是孔子儒学，导师乃朝明先生，所以很快立定脚跟，确立了孔子儒学作为自己的“方向”——不仅仅是研究方向，更是人生方向。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性喜庄禅而皈依孔孟”。身处孔子故里，四处前来朝圣论道的师友很多，这大大助益了我的学思。

十数年来，我所学所思所想，几乎都与孔孟儒学相关，与传统文化相关。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不佞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不能接纳传统、植根传统，中国现代化进程一定会误入歧途。谈孔子、儒学、传统，在中国还是一个敏感话题。所谓敏感，不是别的，而是说极易引起立场对立，导致情绪失控，“学理之争”往往流为“意气之争”，不仅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撕裂。但反过来思考，争议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孔子、儒学、传统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大话题。不佞只希望国人能够更加平和理性地谈论孔子、谈论儒学、谈论传统。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化的自觉与文化的自信。我们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谈论孔子、儒学、传统了。但对于今天的现代化而言，传统文化具有怎样的现代价值？其现代价值如何发挥？虽然争辩了百余年，但至今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窃以为，对于传统文化，首先要做好“传承”，才谈得上“发展”；首先做好“继承”，才做得好“创新”。我们与传统的割裂实在太长太久太深太严重。试问，今天在一般教育水平以上的国民，有多少能够读过四书，遑论五经？有多少能够不费力认读繁体字？甚至有多少能够熟练使用母语中文？对此，我深表忧虑。毋庸讳言，传承、继承方面的欠账太多，现在需要补上。如果没有真正的传承、继承，那么所谓复兴、发展就是拿一些假古董招摇撞骗，弄一些伪创新欺世盗名。所以，重新思考一下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古训也许是有益的。

在现代中国，“新”是个顶时髦的词。且不说其他，即以传统文化领域为例，以“新”冠名的新名词就很多，如新儒家、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比如新理学、新心学、新经学、新子学，如新四书、新三字经、新弟子规等。不少朋友对此颇有微词。大家怀疑，各种各样的所谓“新”，是不是一种自我标榜。在这样的当口，突然有人举起了 “新礼乐”的大旗，是否也在凑热闹？是否也是自我标榜？是否与上述重视“传承”的立场相左？

其实，诸位不要误会。文化保守主义，不是复古，而是立新；强调传统价值，同时接纳现代价值。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传统为现代铸魂，也需要现代为传统立本。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当然应该了解“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但我们并不需要“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只存在历史之中，而无法“活”在当下。儒家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与时偕行”，“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是反对“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的复古主义的。所以，我们的“新礼乐”当然是强调“礼乐”在“新时代”的新形态、新使命、新价值。所谓“新礼乐”之“新”，正如“新民”之“新”，首先是个“动词”，意味着传统的礼乐应该“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其实，历史上改朝换代之后的“制礼作乐”，无不体现礼乐的“因革损益”。因为“礼乐”本身就内蕴着“自我革新”的要求。“礼，时为大”，这是圣人的教训。

其次，我们的“新礼乐”之“新”，也是一种自我期许，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展现一种“新”的“礼乐”，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礼乐，不仅是道，而且亦是术。道术一体的礼乐，是中国文明的重心，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属于制度化儒学、生活化儒学。与在书斋里进行哲理的创构不同，礼乐更多地在影响社会、生活。可以说，传统文化的复兴离不开礼乐的复兴；儒学的新发展，离不开礼乐的新发展。我们认为，只有“新”——经过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扎根传统，又应乎时代——的“礼乐”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最后，“新礼乐”之“新”其实还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就是曾经的国民政府在1943年曾经创办过“礼乐馆”和《礼乐》杂志。在新中国，我们的《礼乐》杂志当然应该是《新礼乐》。每个时代都面临一个“制礼作乐”的问题。我们的《新礼乐》虽然是学者的民间行为，“制礼作乐”的问题也超出普通学者能力之外，但是进行类似的思考与探索，恐怕并不过分。故而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标举“新礼乐”以为名号。知我罪我，其在此乎！

如今国学热方兴未艾，谈论国学颇为时髦。不过，稍加观察会发现，一般谈论道德、伦理、哲学等等往往头头是道，但若无专门的研究，谈礼乐却不太好谈、不大容易。然而，百余年来，传统式微、礼乐废弛，礼乐研究亦因“难”而乏人问津，实在薄弱得紧。近年来，南北上庠皆有礼乐中心之创设，礼乐研究稍见起色。吾人身处“周礼尽在”之圣城曲阜，自不能“袖手旁观”，务须有所作为，于是有此“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之创立与《新礼乐》之创办。

2016年9月27日，孔子圣诞日前夕，在曲阜师范大学与孔子研究院等若干家学术机构的师友联合倡议下，“曲阜礼乐文明研究与传播中心”挂牌成立。2017年2月，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研究所与孔子研究院礼乐文明中心同时成立。作为这项事业的推动者和当事人，我曾经对记者说过这样一段话，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不同，其宗教性淡薄，而人文性突出。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数千年，端在于礼乐文明同时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我还提出，儒学一定要介入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那么挖掘传统礼乐的精神需要结合时代需求，甚至可以说，礼乐的传播比研究更重要，至少两者需要并重。对于新一代青年来说，除了要具有公民意识，还需要有教养。教养的培育需要礼乐。我们希望，在社会上进行礼乐文化普及，让礼乐的精神和意识熏染、陶冶、培养出文质彬彬的现代君子。

基于这样的初衷，我们创办了《新礼乐》这一辑刊。我们希冀它能作为一大平台，于推进传统礼乐研究之同时，推动新礼乐的探索与传播。这份刊物的创办得到了山东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资助，也得到了山东省泰山学者工程专项基金的支持，在此特致谢忱！

在杨朝明师、李纪祥师及编委会各位师友帮助下，《新礼乐》第一辑顺利编辑完成。特别感谢李学勤先生、刘梦溪先生、郭齐勇师、彭林先生、龚鹏程先生、李瑞智先生、林鹤璇女史、田辰山先生等前辈的垂顾，感谢郭沂老师、丁鼎老师、干春松老师的支持，使本刊增色多多。本辑之目的，端在于回顾与总结，即回顾总结我们已有的礼乐研究成果，作一次集体亮相，亮一亮家底，以便看清已有成绩，发现其中不足，为我们下一步发展提供借鉴与反思。

“礼者，敬而已矣。”尽管本辑文章大都发表过，我们还是认真进行了校对。古人云，校书如扫落叶。确乎如此。编辑部同仁尤其是友生褚燕、焦树艳、史亚洁、罗晨诸君将刊物清样校对一遍。逐段检核引文，费力尤夥。我自己又从头至尾，尤其是将引文、语病、标点，校对一过，丹墨满纸，才稍感踏实。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但愿，这本小刊物能够在师友和读者关怀帮助下，茁壮成长。

                                                  宋立林                                                        2018年1月10日

                                          于曲园守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