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3-09

(读思录之二)

梁启超谈片

李道尧

说到“戊戌变法”之先驱，论者每以“康梁”并称，若就“公车上书”前后一段时间的史迹考之，此说大抵不错。彼时，但凡康有为之所为作，梁启超皆参闻秘计、赞画有力，师生二人并肩携手，共同掀动了震惊中外的变法维新巨澜，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观念、学术思想之剧变与革新。

然而，如同任何创造都是唯一的一样，康、梁这两位富于创新意识的历史巨人，在其人生长途中也绝不会画出同一条辙印。他们的学行思想、政略识见甚至从一开始就有差异，愈到后来分歧愈大，最终竟别出于对方而各树一帜，戊戌时代的同心协力，只不过是他们各自思想轨迹的一个辉煌交汇点而已。

大抵说来，康氏之文化性格在于“守常”，他的治学问政，不囿于时俗之章句训诂、名物考证而专求其义理，其所谓义理，又非宋儒之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创法立制之精意。康氏以此贯通古学、著书立说以彰显其见，又以此按诸时政、力倡变法而上说下教，他自称：“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求进，亦不必求进。”因之，他毕生都坚执我见、强聒不舍、少有变易。

相对于康氏之“守常”，梁启超的文化性格乃在于“通变”，而且这种“变”几乎随时表现在他学行思想的各个方面。

以其文体之变观之，梁氏初学桐城古文，讲求义法而颇尚矜练。及东渡日本，则变而创为“新民体”。此种文体以浅近文言为之，又时时杂以俚语、韵语、排比语、外来语等等，不但说理酣放自恣、纡徐委备而条达疏畅，而且丰于感情、辞气滂沛而极具魔力。尽管它被当时守旧文人诋为“文妖”、“野狐”，而识者却以为“此实文体之大解放”，连“白话文”倡导者胡适也说：“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出人意料的是，正当国内士夫争学“新民体”唯恐不及之时，始作俑者的梁启超却突然于民初四、五年间摈弃“新民体”，重操桐城古文且兼营骈体，表现出明显的“文体复古”倾向。待到“白话文运动”兴起，他又欣然转向，乐引其说以自张且大作其语体文章，以致“白话文”提倡者鼓噪曰：“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矣！”

梁氏之多变尤其触目于其政治立场之频频易换，戊戌变法时的追随康有为而力倡“君主立宪”，自不待言。主政《新民丛报》时，他已持论稍变，标榜“新政必先新民”之“新民说”，且时有“革命排满”之论。民国既建，他则公开宣布拥护共和体制，致力于立宪建国。袁世凯秉政且排斥国民党时，他曾助袁平定东南，但当袁称帝野心暴露，他又偕学生蔡锷倒袁而再奠民国。嗣后段祺瑞等人当国，他先与之合作，后见政象日坏、军阀称兵、事不可为，才宣布不问政治而专心学术。

至于说到学术思想，梁氏之通变痕迹也很显然，早年就学广州“学海堂”之际，他以治训诂、词章为主，及谒见康有为而闻其学，乃决然舍去旧学，愿执业为弟子，请益于康氏之“万木草堂”。但即使在当时，他于康氏之学也并不盲从且多有微辞：对于康氏持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之《新学伪经考》，他不满其立论武断；对于康氏好引谶纬之书以神化孔子之《孔子改制考》，他亦大不谓然；就是对于自己最为叹服之康氏《大同书》，他也在其立论根据和渊源衍变的认识上异于其师。到亡命海外时，梁启超已基本放弃了“康氏之学”，非但绝口不谈《新学伪经考》，亦不甚谈《孔子改制考》，同时还对康氏《大同书》的思想方法提出批评：“中国思想之痼疾，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而有为亦不能自拔，其‘大同’之学，空前创获，而必谓出自孔子……则亦依傍、混淆也已，此病根本不除，则思想终无独立自由之望。”至此，梁启超之学术思想别出于康氏而自树一帜。

对于梁启超的随时转移、巧于通变，作为老师的康有为颇感不满，在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屡屡致书梁启超，先则责备，继之婉劝，而梁氏亦再三复函致意、未尝少让。到了康氏晚年，他对梁启超的不满已变为带有情绪化的贬低了：“吾昔讲学‘万木草堂’，门下最高材者，为曹泰与陈千秋二人，梁卓如之思路，常赖二子浚发，非其匹也。”

梁启超的气量似乎要比他的老师大一些，他在为自己的为作辩解时，也不忘抬举康氏。这也不奇怪，以康氏之学行“守常”，持论必排它，而梁氏之个性“通变”，则使他于知人论世中带有“宽容性”。此中消息可从梁氏之《俾斯麦与格兰斯顿》一文中窥知。该文在论及德国首相俾斯麦与英国首相格兰斯顿之区别时说：俾斯麦之治德也，专持“统一德意志列邦”之主义而未尝少变，虽历经万难，其政略始终以之。而格兰斯顿则反是，他之治英，不专持一主义，不固守一政策，随时更张、屡变政见，“其所以屡变者，非为一身之功名也，非行一时之诡遇也，实发自至诚，见有不得不变者”，因为“一国之形势与外国之关系月异而岁不同也，二三十年前所持之政见，至后年自觉其不适用而思变之，智识日增之所致乎，庸何伤焉？”梁氏的结论是：“俾斯麦坚持其主义，而非刚愎自用者所得藉口；格公屡变其主义，亦非首尾两端者所可学步，曰唯至诚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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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可见，梁启超虽不否定康氏的“坚定”，但对于自己的趋时通变并不觉得赧然，在他看来，自己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外界时势变迁、智识日增之推动，再则是本人“天性富于情感而不懈于向上”兼以“求知欲极炽”之使然。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梁氏所自辨者那样，他之趋时通变，并非“首尾两端”之投机，亦非缺乏主见之跟风。而是基于其卓异之学理识见和政治智慧。即如他的变“君主立宪”为“拥护共和”而言，当初的国内舆论于他颇为不利：一方面革命党人以为，“启超曾主张‘君主立宪’在今共和体制之下，不应有发言权，即欲有言，亦当先自引咎，以求恕于畴昔之革命党”；另一方面原先追随梁氏之徒从，亦有疑于平昔所主张与今日时势不相应，舍己从人，近于贬节，因而嗫嚅不敢言。而梁启超则依据其国外政治考察之所得，颇有见地地提出“国体政体有别”论，且意气洋洋地宣称：“夫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识者，类能知之矣”，“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于国体主维持现状”而“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夫于前次障碍极多之君主政体，犹以其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而活动于此事实之下，岂有对于神圣高尚之共和国体反挟异议者？”“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此论一出，闻者动容，其间所显示之政治智慧非特立宪派人士为之雀跃，即革命党人亦无以难之。又如他的转向“白话文运动”，虽因乐引其说以自张而被新派学者称许为“梁任公跟着我们跑也”，但他也并非事事跟风而放弃主见：新派学者以“打倒孔家店”为揭帜，他则以为孔子大中至正，楷模人伦，不可毁也；新派学者斥古文学为“死文学”，无一而可地贬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而他则以为古文学不可尽废，因为其“死而有不尽死者也”。凡此种种，皆显出梁氏“趋时通变”表象下的超人识见。正因如此，他往往能执舆论之牛耳而耸动海内。

如同康氏之“守常”可以理解一样，梁氏之“通变”亦无可厚非，这里的要害在其根基都深植于他们的博大精深的学问之中。没有学问，“守常”会变成“固执”，“通变”易流于“投机”。牟宗三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十讲》中说得好：“没有学问就没有思想、思考力，因而也没有观念，更不会表现观念，只有感性的、世俗的聪明是没有用的。”有鉴康梁而衡今，诵读此语，颇觉其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