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20日，天津静园的溥仪焦头烂额。
为免于对簿公堂，逊清小朝廷与淑妃文绣正进行着艰难的离婚谈判。
这天，溥仪顾不上淑妃，急招总管胡嗣瑗等人入园，商讨对沈阳事变的应对策略。
此前日人已辗转递话：要“迎驾还乡”。
九一八后，消息密集地传过来，日本军方的、政界的；黑吉辽“独立”劝圣出关的⋯⋯眼花缭乱让小朝廷无法决择。
10月3日，沈阳传来信：“一切皆备⋯⋯”
1931年9月18日，沈阳故宫霞绮楼里炊烟缭绕，一如往常。
东三省博物馆委员会委员长金梁与夫人李宜卿就居于此。他们夫妻常在这里临池作画，也请客吃饭。
对当晚十时响起的枪炮声，54岁的金梁似有所感：8月宫内崇政殿额坠落，朽木中露有“大正”二字。
日本此“年号”已是十年前了，他仍神神道道煞有介事。
其实，“大正”（或正大）是中国传统高频词，俯仰皆是。
金梁1878年生于杭州，初字锡突，清帝逊位后自改“息侯”，又号瓜圃老人。光绪三十年进士。
他早在1908年秋便离京，赴任奉天（沈阳）旗处务总办。
旗务囊括奉天内务府诸项事务，故兼负典守盛京宫殿之责。
就像故宫本身昭示着王权一样，“历代宝器”暗含皇权神授色彩。当年老蒋渡海逃台，将大量故宫文物外运，亦孱杂同样想法。
金梁眼中的奉天故宫古物，更具这般象征含义。他初到故宫遇上了鲠骨之事⋯⋯
先是唐专使凭慈禧口喻，从沈阳故宫“取佳瓷数件”赠送美国。因美退庚子赔款，唐绍仪赴美答谢兼筹款修铁路。
年轻的金梁对每件礼品认真照相，弄得唐专使都感觉不自在。
翌年(宣统元年)九月，一位与摄政王载沣有旧的英国将军来华，要观览沈阳故宫瓷器。
虽然金梁将宫中佳品掩藏，但此军人竟十分内行地挑选出六件精品。
金梁不敢答应，只能将其延请至总督锡良处，最后还是同意人家携带回国。
32岁的他喟叹：“藏珍虽富，能禁几人予取予携耶？”
金甫至奉天，正逢博物馆风起，他便提议将沈阳故宫辟为博览馆。
同时，开始登记彝鼎书画典籍等文物，可一通清点，只有翔凤阁所藏书画最终有个大致眉目。
当时沈阳故宫收藏丰富，彝鼎铜器达八百余件，瓷器十万件，书画千余幅。
思忖再三，认为办一座皇宫博物馆，既迎合时尚又保护珍藏。
1910年8月，金梁起草出请旨呈文，由锡良以东三省总督名义具折上奏。建议在故宮文溯阁前空地处建“皇室博览馆”。
不曾想，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一道朱批“勿庸议”，让金梁叫苦不迭。
他知道这“圣批”来自摄政王，江山即崩于眼前尚不思改，嗟叹也没任何卵用。
虽说咀嚼出人微言轻的悲凉，可也让他对满清贵冑们的能力铭心刻骨。1924年，他刚成为溥仪内务府大臣，就建言让诸亲王退休回家。
时人言：揆诸时势日虑开放进取，满人中唯金梁与端方堪称风标。
金后来回忆：余于光宣之际⋯⋯曾请奏设皇室博物馆，惜为摄政所阻，其事遂寝。
端方一死，他或真有点顾盼自雄，匡抚社稷之危舍我其谁？
金梁典守故宫，呈文物保护办馆之策，惜不为执权者识。
此时金梁正着手筹款绘图、建筑展库事宜，这冷水让其心思全无。不久他又被调牧新民任知府，结束了宫禁典守生涯。
出身满洲巨族瓜尔佳氏的金梁，是活跃于清末的“满洲名士”。
但其“名士”之誉却始自青年。
少年热血的他曾戊戌伏阙，三上万言书“请杀荣禄以谢天下”。
其时，正值维新喋血，党锢四起，士子路遇不敢相语，金梁冒死发声令人心一震，自然也被时人刮目视同豪杰。
民国后，作为“名士”加前清遗臣，金梁常杜门养望，亦时有“惊人之举”。
他力主印《四库全书》、弘扬整理《满文老档》等“国故”，而老年私篡《清史稿》。
辛亥后他供职奉天，曾任省政务厅厅长，颇受张作霖赏识。金为国内一流篆书家，入聘大帅府西席。任张学良书法老师。
遗民之“宗社党”屡次奉省举事复辟不成，金牵涉其中而渐离中枢。
效力小朝廷“内务府”时，数次递呈密折，力主清查皇产；建皇家博物馆；收人心、联友邦。
泱泱巨言一片苦心。他也因此得罪旧臣被劾出宫。
而溥仪被逐出清宫时，金梁活跃于上海、天津等地结社办会。
沈阳故宫在清室瓦解后与北京故宫一样，成为民国政府的产业。
这为金梁迎来渴盼已久的新机会。
1926年11月，奉天省长莫德恵提议于沈阳故宫设东三省博物馆筹办处。
11月16日，省议会旋即通过这项提议，筹办处正式办公。
此事背景是1924年奉系张作霖和直系再决雌雄，结果奉张入主北京。第二年，北京故宫变身博物馆。
此间，逊清小朝廷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遗老称“甲子蒙难”。
就如同当年清帝逊位金梁立即避居大连一样，每有大变，金梁的行为总能搏得无数瞩目。
1925年1月24日，也就是溥仪离宫那个旧历年大年初一，48岁的金梁随王公旧臣贺圣，他伏地痛哭失声又掩面而去，所有人为之愕然。
“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金梁泣血般向圣奏诗，人们困惑不解他是“表演”还是“表忠”？
“故国”崩溃如土早已超过十年，孤臣的眼泪，怕是年轻的溥仪都见怪不怪了。溥仪事后揶揄道：“当时我还以为是谁碰瞎了眼睛。”
此事仅仅过了一个月，金梁又以内务府大臣衔向溥仪密呈图复辟折。出身正白旗的金梁，并不知道心内念念不舍的“故国”，离他已渐行渐远。
不过，“故土”冥冥中却总对他呼唤，让他数度仕奉。
1928年冬，辽宁省决定对沈阳故宫改组成立东三省博物馆筹备委员会，
其委员长之职则特聘“博物君子”金梁出任。
金梁介入应其博物长䄂，也因他身担小朝廷处理承德及奉天皇产之责。当然更主要是张学良的加持。
关于金与奉张关系，据1925年《国闻周报》披露：1924年9月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清室对张作霖有古物馈赠。能将此打点成功，多半少不得亲近奉张的金梁。
这种事曾是他最看不惯的。转眼间“故国”的“国故”转投新主，他心里不知是怎样的遗臣况味？
此时属于东三省博物馆的只有故宫中路大清门至清宁宫一区十几座宮殿。东路建筑大政殿，中路迪光殿，西路文溯阁等馆所，已经分别被奉省各部门占用。
1914年3月，袁世凯调奉天故官11万余件文物运展北京时，金梁就十分痛绝，“不克保守”。
得幸复还的是文溯阁《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
在到任筹措博物馆前，金梁一直任《清史稿》校阅，并致力筹印《四库全书》。
经过细心擘画，1929年4月，“东三省博物馆”定每周日及纪念日开放。
东三省博物馆对外界开放的陈列室主要是崇政殿和凤凰楼及台上五宫。
根据《东北年鉴》统计数字，民国18年4月到19年6月参观人数达到了69000人次。
博物之风鼓荡耳际，金梁却另有期待⋯⋯
1931年10月3日，金梁向溥仪发消息：“一切皆备”。
此时，静园中的漙仪正在痛苦地纠结着。
先是日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多次电邀，接着日司令部翻译吉田忠太郞、驻津领事轮番到访。
日本军政两界言辞不一，让小朝廷更首鼠两端骑墙观望。
静园人虽不多，可却内斗成瘾。纵横家自诩的郑孝胥主张立即北上，老成持重的胡嗣瑗主观望后再定。
不仅郑孝胥与罗振玉为争逊帝之宠斗成水火，就是胡嗣瑗对金梁也是十分鄙夷。
胡嗣瑗在值庐日记中说：“金梁更大言一切皆备，⋯⋯动欲挟上为孤注者，真为可虑。”
九一八事变后，从金不断替日人向溥仪传话看，他一直同日人保持着热络联系。
1931年10月7日，金梁遣女由沈阳赴天津。总管胡嗣瑗派人见其女，结果人家“一语不发”。
没办法，只能带她觐见溥仪，其女“出金梁手奏数语，与其告刘骧业者无异”。
胡嗣瑗心里一肚子气：就那点事儿，至于不瞒着我吗？这样的情绪只能写进日记。
刘骧业是溥仪老师陈宝琛的外甥，负责小朝廷的外事。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罗振玉分赴沈阳、吉林，他刚刚从沈阳见金梁回来。
那么，金梁“手奏数语”是什么内容呢？
看看溥仪的自述：“接着刘骧业也来了，固然他没有能见到内田康哉（满铁总裁）和本庄繁，这有点使人扫兴，但他见到了板垣（关东军参谋长）和金梁。”
金梁告诉刘骧业的，就是溥仪自己说的：“奉天一切完整，惟候乘舆临幸。”
这是迎圣心切，更是自夸“看守有功”。
作为清室遗老，金梁同罗振玉一样，一直都密切关注着清室收藏的命运。
保存清室古物作为复辟的政治资本和象征符号，是清遗老们的现实考量。在沈阳故宫，金梁做的似乎正是这件事。
金梁也确为沈阳故宫中的“国故”大沥心血。
延请学者译“满文老档”，整理“汉文老档”，出版抢救种种国故⋯⋯然而，他眼中的“国故”总不如“故国”。
1931年10月16日，金梁又派人传言：关东军本庄司令将派员来津“备迎驾入奉”。路线为由天津到营口戓大连，再到奉天。
10月17日，溥仪又将金梁关于“出关”来函交给胡嗣瑗与郑垂（郑孝胥子）共阅。
兹事体大，胡嗣瑗不失时机晋言：其“不得带从人”“孤注我主，成则专功，败则不顾”。
成功的耳边风，让溥仪也“深烛其奸”。
金梁耿耿于怀的“复国”计划被弃如敝帚。
金搬入沈阳故宮霞绮楼，时人指其为“自娱”，甚至“自盗”。
苦熬50天，11月初，金梁不得已携眷离沈寓天津，其情决非落寞二字可言尽。
史学家金毓黻（亦曾任伪职）评金：“以清室遗臣自命，而未肯受伪命，亦至不易。”
“不易”为史家之笔，背后几人知有如此挣扎？
若非小朝廷几个孤臣孽子相互倾轧，他怕也难脱汉奸之骂。
东省事变，一脸发热为“故国”的他，亦任职日本的“奉天地方维持会”。
最后，终于发现自己紧贴的是个冷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