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是什么？就是你的出身，你的头发，你手心的纹路。这里面的联系千丝万缕，你真以为自己能逃得脱吗？
今年春节的火车票似乎比以往任何一年都难买。也怪我自己，本来学校农历十二月初便放了假，我却犹豫着不知哪天回家合适。等到最终决定买票时，网上早就没有余票了。我这才慌了手脚，一连下载了几个抢票软件，还加了钱，几天下来依然没有结果。无奈中，我只好联系了高中同学梁彬。
梁彬在北京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工资不算低，今年不仅交上了房子首付，还买了辆车。我发信息问他，可不可以坐他的顺风车回家？他回复我，可能今年不回去了。接着他又问，你们在学校不是放假早，怎么不早点买票回去？
“有点儿不想回家。”我实话实说。
没想到他立刻像找到知音一样，说：“真是亲兄弟啊！我也差不多这想法。”
我追了一句：“咋啦，你们村里的狗见到生人就咬啊？”
他说：“要真是狗咬也就罢了，我是有点怕见到我爸。”
1
上学时我过得最漫长的一个暑假，是2006年高考结束后的3个多月。因为家在农村，也没有人出去旅游，我的同学们都窝在家里大吃大睡，像是要把十多年没有来得及补的觉都补回来。很多同学都因为一下放松了，反倒身体不适，接二连三地生病。我也发烧病倒了，被我爸骑三轮车带着，去邻村一个诊所输水。
那天天气很热，门口的蝉像复读机一样，一遍遍地叫，我输着液，大夫和我爸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因为犯困，大夫几次差点把头磕在桌子上，后来他就打开了身后的电视。
电视上正在播放我们县的新闻，开始是县委领导调研，后来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群人敲锣打鼓送锦旗的画面，屏幕下方的一行字让我立刻不淡定了——“县教体局领导到高考理科状元梁彬家中道贺”。
梁彬是我的同班同学啊！因为当时他们家还没装电话，高考结束后大家就失联了。我很快就在镜头里找到了他羞涩的身影，比看到了自己还激动，指着屏幕，对看得出神的我爸和大夫宣告了这一事实。听我说完，他俩也陡然间激动起来，一个劲儿地问是不是真的——毕竟不是谁都有本事考655分。
过了一会儿，大夫突然问我：“你考了多少分？”
正激动着的我，一下泄了气，最后还是我爸代我先回答了：“591，刚过一本线。”
似乎是为了突出我和梁彬的差距，我爸故意把后面那句话咬得很重，带着一声轻微的叹息。我装作很平静，其实内心很复杂，尤其是看到后来，梁彬他爸在电视镜头前接受采访，我满心觉得给我爸丢人了。
电视里梁彬的爸爸又黑又瘦，坐在一把掉漆的竹椅上，身后的墙上有破洞，贴着几张破奖状和一张底角张开的明星海报。他不太会表达，说话结结巴巴的，话筒那头问他，您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吗？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是。”
从眼神里也看得出来，他内心一定是相当骄傲的。
“有这样的儿子，当爹妈的吃糠咽菜也值了。”看完新闻，大夫感慨。
我爸并没有看我，也只是淡淡地说：“那是。”
梁彬虽然是我们县的理科状元，可由于填报志愿时太保守，并没有被北大清华录取，而是读了北京理工大学的本硕连读。对于我们这些没能够“走出本省”的同学，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对于他，还是有些遗憾的。
这种遗憾不只压在他一个人心上，后来在网上聊天时，他告诉我，几乎每次放假回家，他爸都会在饭桌上跟人说起当年被县领导接见的往事，并一个劲儿地叹气，说如果当年报的是北大就好了。
有时，梁彬预感到他爸又要旧事重提，就赶紧把话题往其他地方扯，但根本无济于事，该说的还是要说。后来他便懒得管了，毕竟他爸是风里来雨里去的泥腿子，那次领导到家来，对他来说，大概就是人生的最高点了。
农村出来的孩子大都能够体恤父母的艰辛，在生活上省吃俭用。我读大一时便开始做家教，而梁彬则更是懂事，一入学时就办了助学贷款，课余时间还做了很多兼职，推销报纸、发传单、做促销员，挣到的钱基本可以满足日常开销。
为了不让爸妈担心，他每次打电话给家里，都说是学校发了奖学金，或是给贫困生发了助学金，让他们不要操心他，省下来钱供弟弟读书。
或许是他的家里人真的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有限，他的话总是能够让他爸很信服。但那一年春节回家，梁彬就发现他爸又有了新的话题——他总会貌似无意地提到自己的儿子多么棒，拿奖学金像喝凉水一样轻松简单，花销根本不用他操心。
酒桌上传来不绝于耳的称赞声，好几个堂伯都羡慕他爸命好，称赞他教子有方。梁彬低着头什么也没说，运动鞋里长了冻疮的脚趾头火辣辣地疼——那是他在西单商场外面做促销冻坏的。
2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也考到了北京，和梁彬接触便频繁了许多。
有一年，我们和另一位高中老同学小萌在一家街边夜市吃烧烤，多喝了几杯酒，就聊起各自最近的烦心事来。我和小萌话比较多，好像从发牢骚中找到了共鸣；梁彬一开始只是埋头吃牛板筋，后来，突然没来由地说，他特别想不通，不过就是在北京读个书而已，“在北京就一定认识国家领导人吗？”
我和小萌愣了，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他苦笑着说：“中午我爸打电话给我，说我二姑家和邻居因为宅基地的问题干仗，我表弟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我就问了一句谁是主要的过错方，我爸就按不住火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闲心问这个？你赶紧，快点到上头找人，把你表弟整出来’。”
我们听着梁彬模仿他爸的语气，都忍不住捂着嘴笑。我问他：“咱们都是学生，你爸凭什么觉得你‘上头有人’呢？”
梁彬哭丧着脸：“就是呀，我也是这么说的。结果他又咄咄逼人地问我：‘你不是有个同学爸爸是公安部的吗？找他帮忙呀！’我才想起来，曾经给他提过，我一个室友的爸爸在公安部上班。可是人家是普通办公人员而已，再说，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种事不应该按法律程序办嘛！”
我们俩也一时无语。还是小萌打了圆场：“咱们的父母都是土里生、土里长的，没见过大世面。他们可能已经在心里把我们神化了——尤其是你，你是咱们当年的高考状元，在你爸眼里，你就是超人呐。”
梁彬最烦别人提他“高考状元”的往事，他骂了一句“X”，又端起啤酒喝起来。
比起梁彬，我爸妈倒是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不过我内心明白，山东和河南的父母对“当官”多有抹不去的情结，我爸也难以幸免。
据他讲，当年给我取名，就是翻着当年参加 “两会”的代表名单挑出来的。而我读小学时，同班同学名字中带有“猛”的就有4个。陈猛，彭猛，王猛，张猛，每个名字后面都站着一个怀揣着热切期望的父亲。
读研二那年暑假，有一次和我爸坐在一起看电视——很神奇，这次居然又是和电视有关——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上出现了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使馆人员参加一个庆典活动的画面，我随口说了句：“那个瘦子是我师兄。”
我爸瞪大了眼：“他是怎么跑到大使馆的？”
我立刻说：“那有什么难的，考公务员呀。我们小语种考公务员，和其他专业比竞争小多了。我们上一届就有在外交部、商务部工作的，都是驻外。”
说完我还有些沾沾自喜，我爸却一拍大腿：“那还等啥，你也考吧！咱就考外交部，代表国家的脸面，说出去脸上也有光。”
听着我爸眉飞色舞地构想未来，我禁不住眉头紧锁，因为眼下我找工作的所有备选项中，“公务员”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后来接连几天，我爸又多次提了这个“光宗耀祖”的方案，并不断想象着将来我坐在主席、部长们身后做翻译、时不时递上两句题外话的场景——直到我告诉他，驻外工作离婚率普遍都高，他才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
3
梁彬的弟弟比他小5岁，学习成绩不好，高中没有读便辍学了。在昆山打了两年工回来，家里人便火急火燎忙着给他找对象。
近几年农村的青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很多有男孩的家庭为了儿子不至于孤独终老，早早就开始给孩子物色对象。克服了一系列的艰难险阻，梁彬的弟弟在21岁那年，终于相亲成功，找到了邻村一个同样在外地打工的女孩做朋友。
交往半年，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竟提出了一个颇为惊人的彩礼数额：9万9千元。
那时梁彬已经毕业，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一年半，助学贷款还没有还完。他爸打来电话，问他：“你弟弟要结婚了，你能拿多少钱出来？”
梁彬想想卡里的余额，又想想他爸每天蹬着自行车去县城做泥瓦工的画面，咬着嘴唇说：“我拿两万吧！”
他爸那边停顿了一下，说：“好。”梁彬分明听得出来，那声“好”里带着沉重的失望。
梁彬答应了他爸说晚饭的时候把钱转过去。其实他卡里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四处找同学去借。同学把钱转到了“支付宝”里面，他也没有多想，便直接把钱转给弟弟。由于之前设置的单次转账金额是5000元，他需要转4次才能把钱转完。没想到刚转到第二次，弟弟的电话打过来了，接起来，话筒那头是他爸的声音：
“你是不是没钱？没钱就别转了，你赚钱也不容易。”
看似是一句很贴心的话，但那语气他再也熟悉不过了，爸爸的真实意思是：你这样一点一点地转，是打发叫花子吗？
梁彬强压住委屈，闷声说：“有钱，网速慢，这就到账了。”
其实他自己很能理解他爸的处境——起早贪黑干活，一分一厘地攒钱，他早已经把自己透支了，可即便这样，依靠他个人的能力，要挣这份彩礼钱也根本不现实——再加上买车的钱、置办酒席的钱，梁彬想都不敢想。
梁彬的爸爸像一个在黑暗的海上游弋了很久、筋疲力尽的求生者，一看到儿子这个浮在海面上的小木桩，立即燃起了强烈的希望，以为可以趴上去获得新生。他绝对不愿相信，其实这木桩能保全自己就已经很困难了。
寒假回到家，梁彬发现家里不仅添置了一辆新车，在后院的一处空地上，还多了一栋两层半的楼房。爸妈喜滋滋地领着他看新房，他四处打量着，有些不敢相信爸妈还有建造这样一栋楼房的力量。跟在他爸身后，他实在没有忍住问道：“这每层楼高度也太高了，得浪费多少材料啊？”
“高么？才3米2，人家有的还整成3米5呢！楼层高了气派。”他爸不无得意地说。
可是那些无谓的浪费呢？这要多花多少钱？梁彬心中算计着，努努嘴说：“根本没必要建那么多房间，咱们家总共多少人，哪里住得完？”
“怎么住不完？以后你不回来住？”他爸瞪着眼睛望他。
“我？我一年能住几天……”
“咋，以后你退休了不回家了？”他爸似乎觉得很有些不可思议，嘴角垂着，不高兴地说。
梁彬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爸一直都以为他以后还要在老家养老，退休了就告别了城市，他的儿子、孙子也都会回到故乡。这种想法让梁彬有些难过——他知道父亲所期待的那种每天四世同堂、儿孙绕膝的生活并不会出现，至少不会发生在故乡。
4
没多久，梁彬对父亲的同情就被冲散了。弟弟在春节后结婚，新婚第二天晚上，一家人坐在老屋的客厅里吃饭。因为高兴，他爸特意拿出一瓶婚礼上剩下来的白酒，梁彬酒量一般，弟弟饭后还要开车出去办事，整瓶的酒几乎都是他爸一个人喝完的。
灯光底下，他爸的脸变得又红又亮，人坐在一把小凳子上东倒西歪，话也变得多了起来。他突然用一根筷子指着梁彬，有些不开心地说：
“你没有个当哥的样子！”
梁彬霎时间非常尴尬，尤其是身边还坐着刚嫁过来的弟媳。他勉强笑着，迎上去问：“我哪里不像哥了？”
“你知道我当年怎么对你两个叔叔的吗？你爷爷走得早，我为这个家操透了心呀！他们娶媳妇，哪个不是我张罗？你看看你，你弟弟结个婚，你非要到头一天才赶回来。还有你那个钱，我跟你妈是借你的，你别觉得谁想占你便宜……”
梁彬心头的火立刻就窜上来了。但还没等他反驳，他妈和弟弟一齐制止住了他爸。他妈气愤地说：“还是不是一家人了？才喝了几两马尿，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他爸嘴里嘟哝着：“谁胡说了，我又没醉……”梁彬低头没说话，他妈给他夹了菜，一副很愁苦的样子。他想，或许妈妈心里也有些小情绪吧。
停了一会儿，他爸又用迷醉的眼光看着梁彬，语重心长地说：“我跟你讲，你是老大，以后我和你妈不在了，这个家都是你扛着，在他们两个面前，”他用筷子朝弟弟和弟媳的方向挥了挥，“你不是哥，是爹，是爹你知道吗？你上了大学，混得好，你弟弟他们文化低，生活困难了，以后你必须帮衬他们！”
他爸把“必须”两个字咬得很重。饭桌上一片寂静，梁彬点着头，强撑着没有把心里的愤懑表现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梁彬辗转了好几次也没睡着。团结家人、互帮互助都是应该的，他只是搞不清楚父亲的逻辑：为什么弟弟学习成绩不好，没有找到好的工作，这些“锅”都要由他来背？
大概是他爸那种封建大家长的强势语气让他觉得不舒服，在家的剩下两天，梁彬总有些躲着他。可是他爸却是很坦然的样子，吃饭的时候甚至还哼起了戏曲，似乎是把憋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后，心里就舒坦了。
那次回北京后，梁彬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对我们说，这家回得确实让他觉得很委屈，但对于养育自己的父母，他又恨不起来。他暗暗地起誓，以后坚决不让父母为自己的生活操心，免得给他爸留下他作为老大“不能自立”的印象。
2015年，梁彬认识了一个公司里的北京女孩。对方朴素真诚，人也实在，梁彬偶尔去女孩家里蹭饭，她的父母格外热情，像他爸妈一样，亲切地叫他“小彬”，梁彬觉得心里有底了。
得知儿子找了女朋友的消息，他在老家的父母也觉得高兴——毕竟对方是北京姑娘，说出来也很好听。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结婚的彩礼钱。梁彬弟弟那一波刚过去，家里像刚遭了一场抢劫，欠的一屁股债才刚开始还。
梁彬和女朋友商量，对方平静地说：“彩礼钱还是多点吧，让我爸妈觉得没白养我这个女儿。”她拿出了自己积攒的10万块钱，交给梁彬，笑着说：“反正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落到咱们自己手里。”
这件事让梁彬十分感动，他把钱转给了家里并说明了原委，他爸也很震惊，电话里听得出，说话的嗓音都有些哽咽。
订亲的时候，女友一家人坐了8个小时的火车去了梁彬的老家。这在我们那个注重面子的农村里，真是再光彩不过的事情：人家城里人能跑到乡下去为女儿订亲，那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呀！街坊四邻无不感叹梁彬的爸妈：“活得气派”、“太值了”。
女友一家人在老家住下的3天，梁彬每时每刻都是提心吊胆的。他知道自己家里有多寒碜，爸妈不善言谈，也不会说普通话，经济状况悬殊加上文化差异，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当然，在这个问题上，他心里是偏向自己爸妈这一方的，害怕他们因为女方有什么不好的表现，自尊心受到伤害。
然而，他未来的岳父、岳母特别通情达理，一天到晚脸上都堆着笑，岳母每天挤到他们家低矮的厨房里，说要给梁彬他妈打下手。梁彬全都看在眼里，好几次鼻子都酸酸的。
最后一天的上午，弟弟开车带女友一家去附近一个景点逛逛，梁彬留下来和爸妈收拾临行的东西。照例有邻居来家中串门，发表对“城里媳妇”和他未来的岳父岳母的看法。
梁彬看到他爸坐在客厅里，两腿翘着抽着烟，给人显摆彩礼钱的来龙去脉。当对方夸这儿媳妇识大体时，他爸竟然带着些傲气说：“那她是看中了小彬的将来。不然她一个普通大学的本科生，咱还看不上她呢！”
梁彬一直忘不了这个画面。他根本想象不到，父亲的自尊和自负竟然离得这么近，他自己都没有骄傲的资本，父亲的这种“自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5
工作之后的几年，梁彬和他爸的交流少了很多，每次往家里打电话，他会下意识先拨他妈的手机号，聊天的内容无非是家长里短，但电话那头零零碎碎的唠叨让他安心；有时候家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譬如某个堂兄弟要结婚，村里有人去世了，他爸会突然打断他妈的话：“让我给他说。”然后抢过来手机，也不喊他的名字，就扯大嗓门说：“哎我给你说——”
可等到需要出钱的时候，就总会有谈不拢的地方。譬如去年春节回家，他爸就提前打电话过来说，给侄子、侄女发红包，“每个人给他们1000。”
梁彬有些懵：他一开始预备的是200。在他的理解，压岁钱就是讨个喜庆，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给小孩那么多。
“你要是没有这些钱，我和你妈给你出。你是在外面工作的，不要拿出300、500让人笑话。艳玲上次还给他们每人500呢。”
艳玲是梁彬的堂妹，在他爸眼里，在亲疏远近上又隔了一层。
梁彬吸了口气，“嗯嗯”地答应了。他想起小时候饭桌上，他爸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村里的二林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有一次回家过年，给他爹钱的时候，从钱夹里取出一沓钞票，一张一张，数了10张递给他爹，被他爹上去扇了一个耳光。
“充什么大爷呢，在自己老子面前还这么没规矩。”梁彬他爸每次讲完，都会满怀正义地给出这样的结语。梁彬暗自嘀咕，二林到底哪里做错了？是需要事先把钱装在一个红包里面双手递上去吗？自己家人还要这样见外吗？
可梁彬又明明白白地知道，父亲不是一个爱财的人。相反，他工作这几年，每次给爸妈钱，他爸都坚决不肯要；给爸妈买衣服，也会被他们批评。可他爸也确实是虚荣，每次都会鼓动他做一些装点门面的工作，以配得上他“全村人的骄傲”这个形象。
这几年，梁彬一直打算攒点钱在北京买房子——房租一直在上涨，每次交钱他都心疼不已。但老家不断有人来借钱，有时候是弟弟、表弟、堂弟，有时候则是更远的亲戚通过他爸来间接开口。他根本不敢告诉父亲自己一个月工资3万多，只是告诉他，还是原来的1万多元。
大城市每月房租和日常的花销，购房、买车的压力，这些都不在他爸的考虑范围。在他爸看来，一个月1万元，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所以梁彬有义务帮自己的家人。
“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和城里的孩子比起来处境艰难太多了。”有一次，梁彬向我这样抱怨。“人家是几代人帮助一个孩子，自己也有退休金、养老金，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呢，我们要把整个家族扛在肩上。”
我也不知怎么安慰他，只是对他说：“那也不能没有自己的生活呀。你也得给你爸爸说，你也有你的家要养。”
“什么你的我的？”梁彬冷笑说，“在我爸眼里，那都是他的。他说了，没有他，我们连命都不会有。既然是一家人，那就要不分你我。”
至于我自己，因为还没开始工作挣钱，也就还没有面临梁彬这样棘手的状况。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年回家的动力确实越来越小了。短短的几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和不熟悉的人寒暄问候，真正和家人坐一起说些体己话的时候，其实没多少。
而且，我爸也开始为我、为他自己“计深远”了。
每次回家之前，他都会打电话叮嘱我：“回来时一定买两包好烟，到了村头碰见人要给人家递烟。不能让人觉得你出去了，架子大了，咱们乡下人就是这样，有一支烟，人家觉得你看得起他。”
我因为自己不抽烟，常常忘了这件事，每次都会被他狠狠地批评几句，然后从抽屉里掏出别人送给他的烟给我。
我爸也有他自己的“私房段子”：我们家后面的楚安哥在外面做生意，几年才回来一趟，有一年回家见到人爱搭不理，“穿得比屎壳郎还光亮”。后来他爹死了，他从外面回来，村里没人去帮忙，灵堂里空荡荡的，他只好请全村的爷们儿吃了饭，给每个抬棺材的塞了两盒好烟，才算把丧事办了。
听我爸讲这个段子讲得多了，我渐渐觉得有些心酸：他真的是老了，已经开始为自己的“那一天”在做打算。同时我想到，我在他心里竟然已经这样遥远了，能为他做的事居然这样微不足道。
6
就在等待火车票的这几天，我偶然读到一首海桑的诗歌，写得很棒，不显山不露水，就把自己对故乡的感受写出来了：
那些至亲的人，他们不了解我
我也不了解他们
我和他们只是互相爱着，关心着
却无法走进对方的心
等他们其中有人病了有人死了
我也不过伤一伤心而已
还有故乡，它把我养大以后，
我就飞了
等我再回来看它，我已不能爱它
我的故乡已不是我的
它土地上的树木和人已与我无关
它并不稀罕我的回来
以及那地里的庄稼
以及那庄稼围绕的坟
我已经配不上它们
我已经是一个外乡人。
我忍不住把诗发给了梁彬，隔了一会儿，他发来一个哭丧的表情说：“我爸这下没准要半年不理我了，唉！”
“怎么了？”我忙问。
“这不是我媳妇怀孕了，回家不方便嘛，我们商量后决定把我爸妈接到北京来过年。本来挺开心的事儿，我爸突然说要把我弟的两个孩子也带上。我说，我们租的房子小，一起在我岳父家过年，这么多人不方便，我爸没等我说完，立刻就把电话撂了。”
“唉，这大过年的。”我陪着他一起叹气，“那这年怎么过，就让他在那里怄气呀？”
他半晌没说话，大概是抱着头在那里郁闷。后来他突然回复说：“我不认同这首诗的后半段。”
我问为什么，他说：“我不认为，他能心安理得，做一个地道的外乡人。老家是什么？就是你的出身，你的头发，你手心的纹路。这里面的联系千丝万缕，你真以为自己能逃得脱吗？”
作者 | 张猛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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