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ve probably heard that Ben Franklin kind of proposed daylight saving time centuries before it was implemented, and that the twice-yearly switch was initially adopted to save us money on energy needs.
你可能听说过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在夏时制实施之前的几个世纪就提出了夏时制，最初采用每年两次的夏时制是为了节省我们的能源需求。
In 1895, George Hudson, an entomologist from New Zealand, came up with the modern concept of daylight saving time. He proposed a two-hour time shift so he'd have more after-work hours of sunshine to go bug hunting in the summer.
1895年，新西兰昆虫学家乔治·哈德森提出了夏时制的现代概念。他建议实行两个小时的轮班制，这样他可以在下班后有更多的阳光在夏天去猎虫。
Seven years later, British builder William Willett independently hit on the idea while out horseback riding. He proposed it to England's Parliament as a way to prevent the nation from wasting daylight.
His idea was championed by Winston Churchill and Sir Arthur Conan Doyle — but was initially reject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illett kept arguing for the concept up until his death in 1915.
七年后，英国建筑商威廉·威利特（William Willett）在骑马时独立提出了这个想法。他向英国议会提出这一建议，以防止国家浪费日光。
他的想法得到了温斯顿·丘吉尔和亚瑟·柯南·道尔爵士的支持，但最初被英国政府拒绝。威利特一直为这个概念辩护，直到1915年去世。
In 1916, two years into World War I, the German government started brainstorming ways to save energy.
"They remembered Willett's idea of moving the clock forward and thus having more daylight during working hours," explains David Prerau, author of Seize the Daylight. "While the British were talking about it year after year, the Germans decided to do it more or less by fiat."
Soon, England and almost every other country that fought in World War I followed suit.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德国政府开始集思广益，寻找节约能源的方法。
《抓住日光》一书的作者大卫·普雷罗解释说：“他们还记得威利特的想法，那就是把时钟往前拨，这样在工作时间里就有了更多的日光。”。“当英国人年复一年地谈论这件事时，德国人决定或多或少地通过菲亚特来实现。”
很快，英国和几乎所有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家都效仿了。
So did the United States: On March 9, 1918, Congress enacted its first daylight saving law — and it was a twofer: In addition to saving daylight, the Standard Time Act defined time zones in the U.S.
In those days, coal power was king, so people really did save energy (and thus contribute to the war effort) by changing their clocks.
Today, the idea of springing forward and falling back is a bit more controversial, in part because it no longer really saves energy.
美国也是如此：1918年3月9日，国会颁布了第一部夏时制法案——这是一部双重法案：除了夏时制之外，《标准时间法案》还规定了美国的时区。
在那些日子里，煤电为王，所以人们确实通过改变时钟来节约能源（从而为战争做出贡献）。
如今，向前跳和向后退的想法更具争议性，部分原因是它不再真正节约能源。
But when you hear from a time-change skeptic, consider the source and where they live. If they're from a more northerly place, they may be inclined to like saving daylight more.
It's a matter of geography. The further you travel from the Equator, the more drastic the seasons will be.
That's because Earth is tilted on its axis with respect to the sun, so the top and bottom portions of the globe receive more or less sunlight at different times of the year, making the loss of daylight hours more pronounced.
但是，当你听到一个时间变化怀疑论者，考虑来源和他们居住的地方。如果他们来自更偏北的地方，他们可能更喜欢日光节约。
这是地理问题。你离赤道越远，季节就越激烈。
这是因为地球的轴线相对于太阳是倾斜的，所以地球的顶部和底部在一年中的不同时间接收到或多或少的阳光，使得日照时间的损失更加明显。
美文阅读
㈠悬崖当前，那些体积、重量庞大的动物会心生恐惧——赶紧止步。然而，蒲公英的种子纵身跃下悬崖，会由此发现一个新的天地，然后扎下根来，开花、繁衍。一粒尘埃、一枚羽毛，也会获得重新起飞的机会。
我喜欢看这些轻微、渺小的事物，在巨大的危险面前起舞、飞翔。
㈡竹子常常要弯下腰来减轻风的压力，但风不会永远在吹，而竹一直生长，越长越坚韧。
有一位朋友的家中高悬三个大字：“水葫芦”。我问这三个字的出典，他一声不响地端出一盆水，把一个小小的葫芦摆在里面，表演给我看：他伸手把葫芦的一端按下去，另一端立刻翘高。他在葫芦的中腰加力，把它压进水底，它立刻换个地方再冒上来。这水中的葫芦是那么坚韧，那么安静，那么有自信心，无论压力从哪个方向来，绝不消沉。“这就是我的人生观。”我的朋友如此解释。
㈢一件事，如果你自己看明白了，别人的议论就不会影响你。如果他人的议论给你造成了喜忧，甚至影响你的决定，让你迟疑不决，那就说明对于这件事你还不是完全明白。
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教会我很多事，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说的都是把事情看明白。可见他和我们一样，也是这么过来的。年轻的时候有过疑惑，有过不确定，即使三十而立了，在世上做人行事有原则，知道大方向，不犯根本性的错误，然而对于生命的意义、人的责任、努力与成败的关系，还是不能把握。《易经》教会了孔子变通的智慧，一方面，他坚持理想，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就像孟子说的，有些事情，甚至是大部分事情，只能“尽心焉耳矣”。为什么？因为时势，因为客观条件，因为机遇，这些都不是个人所能够掌控的。
很小的事就能毁掉一个人的远大规划。比如说早逝，再比如身体多病，或者失明了。在乱世，在战争年代，人命不值钱，一些本来可以有更大建树的人，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哲学家王弼只活了二十三岁，诗人李贺活了二十六岁，夏完淳抗清被杀时才十六岁。魏晋易代之际，嵇康、何晏都不幸横死。弥尔顿双目失明，他的杰作《失乐园》靠他口述而由他人记录，才得以完成，这样的不幸中之大幸，千万人中不可得一。陈寅恪也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生活在还不错的时代。
宋朝江西派的几位大诗人，黄庭坚活了六十岁；二陈，陈与义和陈师道，都只活了四十九岁；曾几，像他的学生陆游一样，年寿甚高，活了八十一岁。这四位，我都很喜欢。文学成就和年岁关系不那么大，陈与义的成就比曾几大得多。但仅就个人而言，如果陈与义活到八十一岁，而曾几英年早逝，情形肯定和现在大不相同。有些人一辈子只在重复自己，那么，年岁的长短造成的区别，并没有多大；有些人不断进步和变化，那么，时间就太重要了。
人无从预料自己能走多远，如果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停滞甚至倒退，那是非常痛苦的。那就放下担子，像孩子一样自由地玩耍吧。
假如如科幻小说所设想的，存在一个平行时空，我希望曹丕多活二十年，王安石多活十年，我会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不仅仅是多出一本书或几十首诗。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与人越来越疏离，互相珍重成为奢侈的事。文化传承的本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就像生命的延续，但在今天，这样理解显得很荒唐，因为人们没有这样的意识，也没有这样的需求。
如此，就用得上古人的陈腐格言：庄敬自强。自己认为应当做的事，就做下去。
人对自己看得明白，有信心，是很不容易的事。人若想有所得，必须有忍受和坚持的准备。播下种子的人，未必可以看到种子长成树，开花，结果，但你知道这事是好的，那就去做。有些事是立竿见影的，有些则不是。但做了，你心安。人的一生，不过百年，回首去看，倏如驰马，尽到了责任后的心安，算是最好的回报。
穆旦（查良铮）先生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偷偷在纸片上写诗，家人担心，劝他不要再惹麻烦，他说：“一个人到世界上来总要留下足迹。”他的夫人周与良回忆说，他最后留下的二十多首遗作，都是背着家人写下的，“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孩子们找到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一些是已发表的诗的题目，另一些可能也是诗的题目，没有找到诗，也许没有写，也许写了又撕了，永远也找不到了。后来我家老保姆告诉我，在良铮去医院动手术前，那些天纸篓里常有撕碎的纸屑，孩子们也见到爸爸撕了好多稿纸。”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诗文集》里，收了一页《穆旦晚期诗作遗目》，说其中很多已经“轶失”。这是遗失的足迹。
多年前看歌德的自传，不怎么看得下去。现在想来，是专注于前瞻的缘故。现在学会了向后看，学会了倒退，这是我最值得庆幸的进步。五十岁对我是一个大转变，好多事情终于看明白了。其实以前也不是看不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还抱着侥幸心理，还胡乱怀着希望。希望当然是个好东西，人不能丧失希望。但关键是，不要期待和相信奇迹，希望必须建立在现实之上。有时候，人勉力向前，不免带有媚世或求实际利益的成分。认清了这一点，人就自由很多。时间之河向前，那么有时候，人的向前不过是顺流而下罢了。相反，人要向后看，向后退，便如逆水行舟，是需要勇气和力量的。
人生如戏，有人演过三幕就被赶下台， 他抱怨说，我还没把五幕演完呢。奥勒留说，人生之戏，三幕于你已是完整的，你演几幕不是你能决定的。相对于安排你上场和下场的人，你什么都不是。所以，接受事实，把你的戏演好吧。